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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说杨贵妃是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罪人准确吗?

2020-09-26 17:31阅读(66)

请问说杨贵妃是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罪人准确吗?大唐在唐玄宗手中达到了巅峰,也在李隆基手中急速坠落,我始终认为杨玉环对大唐的由盛转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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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说法。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娇媚女子,有能力扛起这个“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的罪人”的责任吗?当然扛不住!那她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当然也不是!她应该承担她自己的相应责任,法律也讲主犯和从犯不是?我们分析一下“安史之乱”主、客观原因,就会发现,主观原因就是安禄山、史思明叛乱造成的。客观原因是唐玄宗李隆基识人不明,用人不当,耳根发软,刚愎自用造成的。在客观原因里面,负有主要责任的,首先是唐玄宗李隆基;其次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第三才是杨贵妃杨玉环。读者会说,你分析的不对!我们没有必要争论,请接着往下看:

杨玉环(719年-756年),别称杨贵妃,号太真(后还俗),唐玄宗之宠妃,唐代宫廷音乐家、舞蹈家,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其父杨玄琰,曾担任过蜀州司户;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蜀州度过的。开元十七年,10岁左右的杨玉环因父亲去世,被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应邀参加婚礼活动。咸宜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看到了杨玉环,并对她一见钟情,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唐玄宗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夫妻两人十分恩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以为唐玄宗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唐玄宗一纸敕书让杨氏出家成为了女道士,道号“太真”。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然后,册立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唐玄宗自从废掉王皇后就再未立后,因此杨贵妃的地位就相当于皇后。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描述其为:“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君王李隆基不早朝的主要责任应该不在杨玉环吧?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被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加银青光禄大夫,担任宰相时。杨玉环刚进宫做太子妃,还没有“一朝选在君王侧”。况且,杨玉环也不认识李林甫,所以李林甫为相与杨玉环无关的!史载,李林甫是看不起杨家的,两家也没有交集。与杨国忠交恶、结梁子的事情,也是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年间发生的,期间杨国忠还在剑南军务了数月,杨国忠回长安不久,李林甫就病死了。所以,李林甫无论过去做过多少、多大的坏事,应该说是与杨贵妃无关的,或者说关系不大的。

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杨国忠的确与杨贵妃有关,因为杨贵妃醉卧君王怀,杨国忠才“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的。从此平步青云的杨国忠以后干过多少、多大的坏事,应该说与杨贵妃有一定的关系,但应该说关系也不太大。杨国忠靠杨贵妃裙带关系起来的不假,杨国忠做什么事不可能都是杨玉环安排的,况且军国大事也不是杨玉环能够左右的,所以,杨国忠做过什么当然应由杨国忠自己来负责。杨玉环充其量只能负责个“荐人不明,用人不察”的罪责,其他罪责怎么说轮不到她头上的。

提拔任用安禄山、史思明为节度使,都是在李林甫当政时期,应该说与杨玉环没有关系。根据历史记载,史思明没有发现与杨贵妃有什么直接联系,所以,史思明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历史上确有其事。李隆基很高兴,杨贵妃很高兴,安禄山更高兴。因为安禄山拜母换来的是皇帝颁发给他的享有免死特权的丹书铁卷。这在当时的文、武大臣中,是想得到而又得不到的极高荣誉和宠信。安禄山以后,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有一股让人疼怜的机灵劲儿。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为他们赏赐“洗儿钱”。从这里看出,对于安禄山的格外照顾,杨玉环不仅是有责任的,而且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她的胡闹,客观上助长了安禄山的嚣张、蛮横和跋扈气焰的。但在这场闹剧中,客观地说,负有主要责任的不是杨贵妃,而是唐玄宗李隆基。你想,作为皇帝,他不同意,安禄山能见到杨贵妃吗?他不同意,杨玉环能这样胡闹吗?他不同意,安禄山能得到免死铁卷吗?他不同意,安禄山能在长安有自己的府邸吗?

至于安禄山与李林甫勾结与龌蹉;安禄山与杨国忠联手与交恶;以及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发动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安史叛乱”。杨贵妃或没有参与,或没有机会参与,或间接参与,或被动参与。总之,杨贵妃卷入到了这场巨大的浩劫之中了,而且为自己造下了重大罪孽。后来什么人无论如何地为她洗白、叫屈;但是,杨贵妃都逃脱不了唐王朝由此衰败这一历史罪责的!但不管怎样,“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也绝对轮不到杨贵妃头上的。她只不过在这场大火中加了一桶油罢了。

结果是,马嵬坡下,杨贵妃马落得个“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但是,就算杨玉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也不能赎回她应负的罪过。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另据民间野史说,马嵬坡下,被勒死是一位替代杨玉环的宫女,杨贵妃则在高力士帮助下,逃到了四川,后从长江乘船逃到了日本。杨玉环从此过着她孤独、奢侈的生活,带着思念和悔恨至终老一生。但愿她后来能时刻反省、忏悔着自己造下的罪孽!回答完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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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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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杨贵妃是中华民族历史最大的罪人,那你忘了妹喜,褒姒以及千千万万个亡国之君身边的“红颜祸水”了吗?

按你的说法,那些可都是历史罪人。要论资排辈,还轮不到杨贵妃呢,毕竟大唐没有亡在李隆基手上。差点忘了,好多皇帝有龙阳之癖,那些男宠也是历史罪人。

所有这些人通通都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叫你们不贤良淑德?不合理劝谏?全都是你们的错,把我们好好的皇帝迷惑得丢了江山,亡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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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才女,什么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是谁等历史慢慢平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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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话题,九泉之下的杨玉环脑瓜子肯定嗡嗡地疼,到底做啥了,头上被扣这么大一帽子?

恕我直言,唐朝由盛转衰,杨玉环不应该负什么责任。至于“中国最大的罪人”,那更是无稽之谈,华夏历史5千年,杨玉环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说杨玉环是罪人,无非就是获得了李隆基的宠爱,交好于安禄山,通过枕头风,让李隆基安排自己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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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不是杨玉环的错,起初,那个权倾天下的李隆基,不顾颜面,强行泡了杨玉环这个儿媳妇,并身陷儿媳妇的温柔乡里,无法自拔。正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您能说,杨玉环是主动勾引公公李隆基的吗?当然不能如此说,是唐玄宗李隆基破坏了杨玉环正常的生活,杨玉环才是受害者。谁能相信,一个老头子比一个小伙子更有吸引力呢?如果不是李隆基的权势,如果不是高力士精心安排,如果不是杨玉环舞跳得不错,那么,杨玉环是很难进入李隆基怀抱的,毕竟,一个糟老头子,又是曾经的公公,让杨玉环如何投入这段孽缘?

受害者杨玉环进了李隆基的后宫,并且成了最受宠爱的人。此时,让李隆基安排哥哥当个高官,这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干的一件事情吗?


如果,李隆基是个脑袋清醒的人,会根据杨国忠的情况安排合适的职位。但,李隆基拿朝廷之事当儿戏,让没有能力的杨国忠当上了宰相,这就是李隆基的不对了,不能量才用人。

作为任何一个女人,都有可能让自己的权势男人帮助自己家里的成员,这是人之常情。至于,家里的哥哥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杨玉环没有从政经验,如何能看得出来?关于因为重用杨国忠等人而影响了朝政,这错误不能怪到杨玉环头上,老李自己得负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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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杨国忠,我们说说安禄山,此人会说,会唱会跳,和杨玉环一样,都是热衷于艺术,属于艺术圈的。

不得不说,安禄山哄女人的本事大得很,杨玉环非常欣赏。

安禄山可以进出皇宫后院,甚至可以和杨玉环“对食”。而荒唐的是,杨玉环还收安禄山为义子,还给安禄山进行了“洗三”(一种洗澡的仪式),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老安的艳福不浅。关于杨玉环和安禄山是否有奸情,争议就从未断过。李隆基大概率是被安禄山绿了。

但是,老李心挺大,看着自己的爱妃和安禄山距离挺近,不说收拾安禄山,反而给安禄山加官进爵,最鼎盛时,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这就太厉害了。

这老李眼瞎啊,看人不准,用人没有原则,安禄山不反一反,都对不起和杨玉环在一起的开心日子。



安禄山终于反了,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这和杨玉环有多大关系?是李隆基的纵容,是李隆基给予安禄山的权力过大,造就了安禄山结党聚众,最后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反了上来。

一个男人,过于纵容老婆的娘家人,不讲原则,不量才用人,导致朝政乌七八糟,应该说这男人对于江山社稷不认真,对于国家发展不重视。

一个男人,让另外一个男人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老婆的闺蜜,这是要光明正大地戴绿帽子的节奏啊!不仅如此,还给老婆的男闺蜜封官加爵,这简直是糊涂透顶。

一个男人,做事无原则,做人无底线,毫无控制力,心还超级大,这样的男人放到皇帝位置上,简直就是当时民众的噩梦。



唐朝由盛转衰,其他人谁也不用负责任,杨玉环也不用,所有的责任必须有李隆基来承担,他才是唐朝衰落的罪人。

另外,一个王朝的覆灭,动不动不要怪到女人头上。掌权的是谁?男人。做事不利的是谁?男人。用人不当的是谁?还是男人。

所以,大家不要再说妹喜误了夏朝,不要再说妲己误了商朝,也不要再说褒姒误了西周,更不要说杨玉环误了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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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室衰落的责任完全在于李隆基一人,与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无关。

寿王李瑁在姐姐咸宜公主婚礼上遇见“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族少女杨玉环时一见倾心,求母亲武惠妃求情,使唐玄宗下召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夫妻婚后夫唱妇随,很是恩爱。

武惠妃薨,唐玄宗对后宫粉黛毫无兴趣,有个丧尽天良的拍马屁者进言,杨玉环“姿质天挺”,最适合替代武惠妃。唐玄宗遂无耻地将儿媳杨玉环“召内禁中”。几年后,他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以为补偿,心安理得“册杨太真为贵妃”,对其恩宠无比,封赏杨玉环姐弟,令“姊妹兄弟皆列土。”

杨玉环恃宠而骄,“复忤旨,送归外第。”唐玄宗不舍,又召回。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父子逃蜀途中,太子与禁军首领陈玄礼发动马嵬之变,杀死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死杨贵妃。

可见,杨玉环是个苦命之人,生生被公公霸占,又被其百般宠爱,甚至背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罪人的恶名,纯属无辜。将唐王朝衰落归罪一个弱女子,无非是中国传统谬论“红颜祸水”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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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女无奈君王情,身不由己陷其中。君王沉迷醉歌舞,国家兴亡莫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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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这个问题绝对是个“挨骂”的问题!

我们就不用扯那些别人都讲过的废话了,那都是浪费时间和笔墨。@兵法天下 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一个女人可以亡国纯属无稽之谈。

  • 我们看看鲁迅先生怎么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旦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晚唐诗人罗隐这首怀古诗其实也是反思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作者借古讽今,写出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是有现实依据的。
  • 毕竟当年“安史之乱”,唐玄宗和杨贵妃西逃,很多人都认为杨贵妃是红颜祸水,所以才会在马嵬驿逼她自杀。
  • 诗人非常鲜明地摆明自己的观点:一个王朝的灭亡,归于女人的身上是非常不客观的,不过是为了给当朝的统治者开脱而已。

小节

纵观历史,从“烽火戏诸侯”开始,中国文化当中就有很多的关于“红颜祸水”的言论。但是反对这一言论的观点也是不绝于耳,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驳斥。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于女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按照矛盾论的说法,一个王朝的灭亡分为内部矛盾(内因)和外部矛盾(外因),而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

综上所述,用陕西兴平县(杨贵妃香消玉殒之地:马嵬驿)当地人的话说——简迟就是“狗扯羊肠子,胡乱联系,真真是扯毬蛋!”

@兵法天下 如是说

《恋绣衾?马嵬驿怀古》

文/@兵法天下 【原创】

独享琼苑两朝春。

倚琼栏、酣颜魅君。

羽衣舞,霓裳曲,水云裳 、波动丽云。

渔阳鼙鼓惊兵变,马嵬坡、香断玉焚。

蜀道咽、寒蝉切,雨霖铃,长恨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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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兵法天下 ,感谢题主邀答,与大家分享这一话题,文章所述,纯属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奇文共欣赏,疑意相与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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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潇生来答。

题主的见解有一定的价值,但略显偏颇。首先唐玄宗自身就是经历过武周革命,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和先天政变的雄主(所有的政变都是跟女人掐架:武后、韦后、太平公主),虽然执政末期变得昏聩,但对于后宫干政,题主难道会认为经历过母亲被武曌冤杀,伯父为韦后欺凌、自己差点被姑母废了的李隆基会放任一个很有政治远见的女人宠冠六宫么?

倘若杨玉环劝谏李隆基,那这位唐明皇难道就不会生起忌惮之心么?从各个角度看,杨玉环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傻女人罢了,这种人题主难道还指望她能为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么?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何况是一女得宠,杨家作为外戚飞黄腾达也是意料之中,但根本性的错误就只是出在唐朝的政治制度上以及唐玄宗本人的大意轻狂

刚刚经历开元盛世的唐朝,怎么就盛极而衰,中道崩殂了呢?

其实李林甫和杨国忠秉政的这些年里,唐朝国力渐颓,但所幸底子尚厚,在总体的国际形势上没有强有力的外敌,而心腹巨患恰恰就在唐帝国内部滋长着。

对于各地军队,唐王朝从不在乎所谓的强枝弱干。在唐初盛行一时的府兵制,由于刚刚经历战乱,人口和粮草都急缺的情况下,强制百姓参军是非常合适的一种手段,为唐初的开疆拓土、北击突厥颉利和薛延陀夷男,西过葱岭都历下了赫赫功勋。

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燕然,即燕然山现为蒙古国杭爱山,自东汉大将军窦宪远击匈奴,勒石燕然后,燕然就成了汉家军队心目中可以和封狼居胥一样并肩的光荣战绩,而此刻的燕然在王维的时代里俨然成为大唐王朝盛世的象征之一。

可府兵制却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迎来了停废,唐王朝想要获得更加强大的军力,而寻常百姓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尤其是唐朝所倚重的骑兵,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但战时为兵,闲时为民的百姓不可能抛弃农事,每日训练的,府兵制在盛唐反而成为了耽误农时,影响百姓正常生活的万恶制度。

杜甫的《兵车行》展现了这样一副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刑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将唐明皇改称汉武帝,唐人喜自称为汉)开边意未已……”

这时,唐帝国将承袭已久的府兵制更改成了募兵制,招募专业士兵,组建常备军。

其实这项政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唐玄宗并没有考虑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胡化汉人增多,汉人胡化严重。

汉、唐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巅峰的存在,也有着相同的命运。外戚、宦官、地方豪强(宗室藩镇)以及最为要命的胡人内迁,汉朝由于自身的强大,胡人内迁的雷一直被压在前三者的问题之下,隐忍不发直至三国之后的西晋,汉人势力严重受创之时,横空出世。

五胡乱华,就是胡人内迁的产物,这颗毒瘤一直延伸至三百年后的唐朝依旧发挥着恐怖的诅咒。

熟悉历史的各位都知道,唐朝皇族本身就出身武川贵族集团——西魏八柱国之一,是鲜卑化的汉人出身。这就导致了在民族政策上,李唐王朝倾向于胡汉一家,对曾经给汉民族带来沉重一击的各方民族,唐王朝一直秉持的是开放的态度。

天宝年间所建立的募兵制,其最大缺点莫过于兵源的混杂,唐代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胡汉不分,自太宗皇帝开始,汉化胡人不断充盈官场,甚至跻身军方大员。

其实胡人充塞朝堂,其原因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所带来的天生积弊。自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到了南北朝末期,隋唐初期,关东将领层出,北魏北周时期关东将领竟占据了满朝将领的三分之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河北地区汉人胡化,尚武之风兴起的社会现象。而在唐朝,由于李唐王室自身的原因,华夷之辨并不明显,甚至李氏自身也在为唐王朝开放的民族政策推波助澜,诸如突厥人史大奈、执失思力、百济人黑齿常之等胡人将领无不领兵在外号令一方。

到了唐玄宗时期,曾经北击突厥,东伐高句丽的铁血唐军已经不再以汉人为主,42万精锐边军及大部分军官尽是少数民族。唐帝国此时的军方高层,一位是向西拓土千里的新罗人高仙芝,一位是镇守关中防御吐蕃的突骑施人哥舒翰,另一位就是这起反叛的主角身兼三大节度使之职的“杂牌胡人”安禄山。

不知道心大的唐玄宗是如何看待如此局面的,尤其在玄宗执政后期,全国精锐都集中在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手里,且不论东北与西北战力之间的差距,但哥舒翰不仅要负责拱卫关中,仍需注意吐蕃动向,被牵制大量兵力。反观安禄山,讨平奚族、契丹后,偌大的河北道竟无一人再与其为敌。

如此局面,昏招迭出。玄宗盛世由天幸,安史之败命数奇?

安禄山出身胡人,河北道胡化严重,底层军官胡人云集,寻常士卒兵源混乱。如此重压之下,唐玄宗对安禄山仍旧信任有加,天宝元年(742年)加封安禄山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751年)再次加封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

身兼三任节度使,恐怕大家还没个概念。那潇生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三大节度使都是干什么的。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互为犄角,在后突厥建立后共同防御突厥,治所太原府。平卢节度使防御室韦(蒙古族先民)、靺鞨(女真人先民),治所营州。范阳节度使监视奚族、契丹治所幽州。

三大节度使都是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巨擘,而唐玄宗却让安禄山一人身兼三职,荣宠之致可见一斑。

在唐王朝早期,为了防御北部游牧民族,李唐王室分别构建了三道防御线:一是奚族、契丹等附属;二是营州境内归化的胡人;三是以幽州为核心构建的防御体系。而在武周时期,由于内斗严重,逼反了奚族以及契丹,营州更是被直接攻破,虽然历经维修与改建,但营州却再也没能彻底恢复过来,北方的军事中心从此更换到了幽州。

此时安禄山的老巢正是幽州地区,军事要塞自然囤积了大量军资,天予不取是为贼也,安胖子自然不会放过这到嘴的肥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要军械给军械,再加上安禄山在河北道深得人心,哪怕是安史之变过后许多年,河北道依旧称安禄山为“圣人”,威望之高世所罕见。

试问,如此局面,杨贵妃能有何作为?

如此态势,即便是太宗复生,恐怕也会大感棘手,何况玄宗皇帝不问世事多年,只图安逸享乐,早已不是当年敢在武后面前斥责武氏无礼的小小少年,亦不是当年挥斥方遒发动唐隆之变的果敢青年,被女色、权势、欲望腐蚀的他如今垂垂老矣。

就像《妖猫传》中潇生很喜欢的那句台词一样:“盛世时,贵妃是大唐盛世的象征,而如今,大唐已不再需要她。

所以杨贵妃与大唐的盛极而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如同夏是亡在氏族叛乱而不在妹喜,商是亡在征伐过甚而不在妲己,周是亡在犬戎入侵而不在褒姒。

潇生认为在古代女人可以亡国的言论可以休矣,《韩非子·喻老》有言: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的兴盛与崩溃,都绝不是一个或两个人所能影响的,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必有其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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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代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既凡是有助于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程进步的人物或集团既是历史的正面人物。凡是阻滞社会进步,阻滞社会文化文明前进的人物或集团都是历史中的反面人物!当今时代的人绝不可以以今天的伦理道德标准和是非标准去评价古人。那样做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