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环境下研究科学被烧死的布鲁诺是由于涉及到触犯基督教核心教义，同研究科学的众多人数相比烧死的毕竟是极个别事件。新教改革以后总体上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在基督教环境下研究哲学和科学的人前赴后继，其实并未完全中断，包括一些基督教教皇都有不少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中世纪教皇托马斯.阿奎纳在研究神学的时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方面也做出过杰出贡献。历史上中国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并不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环境影响，而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有极大关系，也与我们这个民族长期自我封闭，缺乏科学知识教育有关。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前，更确切地说，在美国动员八国联军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得以建立那批大学以前，中国没有进行科学知识教育的公立大学，连科学基础教育也没有，中国人对科学可以说一无所知。二十世纪初期按照美国建议派出一批孩童赴美接受教育，中国才有第一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成为近代工业的核心和引领者。此前中国根本认识不到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科举制度只会作八股文章，从未有过理性思维（包括数理思维和逻辑思维）教学和训练。及至今天，虽然基础教育都有数理化课程，但是作为理性思维基础的哲学和科学教育和训练仍然是弱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一直制约着科学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