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研究做事；
司马光研究搞人；
做事就会犯错，做的越多错的越多，如果没有圣明的老大顶着，被扳倒下岗只是时间问题。
搞人就容易了，挑毛病就是了，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轻松的了。
司马光虽然做了大官，但是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政绩，反倒斗气、争权表现积极。作为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十分不满王安石变法，时时刻刻准备尽罢新法，但他对存在的社会问题又提不出解决的办法。
王安石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变法强国当然是好事，但改革是大动作，要注意做好宣传，团结同志，注重团队协同，不能凌冬独自开，搞个人英雄主义、孤立主义，仅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是做不成大事的。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之斗，胜负不在两人，而是取决于皇上。一个帝王选择什么样的国策，决定了他重用什么样的人，抛弃什么样的人。
宋朝王安石变法确实斗不过司马光守旧。
司马光代表保守派势力，而王安石代表新兴改革势力，王安石变法十多年确实让宋朝国库变的充实，达到国富军强的目的；但是王安石变法同时也伤害了老百姓，商人，士大夫和地主阶层利益，得罪了几乎所有人，加上改革势力内部争斗，最终王安石成了光杆司今，因此最大靠山宋神宗一死，王安石就彻底失败。
事实上许多老百姓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变法本身也有弊病。
1.青苗法国家放低息给百姓本是好意，但是宫府为了创收强行摊派，要求每家每户都要借钱付息，不管需不需要，这只会让百姓苦不堪言，并且上告无门。
2.据说很多百姓自断其手以逃避保甲法，甚至有地片上报此种现象，可见该保甲法反面影响有多可怕。
3.保马法也被人诟病，本来养马需要许多专业的方法和技能，让普通老百姓参与养马，往往马没养成，反而还要赔钱，搞的家破人亡。
二.朝庭经商，市场被操纵，商人反对王安石变法
国家操纵市场参与经商，赚取原属于商人的利润，扰乱市场秩序，商人极其反对新法。市易法让宋朝朝廷直接参与经商，又利用国家层面内部信息及权力资源等，让朝庭经商赚的爽，可不知此举害了多少商人，当时许多商人血本无归，破产商人比比皆是。
三.利益受损，士大夫和地主阶层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损害士大夫和地主阶层利益，他们也积极反对王安石。
1.青苗法国家取代了地主放贷，限制了高利贷对穷苦百姓的盘剥，但是，地主利益被损害。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士大夫和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3.免役法让士大夫等特权阶层也需要缴纳免役钱，原先可是不用的，士大夫开始不乐意，更不会主动支持王安石。
四.变法人员内部瓦解，宋神宗去世造成王安石彻底失败
变法势力内部矛盾恶化分裂，王安石亲自提拔器重的吕惠卿首先发难，矛指王安石，吕惠卿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构陷王安石，又利用李士宁案件来打击王安石。变法内部人员分裂严重，变法势力内部开始瓦解，王安石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这是压倒王安石变法的最后一根求命稻草。随后，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胜利为相，王安石失败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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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可以说是亦敌亦友。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大才子，王安石的在文学上面有颇高的成就，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人尽皆知，司马光还主持编纂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又是同朝为官，本来是惜惜相惜的一对好友，但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一起变法事件使两人走向了对立的局面。
历朝历代都有变法的事件发生，所有的变法，说穿了就是要从利益阶层身上割肉，既然有利息冲突，那么必然会遭到激烈反对。说白了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王安石当然属于改革派，他主张变法，而司马光属于保守派，他主张废除变法。而且两人都非常执拗，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对自己认准的东西坚持不懈。导致双方的矛盾走向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变法初期，由于当时的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所以司马光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变法，所以毅然离开了朝廷，潜心编辑《资治通鉴》。后来宋神宗驾崩，司马光被太皇太后召回朝廷，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废除变法并且恢复了保守派人士的官职，而王安石看着自己的变法成果被毁，虽然心痛但也无奈。
最终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那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当时的太皇太后的反对，王安石识人的眼光相对较差，改革之初，一批投机分子混入了变法派阵营，比如吕惠卿，王安石不能识别，被派系斗争蒙蔽了双眼。结果这些投机分子的介入，让变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比如青苗法成了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工具。同时这些投机分子，也让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变得复杂化。最后，由王安石变法所导演的党争，愈演愈烈，那些深陷纷争的党人们，大多没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之风”，完全脱离了变法本身，而是拿变法，当作党同伐异的工具！让变法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岂有不败之理。
哥俩互掐了一辈子，无关对错，各持己见，但是他们的矛盾目的性很单纯，都是为了公义，为了国家利益，不存在个人得失的成分，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是埋头做事，不懂得用人之人。所以他不是斗不过司马光，他连手下人吕惠卿都斗不过，因为他不懂用人。
司马光写书写了几十年，把脑子写傻了。一上台就咔咔咔办掉了一堆反对派，结果事情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摸摸脑袋表示不会处理啊。
所以说不是司马光把王安石斗倒的，而是王安石自己把自己给搞倒台的。光做事不看人，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天下那么多事，你一个人不可能都掌控。不懂得用人要么累死，要么像王安石一样被自己人赶下台。
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提出过变法的思想。奈何当时宋仁宗岁数已经很大了，况且他之前搞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宋仁宗没有用他。
宋英宗是个病秧子，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咳嗽，没事儿就跟曹太后吵架，所以也不可能实行变法。直到宋神宗赵顼上台以后，王安石终于闪闪发光了。
王安石的各种政策，让宋神宗眼前一亮，这可都是强国的策略啊，所以各种对王安石提拔，为变法做准备。
司马光这帮人是顽固派，他们喜欢守旧，看皇帝如此喜欢变法派，索性就躲起来写《资治通鉴》去了，这一去就是十多年时间。
留在朝廷的，要么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要么就是不敢出声的，反对派基本都被打发走了。这么一来变法就有了基础。
王安石拜相以后，正式开始变法。可是在用人这方面，王安石算是幼儿园水平，他根本就不懂得用人。
王安石用人就一个标准，支持变法的就用，不支持的就贬。因此不少为了保住官位的大臣，都在表面上支持变法，实际上鬼知道是什么情况。
因此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等人都得到了提拔，反倒是一大帮御史、谏官都被王安石给贬谪出了朝廷。包括刘琦、孙昌龄、陈襄等御史，还有范纯仁、孙觉等谏官。
把这么多人贬谪出去，本身就已经是很不合适的事情了，一改宋仁宗时期的仁政风度。他还提拔了一大帮乱七八糟的人，北宋政坛可谓是风起云涌。
尤其是吕惠卿这个人，他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吗？根本就不是，他是一个投机商人，什么有好处，他就投靠什么，显然现在变法对他来说有好处。
安石以安国之故，始有隙。安石以安国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宋史》
得到王安石任用以后，吕惠卿很快成为了变法派的二把手。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以后，吕惠卿成为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开始利用变法打击对手，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甚至对王安石，吕惠卿都没有手软。他担心王安石回来以后，就轮不到他自己做宰相了，所以吕惠卿总是想方设法阻挠王安石回朝。
这种人成为变法的二把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能够成功，也就怪了。所以打败王安石的绝对不是司马光。
司马光没那么大本事，他是遇上了高太后而已。
王安石两次罢相以后，其实压根就没机会跟司马光交手。虽然他们政见不合，显然在前期交锋中，司马光已经败下阵来。
等到宋神宗劳心劳力变法累死以后，宋哲宗登基称帝，但是岁数太小，只能由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
高滔滔是坚决反对变法的，所以她上台以后，立刻废除了熙宁变法的所有措施。朝令夕改的局面逐渐出现，高滔滔刚把司马光扶植起来，王安石就挂了。
元祐更化的第一年，王安石就病故了，所以他没时间也没精力跟司马光斗了。那么司马光呢？其实他也是这一年去世的。
但是司马光在去世前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所有熙宁变法的内容都给废除了。等于就是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的一切成绩。
这件事纯粹就是政见问题，跟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和品行，其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此司马光当时也没有留下多少骂名。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宋史》
那么为什么现在骂司马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他们认为是司马光阻挠了变法，在他们眼里如果司马光不废除熙宁变法，那么这场变法就能成功。
这种逻辑简直可笑，如果变法真的牢不可破，就算司马光想要废除，那都是不可能的。当时变法已经千疮百孔了，谁来都是临门一脚的事情。
宋哲宗、宋徽宗抬高王安石，贬低司马光。
宋哲宗和高滔滔有血海深仇啊，他一上台就立刻废除了高滔滔的所有政策，不管好的坏的，只要是高滔滔提出的，就都要废除。
高滔滔提拔上来的司马光，自然也是重点打击对象。因此司马光在宋哲宗亲政后，被一撸到底，甚至连石碑都被人给砸了。
宋哲宗想着继续实行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所以重用张惇等人，王安石也就再次被抬了出来。到了宋徽宗时期，王安石更是被封为舒王，配享宋神宗太庙，可谓是何等荣耀。
但是到了靖康年间，王安石又被宋徽宗贬谪了，不光撤掉了王爵，而且连画像也被毁掉了，太庙也不给他进了。
所以说在宋朝，其实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态度就是褒贬不一的。当时那些亲历者都是一时风一时雨，我们后人又怎么可能看得清他们俩呢？
总结：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服务。
抬高一个死人，或者贬低一个死人，其实对死人本人来说意义真的不大，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对活人来说，意义却十分重大。
宋哲宗支持变法，所以贬低司马光，抬高王安石。宋徽宗前期支持变法，所以也抬高王安石。可是后期宋徽宗又反对变法了，所以贬谪王安石，反倒将司马光追封为太子太保，宋高宗更是将司马光弄进了太庙。
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政治服务吗？谁当权了，谁就有话语权。过去盖棺定论的是非黑白，到了新时期，依旧可以在弹指间发生改变。比如说宋高宗诛杀岳飞以后，后世南宋皇帝想北伐的时候，就开始重新拔高岳飞，一样的道理，宋朝人最会玩这一套。
参考资料：《宋史》
尽管两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私交很好。不是私敌，是政敌。然 ，利益高于一切！
王安石，子介甫。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1069年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转正任宰相。
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因为守旧派反对，五年以后被罢免，一年后 再次被启用。不久又被罢免。十二年以后，旧派得势，新法都被废除。得知此事不久，王安石忧愤而死。
司马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小时候那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人尽皆知，家喻户晓。
司马光坚决反对和抵制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先后三次写信给王安石，都收录在《与王介甫书》一文中。文中列举了新法中的种种弊端，要求他废除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则回信有《答司马谏议书》一文。对司马光的指责，一一进行了反驳，同时批评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决心变法的意志和理想。
今天读起来这些书信，洋洋洒洒，有理有据，仍不失为好文。可见二人文采不分伯仲。
后来新派得势，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这期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继位。年龄还小，就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宋神宗时期，高太后就非常反对变法，不过当时碍于皇上面子，不好太说什么。
掌权以后，于哲宗元佑年间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不久就全面废除了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变法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好的。目的是，为了大宋富国强兵，以此减轻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
好事情没有办好，变法失败还有其深层的一些原因。
- 王安石为人耿直，在皇帝面前。大讲特讲忠奸论，还告诉皇帝要小心谁 防范谁。其实这样已经犯忌讳了，难道皇帝辨不清是非曲直，忠奸不分？
- 变法期间，皇帝也遇到阻力，难免有思想动摇，犹豫不决时候。这时候王安石不是称病不上朝 ，就是以辞官相威胁。
- 以上两点，神宗也是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加之朝中保守派强烈反对，罢相，隐退，不可避免。
- 如果说宋神宗在世对他比较欣赏，有所忍让的话，那么高太后对他的最后一击，则彻底让王安石失去了变法图强的希望。
公元1086年，时年66岁的王安石，在极具争议的声音中，走完了他沧凉的一生，为什么要用”沧凉“这个词？因为在他去世之前，老一生大半辈子的对手兼朋友司马光，毅然废止了他几乎全部的”新政“变法措施，这也就意味着，王安石一生心血，最终都是付之东流。
然而，就在仅仅三个月之后，强势的司马光，也因病逝世。我在想，如果人死之后，真的会有所谓灵魂的存在，当这对斗争了大半辈子的老朋友，再次在九泉下相遇时，他们之间，会作出一番怎样的交谈？
话还要从头说起：北宋神宗时期，积贫积弱的宋王朝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宋神宗想改变局面，让王朝变得强大，于是起用王安石为相。1069年，在年轻的宋神宗的支持下，蛰伏半生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准备大刀阔斧地开始他筹划多年的变法事业。
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已经有过一次规模较小的变法改革，这冰是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庆历新政”，打算从整顿吏治方面入手，逐步改变国家羸弱，社会动荡的局面，但最终因触犯的利益阶层太大而导致失败。这也就意味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却因此迅速崛起。
毫无疑问，王安石变法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旨在振兴王朝，实现强大，但是客观来说：由于变法中存在很多的不合时宜的举措，以及不切实际的运作，极大地触动了贵族的切身利益，也损害了数万百姓的福祉，王安石最终被罢相，变法宣告破产，朝廷很快起用保守派司马光任相。
司马光眼光不如王安石长远，主张坚守祖宗旧制，他任相后尽罢新法，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政见完全对立的两个历史人物，绝对不是以谁对谁错或者谁正谁邪可以论定的，他们都有对有错，也都是当时社会的正人君子。
其时宋朝帝王虽然昏弱，但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宰相，都是无能帝王主宰下的正面人物。宋神宗既起用王安石变法图强，就应该意志坚定，制持万机，吸取变法中的积极精华，去其变法中的消极举措。若能如此，王安石变法就能成功，一味保守的司马光也无法走向政治前台。
可惜历史无法重演啊！
编辑整理：清风剑客
我来回答，其实王安石完胜司马光。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仁宗朝的进士，两人原先是好友，但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最终走向反目，但无论是神宗朝还是哲宗朝，王安石在和司马光的竞争中都是取胜的。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2岁，同样都是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都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一位是文学大家，另一位是史学大家。在宋神宗变法之前，司马光和王安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只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王安石固执坚韧，锐意进取，而司马光沉稳谨慎、老成持重。虽然两人都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但是治国理论却是南辕北辙。
治平四年(1067年) 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史称宋神宗。神宗面对的大宋是已经立国一百多年的国家了，虽然经济发达收入日增，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受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的困扰下，当时的大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宋神宗不缺乏胆识、魄力与雄心抱负。但他深知这些问题数代已经积弊良久，绝非克日可成。他需要选一位肱骨之臣来帮助他富国强兵。那么，谁是他可以依靠的肱骨之臣呢？
仁宗与英宗朝是大宋名臣辈出的时代。他们的名字如繁星般闪耀在十一世纪大宋帝国的朝堂之上。到了神宗朝，如吕夷简、范仲淹、李迪、包拯、狄青等元老相继已经故去，但依然有许多名臣依旧活跃在大宋官场上。-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富弼、张方平、苏洵、苏轼、苏辙、吕公著……
然而但这些重臣虽然鼎鼎大名，却让神宗感到失望, 他们虽然长期受儒家理念熏陶，经过几十年的官场历练，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治手腕；但因循守旧、萧规曹随、安于现状，也是他们的如今的画像。
有“真宰相“之称的三朝老臣富弼来宫中见皇帝，少年天子殷切期待这位老臣子的富国强兵之策，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
口不言兵二十年？维持安定团结就好？神宗是承平天子，但也是非常具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帝王，他是不甘平庸的，一定要励精图治、变法图强。
如今，大宋这艘超级战舰已经失去前进的动力了，必需变法改革。可那些仁宗朝的老臣已经暮气沉沉，让他们领导朝廷来富国强兵，肯定是不可能的。以唐太宗为偶像的他，迫切希望找到自己的魏征、房玄龄，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战略。
宋神宗
神宗朝——是开源还是节流？
宋神宗把目光放在大宋朝廷中生代最耀眼的两颗新星上——王安石与司马光。但两人的治国思路却完全相反。
司马光的富国强兵战略：
司马光政治主张依旧是继承范仲淹衣钵。他总结概括出了造成大宗政府财政亏空的主要问题：用度太奢（用钱太奢侈）、赏赐不节（赏赐官员不够节俭）、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可现在大宋的财政支出年年增加，节约下来的财富如杯水车薪，根本是无法解决当时的财政亏空的，靠节约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战略：
与司马光“节流”的主张不同，王安石主张是“开源”，并给出了一个令宋神宗无法拒绝的解决方案——“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使国库充足。
司马光（剧照）
当庭辩论：
于是在神宗的主持下，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昔日的好友在殿前进行了政治主张的PK。
王安石认为钱不够用，就应该增加财政收入以便应付不断扩大的开支。而司马光以传统儒家观念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多收税，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会使百姓穷困潦倒、盗贼并起，于国家无益。现在国家财政困难，钱不够用，正确的是应该节省开支。比如官员有俸禄就好了，应当免去俸禄以外的一切封赏。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远超汉唐，大臣们为国操劳，赏赐算不了什么，况且已经形成惯例。最关键的是也省不下多少费用，又徒伤朝廷大体。所以国用财政不足，就应该通过理财来增加收入。
可史学家身份的司马光对历史如数家珍，马上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下财物是恒定的，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奸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使用过的花招罢了。这导致了汉武帝末年民众不堪忍受、盗贼四起。
辩论解析：
王安石要开源，司马光要节流。按现代经济学上来看当然王安石是对的，GDP总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快速提升。可当时是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可能象现代社会那么发达，儒家观念又是重义轻利，君子不可言利，一致认为变法的财政收入就是来源于民脂民膏；后来熙宁变法确实造成大地主阶级、富商巨贾等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地主阶级、商贾、权贵阶层的利益是司马光说的民脂民膏么？平民百姓的钱那才是民脂民膏。
神宗选用王安石，开启变法时代
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节流”是几十年来的老调重弹，严重缺乏可行性，仁宗朝就已经开始节流了，效果也堪忧。神宗登基之初就请司马光主持工作，缩减不合理开支，司马光也觉得难以执行，以要修《资治通鉴》为名拒绝。可神宗需要的是建功立业、恢复汉唐故土，这番事业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援，仅仅节流，连应付当下财政支出都不够，更不用说平西夏，伐契丹。所以宋神宗选择司马光还是王安石，答案显而易见。
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中华帝国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开始了中华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而司马光在神宗一朝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洛阳编著《资治通鉴》。
所以，在神宗朝，文学家与史学家的PK中，王安石吊打司马光。
变法成果：富国
通过变法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库充裕，据记载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据记载，几十年后宋徽宗北伐都还在用神宗当年国库积攒下的财物。
“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除了国库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也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商业繁荣景象，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飞速提升。《文献通考》载，元丰年间天下垦田数比治平年间多了20余万顷。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北宋后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当惊人,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1.5石,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约30%；其他经济作物,如茶、棉花、甘蔗、桑蚕等,产量也均高于唐朝(《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
变法成果：强兵
随着变法进入军事体制之后，这样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冗兵现象但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军队战斗力也得到了提升。
王安石在位的熙宁年间两场战事也体现了军事改革的效果。
收复河湟：
宋神宗出兵河湟地区（即今甘肃临洮、兰州至青海乐都和西宁一带）经过一年多的进军、剿抚，以王韶为主将的宋军率军拓地2000余里，占领5个州，招抚控制大小蕃族 30余万帐，是太宗之后北宋第一次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并且通过这次收复河湟，达成了斩断西夏右臂之战略目的，对西夏形成包围的态势，拿回了对西夏战争的主动权。
攻破交趾：
熙宁八年，交趾起兵侵大宋。熙宁九年，宋神宗任命郭逵、燕达统兵5万出兵大败交趾军，收复失地，并攻入交趾境内，破城无数，斩交趾太子李洪真，俘左郎将阮根，交趾军损伤惨重，割地求和。
王安石罢相之后，宋神宗不但没有废除新法，而是依旧执行着变法，并在元丰年间进行管制改革。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之说是指王安石后来的罢相，王安石变法革新的国家政策并没有变化。
哲宗朝——新党还是旧党？
神宗驾崩后年轻的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离开朝廷好多年了。高太后是妥妥的旧党，召回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为相后不到一年就陆续废除了一切宋神宗与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将新法大臣全部贬谪出朝廷。不仅如此，对于西夏，司马光主张妥协求和，主动把神宗时期大宋军士耗尽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安疆、葭芦、浮屠、米脂四寨的土地，重新割让给西夏。
哲宗登基的第二年（元佑元年）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去世了。但新党和旧党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宋哲宗亲政后，又全面恢复了新法，召回新党大臣，将旧党的大臣全部贬黜出朝廷。哲宗朝依旧是新党赢到了最后。
所以，在哲宗朝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都去世了，但政治路线之争，依旧是王安石赢到了最后。
结语
无论是神宗朝还是哲宗朝，赢到最后的都是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王安石新法也给北宋带来了实际的富国与强兵。所以王安石并没有斗不过司马光。而是司马光斗不过王安石。
我是喜欢历史的前可见古人。
王安石为什么斗不过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矛盾，主要就是因为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安石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新法的内容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士大夫与大地主的利益。
当时宋朝的国策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王安石的新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更是损害了所有氏族豪绅的根本利益，遭到了除变法派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所以说王安石斗不过司马光，实际上是王安石代表的变法一派，斗不过司马光代表的大地主士大夫的守旧派。
（个人观点，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王安石为什么斗不过司马光？原因很简单，两人所处的阵营不同，王安石代表的是改革派，司马光代表的是保守派。
在古代变法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触动了原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有许多都是当权者，比如战国时期的几位法家大能主持的变法要么失败了，要么成功了之后被清算，吴起被守旧派贵族杀死，商鞅更是被实施车裂之刑罚，可见根本就没有不流血牺牲的变法。
但是王安石面对的难题显然比这个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之前的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等人就尝试过改革变法，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
可是北宋朝廷犹如一个颤颤微微的巨人，拖着沉重的身躯前行，如果不变法革新，那么大宋朝的末日也不会太晚，所以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面对宋朝的冗官等财务问题，王安石的解答思路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利用新法变相生钱，但是他只开源却没有节流，钱财始终是不够用的，而且他的青苗法等新法又触动了许多大地主的利益，保甲法又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了许多麻烦。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些内容颇有些新朝时期王莽主持改革的意味，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宋朝地域毕竟不止一州一县，而新法中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例，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变法而变法，搞得富者变贫、贫者更贫，最后饥荒一出流民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变法的根本在于团结大多数打压少数派，很可惜王安石没有领会到这一点，所以他的失败早就是注定的，就算是没有司马光，也会有其他人将他的新法全部废除，毕竟这是一种“政治正确”!
不是王安石斗不过司马光，而是王安石斗不过当时的整个社会惯性。王安石最大的功绩其实是他的变法，而并非他的诗词，诗词只是他变法失败以后对自己的一种无奈。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很多变法的负面现象的出现，也并非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缺点所致。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问题更多的是源自于王安石没有一个坚强的可以依靠的官僚体系。很多变法的内容和初衷都是好的，但是在向下执行的过程当中，王安石并不能时刻保证官僚体系中的一些官员从变法当中谋利，或者进行恶意摊派，导致农户破产。有很多人说王安石用人不行，甚至所托非人而导致变法失败，但实际上王安石所用的那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由传统的官僚体系当中选拔出来的。
他们依然是旧官僚体系的代表。他们能够跟着王安石去干，去反对自己的阶级本身已经不容易了。而且他们在整个官僚体系当中的占比一直是小部分。大多数的人都是想司马光一样较为保守的。保守并不是坏事，尤其是司马光看到王安石变法以后。由于自身的体系与社会现实不符合，从而造成了很多问题。
司马光是政治家，他并不是无知和白痴。他也知道宋朝的问题出在哪儿，但是他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会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混乱，而司马光的这种想法，也是对的。而历史事实正如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农户破产，地主逃跑。国家财政问题再一次陷入危机。司马光认为当时的宋朝应该改革，但应该从官僚开始。
而王安石认为对于官僚体系的变革，周期长，而且行动较为隐秘，一时之间虽然可以下手，达不到治标治本的目的。而且王安石作为一个变法派，他必须有一些激进的动作和成果，才会获得变法的认可，尤其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让你变法变了三五年，即使抓了一些贪官，那么你也别想变法了。正是这种被迫的功利性，王安石必须在短期内使变法产生收益。哪怕这个收益在短期内没有使民众得到而是让统治者先得到。
但是只要说到变法就意味着利益的腾挪，那些真正的保守派自然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包交给国家。虽然这些人与司马光等人的保守心态并不同，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停止变法。随着变法的深入而统治者又不能给王安石坚定地支持，所以反变发者越来越多。期间有为一己私利而反对的，也有为了国家的稳定而反对变法的。更有希望通过这种站队而获得未来发展的。总之，王安石已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