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有材料而言，二里头遗址既不能确认为商都也不能确认为夏都。
副题中提及拙文《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这大概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论文题目中明言己说为“假说”吧。本人爱用的一个“不倒翁论断”是：（在考古与上古史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就在二里头商都说和夏都说之外，提出了一种“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书出现以前，这问题是无解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二里头商都说和夏都说，都可以归为“可知论”，只不过各派所指认的靠谱文献与对号入座的都邑所在地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下半叶，围绕此问题，学界争来吵去，几十年来不可开交，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相当一部分参与其中的学者的认知前提是：“我是真理你是谬误，我是科学的你是非科学的，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不少人把推论和假说当作毕生的信仰来捍卫。连事实与看法都分不清，只能是那个甚至这个时代教育的失败。
此题下昨天的一个新回答中提到，“教育部在这点上应该是汲取了绝对主流观点才这么写”。这是对本人上句话的最好的注脚。到现在，大家还很看重“主流观点”，这位朋友居然还有“绝对主流观点”的提法。我们还是回观下学术史吧，不妨看图说话：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我圈的所谓“共识”或“主流观点”，十几到二十年为周期一直在游移。那么，目前的“共识”或“主流观点”就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邹衡先生当年秉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信念，力排众议成为“搅局者”（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但过了不久，“（只有）二里头为夏”的观点就变身为多数派的“主流观点”；不意先生驾鹤西去不久，就又重归了少数派……
在“二里头夏都说”成为主流观点后，仍有学者坚持“二里头商都说”直到90年代（如高炜、杜金鹏先生等），甚至一直未改变其观点（如安金槐[已故]、杨育彬、殷玮璋、郑光、冯时先生等）。那么，目前为少数派的“二里头商都说”就完全不靠谱甚至是胡说八道吗？本人重提了下此旧说，就“震惊”了我圈，被认为把本来捋清的历史脉络又搞混乱了。任何时段的“搅局者”不都是往往有助于学术讨论的深化吗？
种种问题，人们都不禁要问。
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企图将“共识”或“主流观点”绝对化为定论，是目前我圈研究中值得严重关注的倾向。“共识或主流观点=定论=历史真实”的认知是否能够成立，是必须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2014年，笔者在《夏商都邑与文化》文集收录的论文中，仍认为“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那是因为笔者以为这与重提“二里头商都说”并无矛盾：各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本来就是不排他的。
笔者关于“二里头商都说”的思考，不过是在新的时点上，对既有重要假说之一所代表的可能性的提示而已。显然，其中所显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