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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我觉得百度上的解释过于笼统。李晓鹏博士的解释比较充分合理。分享如下:

盛唐大军

盛唐时期中华帝国的疆域空前广大,是当时地球上最大和最强盛的帝国。但受限于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广大的疆域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

军权和地方政权分开,是帝国制度的一大基石。只有军权和行政权分开,中央的权威、皇帝的权力才能得到保障。但唐朝因为疆域很大,和边疆地区信息往来时间很长,为了方便对外作战,不得不在边疆地区放弃了这一原则,设立节度使,同时掌握地方的军队和行政财政权力,统管数郡。节度使有兵有钱,慢慢的就不再把中央放在眼里,逐渐导致了中央权威丧失、节度使军事割据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

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位于华北地区的藩镇是第一种——割据势力。他们不听从中央调遣,也不上交赋税,类似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远离首都长安的河南河北一带。他们能够割据的基础是唐朝时期河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经济发达程度已经与关中地区不相上下。同时又靠近北部边境,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兵有钱,就有了搞割据的资本。但这些藩镇并没有完全独立,中央政府有时候也会派遣一些地方官过去,或者调出来一些官员到别的地方任职。只是掌握军政最高权力的节度使中央无法委派,而是由本地的军队自行拥立。

第二种是西北地区的藩镇。这些藩镇负责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宁。西北地区边防任务很重,但土地贫瘠、气候寒冷,经济远远不如河南河北一带发达,本地的赋税无法养活边防军。这些地方有兵无钱。他们必须依靠中央财政支持,因此必须对中央效忠。

第三种是西南东南地区,这些地方赋税很充裕,但是没有边防责任,那个时候唐帝国还没有面临海上威胁。这些地方军队不多,实力不强,有钱无兵,也基本不存在藩镇军事割据。

总体而言,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主要是华北地区的藩镇拥兵自重,抗拒中央权威的局面,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安禄山本人属于那种表面上服服帖帖,暗地里争权夺利,有了实力做支撑,让他有信心用武力叛乱的形式来处理他与其他割据势力以及唐朝宰相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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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执政时为什么会有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联合契丹、突厥、同罗等少数民族,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大幕。直至公元763年的春天,史朝义无路可逃自缢而死,历时七年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那么,为什么会爆发安史之乱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从而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的盛世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的兼并,以至众多百姓迁徙流亡。均田制的破坏,导致了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了流民,损害了政权统治的基础。

另外,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也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不思进取,整日沉湎于享乐,朝政交由一帮佞臣管理,以致朝纲败坏。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为唐朝统治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二. 边防节度使权利过大,后来还发展到兼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了尾大不掉的地方最强势力。

由于唐朝的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开始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和地方军阀、将领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加之,边防设立节度使制度,使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相反,中央军数量不足质量也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的日益加深,直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在宰相李林甫的鼓动下,唐玄宗任命了许多番将为军事将领,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唐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进言,加之其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使得唐玄宗更加宠信安禄山。王忠嗣的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三. 中央统治集团的腐朽,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后期,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侫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

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以及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安史之乱对中国古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塔改变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从安史之乱起,中华文化由盛转衰,失去了汉唐的恢宏大气与自信从容。

感谢阅读!我是“当文化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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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其实不是出于天灾,而是出于人祸!

1、唐玄宗李隆基老年昏聩,又有娇妻杨玉环在侧,早已在温柔乡中流连忘返,无心处理政事。宠信李林甫、安禄山、大舅子杨国忠等佞臣,而疏远张九龄、王忠嗣等忠臣。

2、古代无56个中华民族之说。历史上的安禄山其人,本姓康,乃一突厥人,因战乱逃离突厥部落乞食到辽宁锦州,从此混迹于汉人之地,冒姓安,名禄山。此人长得痴肥,笑面虎,阴险狡诈、善于逢迎,常到长安厚赂高官,竭力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玄宗和李林甫的提携下官至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做为异姓早有不臣之心,处心积虑排斥汉臣,其手下汉臣到后来大多被其安排的胡人取代,意欲伺机而动。

3、在安禄山当节度史前10年,尚有宰相张九龄,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的汉人节度使王忠嗣,对唐朝忠心耿耿,且早知安禄山的不臣之心(其实当时只有昏聩的唐玄宗不知,朝野均知安禄山之心),尚足以掣肘安禄山,但随着唐玄宗疏远张九龄、李林甫陷害王忠嗣致王被罢免,安禄山终于无人能控制,直至打入长安时唐玄宗仍不敢相信,悲乎!

4、最后,唐玄宗的大舅哥子、杨贵妃的亲哥哥杨国忠也是祸国殃民之徒,与专权的李林甫、反叛的异族人安禄山,都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

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而今的新中国除了56个中华民族,应警惕外国移民或难民的涌入而多出第57个民族,保护来之不易的安宁!不知本人是否是个种族主义者,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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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而衰本是自然,大唐帝国的崩溃责任实在不能全部归结于玄宗一代。


唐玄宗李隆基,唐朝来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位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能,以无为而治改善民力,以经济措施打击豪强,以军事力量扩张领土维护中央集权,将经历多次内战的唐朝完全恢复并且达到了高潮,公元712年到741年,这一段时间史称开元盛世

然而玄宗后期宠信奸臣后妃,疏远政事,朝政日非,终于在公元75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不可一世的大唐帝国由此受到重击,盛极而衰,期间虽有宣宗等短暂中兴,但再也回天之力。

唐朝的衰败原因是多元的,安史之乱的爆发也不是唐玄宗一个人的责任。

安禄山造反,依靠的是自己身兼三地节度使的强大兵力,实际上节度使掌兵早就在隋朝末期就出现了,由于玄宗不断对外用兵,周边特别是东北少数名族反抗势头极大,这就给安禄山一人兼任三地节度使统一指挥并增加兵力提供了借口。

安禄山的叛乱只是一个导火索,安史之乱背后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这也是为何安禄山造反后长驱直入,能够一呼百应的原因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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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为何会发生?唐朝到底为什么由盛转衰?这其中的缘由,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真相究竟如何?请跟随我一起,回到唐朝探个明白!

话说唐玄宗天宝14年11月初9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军士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浩浩荡荡的”安史之乱“由此产生。安史之乱,简而言之,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和进行的叛乱战争。


说道安史之乱,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任宰相,叫做李林甫。他的背景很厉害,是唐朝宗室,唐高祖李渊堂弟长平肃王李叔良曾孙,画家李思训之侄,背景很硬,很有力量。

李林甫在位时期独握大权,蔽塞言路,排斥贤才,使得当时的朝廷一片乌烟瘴气。而且在他那个时候还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重用胡将,在军队中提拔胡人。这个政策后,很多胡人将领当上了将军,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高仙芝、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而日后引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李林甫提拔起来的。


唐朝时期,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人尽皆知。唐玄宗也算是一位比较贤明的皇帝。唐玄宗对江山多情,对杨贵妃多情。由于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不理朝政,政治十分腐败。

皇帝耽于享乐,朝政混乱不堪,使得中央朝廷对于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根本没有防范。唐明皇又在边镇设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人。节度使后来又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唐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内轻外重的不利局面,而权力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尤其是独掌三大军镇的安禄山已经开始滋生出野心,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了,人们不懂战争,听到安禄山叛乱爆发,朝廷一片动荡惧怕。宰相杨国忠的瞎指挥乱参谋造成潼关失守。


唐玄宗向四川逃跑,马嵬驿兵变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逼杨贵妃自杀,一代美人,竟成了最终的牺牲品,真是可怜、可叹!


编辑整理:清风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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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募兵制的实行,使得精兵强将集中在边疆,中原军队空心化。

唐初以来,府兵制作为中央军队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强干弱枝”军事态势。 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作为土地分配制度,唐初经过隋末动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户,而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征兵的基础。

而从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失地农户再也无力负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府兵制的基础渐渐崩坏。

唐玄宗继位后,府兵制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开始以募兵方式遴选宿卫边疆的士卒。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而这些精锐军队普遍集中在帝国边陲,中原腹地反而军队减少。形成了强枝弱干的局面。

现实原因,唐玄宗后期朝政腐败。中央对地方将领控制力减弱。

此前边疆军队供应的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如果这两点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安史之乱能否爆发还得另外一说。

但很快制衡边将的最后两项依仗也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从李林甫打破“出将入相”制度开始的。唐朝初期,领兵的将领由中央指定,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兵卒各归其家,由折冲府管理。而坐镇边疆的将领,功勋卓著、深敷人望的会被朝廷选入朝中为相。

这种“出将入相”的惯例不但让边将有了位极人臣之路,也让中央能够详细了解边关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为了长久的把持朝政,大肆任用胡将。他向玄宗进言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以为然。 不过,李林甫推荐任用胡将并不完全出于公心,虽然胡将领兵确实很能打,但同时,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将显然也没有能力入朝为相,这就变相巩固了自己的相权。

出将入相制度的破坏,割裂了中央与边疆的互动体系,让边将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此后,财政权也逐渐由各边疆节度使掌握。手握重兵的边将掌控人权、财权、军权,叛乱肯定会爆发,唯一区别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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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汉朝七国之乱、晋朝八王之乱的情况一样,唐朝安史之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地方权力过大,而导致他们有和皇帝在皇位上拔河的想法,只是不同于汉晋而言,安史之乱的发起者是一个混血胡人安禄山而已。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其之前是天下大治的开元盛世(历史上被称为盛世,而且名副其实的,莫过于隋唐两朝),而在其之后,却是唐王朝国都六陷,天子九迁,大唐天子成了过街老鼠,自此走向了衰败。

安史之乱的源头,来源于唐玄宗时期的兵制改革

府兵制和募兵制,这是唐王朝不断交替的两个军事制度:

  1. 府兵制源于西魏宇文泰时期,士兵们世代为兵,不需生产就能享有特殊津贴和地位,这虽然在短时间内能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可长此以往(一般是天下平定之后)势必会过度浪费国家资源,所以府兵制在隋朝时期就被破坏殆尽;
  2. 可到了隋末乱世,为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唐高祖李渊又恢复了府兵,将关中地区设置了十二道军府,由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人各自开府领兵。到了唐太宗时期,为了防止军府实力过强,将全国分为十道,将十二军府划分为643个折冲府,而作为唐朝心脏地带的关中,则设了261个,占全国军府近一半的份额;
  3. 折冲府直属于中央管理府兵,一旦发生战事,以皇帝敕书、虎符、选将为准,由兵部下达,调遣、征发等,由州刺史、折冲都尉一起验证无误后才能发兵,等到战事结束,军队就地解散回各军府,将帅回去朝廷交差,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认将的情况,使中央牢牢掌握住了枪杆子。

这是自西魏以来的府兵制的一次很有效的改革,防止了边将权力过大而导致尾大不掉的情况,两宋、明清都相继引用:

府兵之道,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


在唐初,府兵一般都是三年选择一次,此后终身服役,虽然不吃朝廷俸禄但也不用交税,除了在“番上”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本乡本土耕地作田。所谓“番上”制度,就是轮番抽调各地府兵,到其折冲府所在兵营或者是边陲重镇服役,大概为五个月征发一次,其征发次数虽要去的地方远近而定,而且有时间遇到战事吃紧,受到征发的府兵还能免除番上任务或者给钱免番,以便让刚遭受战事的士兵得以休息,恢复当地的生产。

可是不管多好的制度,在时间的影响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唐朝府兵制到了武周时期,就开始衰败了。由于武周时期对外战事增多,被征发的府兵无法得到替换,甚至于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况(家里年轻人去番上,可老年人还没回来)。

众所周知,古代男丁对家庭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产,尤其是中青两代,当这两代都因为战争而无法回来时,势必影响到家庭收入,特别是朝廷规定府兵的主要来源在于富户,而富户当兵本来就是奔着不用交税和高人一等的地位而去的,现在家里当兵的回不来,家族府兵地位岌岌可危,如此一来倒不如直接不做府兵,按时交税,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也就是这样,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因宗室、贵族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免税的权力被废除,既要交税还得服兵役,百姓纷纷逃亡,到后来已经出现了折冲府没一兵能够上任的情况,到天宝八年唐玄宗停止上番,取消轮调,先暂停了府兵制度再说。

府兵制虽然被迫停止,可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在宰相张说的提议下,唐玄宗只能转向了另外一个军事改革:募兵制度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京兆等州招募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分十二卫,每卫一万人,分六番服役,称为彍骑。虽然募兵制和府兵制一样,都有土地、番上等权力和义务,可募兵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限于富户,自由招募、专门负责宿卫,不用征调、只有当了募兵后才授田,一旦提供不出募兵的话,则土地回归国有。

虽然募兵制的运作解决了中央无兵可用的窘况,可却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中央军队充足,可边境重镇却无兵可用,这是类似于后来宋朝强干弱枝的做法。而在此之前,三国时期的曹魏同样采取了这种制度,其结果就是:每当边境有事,都需要从中央调动大军围剿,可出兵、出粮、选将,一连串的手续下来,等到大军到达战场时,对手早已纵掠而去,白白浪费了军机,曹魏国力远胜于蜀汉,可诸葛亮五次北伐,每次都害得曹叡空耗国力,又无法一战而定,其原因就在于此。

而各地虽然也有不少由地方富商集资组建的团练兵,可战斗力肯定无法与实实在在的中央政府军相比,而且这地方兵也多是富户们用于自保,免受外敌入侵的看家护卫,自然也不存在和中央军配合的情况了。所以唐玄宗又不得不把权力下放,设立十大节度使:

  1. 由北至南分别为: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十位,就地招募边军以御外敌,十大节度使所有的兵力共计四十九万;
  2. 其实节度使的设立主要还是要解决边境局势,按理说这十大节度使如果分兵而设的话,一个节度使的力量也不过才五万人不到,而中央彍骑有足足十二万,足以应付单一节度使的反抗;
  3. 事实上,放权于当地的做法,唐太宗李世民就做过了,除了设立道之外,李世民还在边境靠近外国的地区设立都护府,一直到高宗时期共有十个都护府,而且不管民事只管军事,由朝廷委派的刺史和当地太守实行监督;
  4. 所以唐玄宗设立节度使的情况并没有什么错,甚至于可以说他只不过是以节度使取代都护府而已,可是他做错的一点就是:过于信赖节度使,而导致他们得以手握数镇大权。以朝廷彍骑人数来看,对付一个节度使有余,两个就有点力不从心,到三个可就不行了,偏偏引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李隆基过于偏信偏听了,除了懂得献媚于上、行动于下的安禄山之外,在此之前,有开元天宝第一战将之称的王忠嗣同样也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如果不是王忠嗣家族为唐朝名门,一门忠烈,自己又忠心耿耿的话,恐怕所谓的安史之乱就得改名为忠嗣之乱了,这一点其实和李隆基过于相信地方节度使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发难,但只要李隆基这种性格不变的话,迟早还会有其他节度使作乱的。

除开安禄山之外,还有一个李林甫,这也是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人物

事实上,节度使一职设立于李世民时期,起先的名字为大总管、大都督,到睿宗时期正式定名为节度使,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当地的军事,其民事、财务皆无法涉及,此外还有采访使、观风使等职位,由朝廷任命,代天子巡视四方,事毕回朝述职,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可是到了玄宗时期,为了免除多重制约之下导致方镇的军事行动,于是给予了节度使极大的权力: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当然王忠嗣、安禄山等人身兼数个节度使的情况,朝廷也是看在眼里的,天宝年间的宰相李林甫、张九龄就曾上书,分别指出王、安二人的危害,而忠心为国的王忠嗣也上书向李隆基说明安禄山的不臣之心,可惜的是,李隆基相信了李林甫而漏掉了张九龄,他将忠心的王忠嗣罢黜,反而提拔了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取代其地位,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李林甫之所以罢免王忠嗣而支持安禄山,无非只是因为他和寿王李瑁关系较好,而王忠嗣与太子李亨亲近而已,而李隆基罢免王忠嗣而相信安禄山,同样无非是因为安禄山比王忠嗣要听话,要会做人,不像王忠嗣那样敢于犯上罢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做了四十年太平天子的李隆基,早已不复年轻时的机智和敏锐,他早就把安禄山、李林甫这些人当做自己的亲人,以至于到最后,安禄山的军队都打到洛阳了,李隆基还不相信是他在作乱。

而之后接替李林甫掌握大权的杨国忠又和安禄山不和,靠着妹妹杨玉环大吹枕边风的机会,使得李隆基又开始冷落安禄山,提拔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而不是像之前罢免王忠嗣后,将河东节度使一职交给安禄山一样,其目的就是让郭子仪成为阻挡安禄山的一只拦路虎。当然杨国忠此举也是为了扶立服从自己的节度使,他和李林甫两人虽然政见不合,可祸国殃民的愚蠢却是如出一辙:李林甫害王忠嗣被罢免,杨国忠害哥舒翰被捉拿,被安禄山攻破了潼关,本来可以很快平定的安史之乱才这样又延续了七年之久。

总结:安史之乱其实不是出于天灾,而是出于人祸,反叛的安禄山、专权的李林甫、杨国忠都是造成这一祸患的人,而高居于三人之上者,唐玄宗李隆基之过才是最大的

如果不是唐玄宗将三镇权力全部交于安禄山的话,假如唐玄宗能多一点听从王忠嗣、张九龄的谏言的话,安史之乱其实根本就爆发不起来,就如唐朝救时宰相李泌所说:“向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

李隆基设立节度使之职,有他的无奈,也有其优势,比如身兼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就是一个极难得的、既忠心又可靠的人才,可是所谓“人心隔肚皮”,安禄山在李隆基面前的作秀也实在是过于逼真,以至于造成“人人皆知安禄山反,唯独李隆基不知”的局面,而李隆基老年昏聩,早已在温柔乡中流连忘返,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正如前面所说,就算没有安史之乱,以李隆基的昏庸,迟早也会有王忠嗣之乱、郭子仪之乱、其余节度使之乱等等,只是因为王忠嗣、郭子仪守节持重,一心为国,而安禄山出自于少数民族,对家国情怀的感情淡泊加之野心膨胀而已,才会让他发动战乱而已。要说到底,这还是因为古代封建社会下,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从而很容易导致一叶蔽目的弊端。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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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局面,但是他在晚年深居宫中,醉心声色,不理朝政。在政治、经济、军事多种因素的融合下,唐玄宗统治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政治上,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腐败,朝政被权臣所把控,一片混乱,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在经济上,传统的“均田制”早已被破坏瓦解,土地兼并现象的大肆发展,使百姓们生活苦不堪言,在军事上,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很难再进行下去。

一、“安史之乱”爆发的政治原因

(一)吏治遭到破坏

在土地兼并运动的发展下,大官僚、大地主以及部分贵族占领了大量的土地,把控了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在经济实力崛起的同时,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也随之提高。

开元后期,中央政府当中宦官擅权现象极其严重,比如说唐朝最著名的宦官高力士,在当时四方进奏,不问大小都要呈交给高力士,之后唐玄宗才看得到奏折内容,当时的肃宗太子也要称高力士一声“二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在地方上,有很严重的“卖官”现象。这些通过姻亲或者是财富爬上高位的官员,也常常会通过同样的手段来聚集财富。据统计在天宝年间,朝廷中的官员总数达到了36万多,这比唐太宗时期要多出近百倍。

除此以外,这些奸臣、宦官集团还常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残害了很多正直朝臣。比如说著名的丞相张九龄,在当时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士人阶级人人自危。

(二)统治者任用奸佞

唐玄宗晚年朝廷政治极其混乱,但他对此视若无睹,怠于理政,国家政务被权臣、宦官所把控。

首先是把控政局近二十年的丞相李林甫,他本身极具政治才能,在他的领导下唐政府编定了《唐六典》,整个朝堂中形成了“中外迁出,皆有法度”的政治氛围。但是,在他把握朝政时期常常排斥异己,迫害贤良,这给当时的朝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和李林甫相比,杨国忠政治才能极低,在杨贵妃这个靠山的支持下,杨国忠才得以身居高位。在李林甫去世之后,朝廷中能与他抗衡的大臣只有安禄山,为了能够独揽朝政,他曾多次向唐玄宗上奏安禄山谋反,甚至曾派兵围捕安禄山的亲信。可以说安禄山谋反的直接原因就是杨国忠的激化,安禄山在反叛时的口号之一也是“诛除杨国忠”。

(三)地方势力的壮大

唐朝初年沿用的是隋朝的州、县两级的地方制度,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各州县,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工作的纷杂。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地方,减少中央政府的工作量,在唐太宗时期曾派出十三位亲信大臣代表皇帝巡幸地方。这种制度十分有效,到了唐玄宗时期,曾设立各种“采风使”负责替皇帝巡查地方。

唐朝时国土面积极其辽阔,中央距边境地区距离十分遥远,因此中央在向地方拨钱时十分费力,效率极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政府将过去只负责军事的地方将领提拔为地方长官,由地方长官统管收税和开销。这种做法省去了押解军费物资的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

同时这一政治制度为地方藩镇的独立奠定了了物质基础。但是这个也导致了地方藩镇与中央的联系减少,对中央的依附程度降低,除此以外也造成了各藩镇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比如说处于河北地区的三个藩镇发展状况就极好,这三个藩镇所处地区自古以来粮食产量就极高,同时人口众多,自然所汇集的财富也极其丰厚,而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的西北地区,就并不是这样了。由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加深了地区间的矛盾。

二、“安史之乱”爆发的经济原因

(一)均田制遭到破坏

唐朝初年,由于多年战争国内人口十分稀少,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在这种条件下“均田制”可以有效实施。在“均田制”的推行下,封建小农经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唐朝初年,由于“均田制”的实施,整个社会一片祥和,“耕者有田,劳者有获”。人人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但是国家所掌握的土地必然是有限的,到了武则天执政后期这种现象就愈发明显。到了唐玄宗时期,“均田制”更是受到了摧毁。

(二)土地兼并

唐玄宗时期,随着“均田制”的发展,社会生活繁荣,不过很多富商大贾、朝廷大臣沉迷于奢侈享乐,这必然需要大量财富的支持,为了获得大笔的财富,民间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当时的王公贵族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掠夺民间百姓的土地,据《新唐书》记载当时的大官僚芦“占良田数百頃”,唐玄宗对于这种现象见怪不怪,甚至称赞僚芦为“多田翁”。

除了官员以外,皇宫里的宦官也依仗权势抢占民田,据《新唐书》中记载当时京城郊外一半的土地,都被“中人”所占。除此以外僧侣、富商也常常通过各种手段吞并民田。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到了天宝年间这种大地主阶级把控了国家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矛盾被大大激化。

三、“安史之乱”爆发的军事原因

唐玄宗在统治初期十分勤勉,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开疆扩土,但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随着疆域面积的扩大,中央对地方控制的难度也在渐渐提高。

唐玄宗时边疆问题十分严重,在东北有契丹的威胁,北边有突厥,西边有吐蕃,南边有南诏,可以说当时的大唐王朝处于一片四面楚歌当中,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维护边境的安定,唐朝政府决定实施藩镇制度。

在藩镇制度当中,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设立藩镇,指派节度使。各藩镇由节度使负责自行招募士兵,守护边关,朝廷为他们发放军饷。这一制度在实施初期是很有效果的,唐朝的军队战斗力迅速提高了起来,契丹,突厥等军队被一举赶出境内。

但是这一军事制度也存在弊端,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下,中央财政压力迅速加大。在过去的“府兵制”当中,只有打仗时中央才给士兵发放粮饷,打完仗之后士兵们各自回家耕种土地。但是“募兵制”的士兵属于一种职业,朝廷需要一直给他们发放粮饷,这给当时的唐朝国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总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明皇时期之所以会爆发“安史之乱”,这和当时均田制至下小农经济被破坏的现象是离不开的,随着大地主大官僚阶级垄断土地,经济发展陷入恶性膨胀,国家政治军事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在这种经济现象下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矛盾加深,可以说即使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将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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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执政时为什么会有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指的是唐朝时期,唐玄宗在位的755年到唐代宗在位的763年,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起的唐朝内部的叛乱。由于发生在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发生的背景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建立一百三十多年后,经过李世民励精图治的贞观之治,一直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朝达到鼎盛之世,唐玄宗执政的末年。

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如下:

社会层面

贫富差距大

此时的唐朝在各位领导人的治理下,确实达到空前繁荣的局面。经济发达,人民富裕。

但是,封建社会,土地本就大部分都掌握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

而土地私有,加剧土地兼并,土地兼并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土地流入富商,官僚的手里,没有土地的农民变成流民。

越来越多的人温饱成了问题,大量流民会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

国家层面

领导人渎职

唐玄宗执政早期,在贤相姚崇,宋璟的辅助下,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把国家打理的井井有条,也让唐朝达到了最盛的开元盛世。

但是,随着姚崇,宋璟的离世,可能是没有人监管了,也可能是前面太劳累了,想要放松下。

唐玄宗对朝政越来越不上心,不仅开始沉迷享乐,还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小人。形成了朝政混乱,奸臣当道的局面。

将相之争

安禄山出生在西域,继承了西域人的骁勇善战,从军后屡建奇功,他也一路升迁,高歌猛进,被封为东平郡王,还兼节度使,这属于军政长官的职位,手握地方重兵。

李林甫任宰相时,口蜜腹剑,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唐玄宗怠政,他在朝中可以只手遮天,翻云覆雨。

为了阻止安禄山拜相的可能,他让玄宗放安禄山在边疆,以致安禄山的兵力达到将近20万之众,拥有兵造反的资本。

宰相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权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加入了跟安禄山争权。

权力中心腐败

唐玄宗玩忽职守,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宠杨贵妃,这些人骄奢淫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使整个朝廷都处在腐朽之中,国家的统治都充满腐败。

兵制改变的失败

每个朝代为了稳定国家的安定,都会在中央设置一定的兵力,唐朝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中央的兵力越来越多,颇有威胁中央的形势。玄宗本意是削弱对中央威胁,便把一部分迁往边境,造成了边境军力强盛,中央兵力日益下降的局面。中央兵力匮乏,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一场叛乱,这也为战乱爆发埋下了隐患。

个人层面

安禄山本就不是可以信任的人。

安禄山是少数民族人,通晓多种语言,早期是个牙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买卖的中间人。

这种人心思灵活,能言会道,巧言令色。初入军营,就知道讨好上司,投其所好。

他兵力强盛,将近20万,有造反的资本,而他也确实早有反心。

史思明是安禄山的同乡,在安禄山反叛后被其拉拢,一起成了叛军的领导人。

影响

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了,但安史之乱对整个唐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之久,叛军一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国家为了平定叛乱,也花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百姓深受其害。

战争经过的地方,民不聊生,百业凋零,给国家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由于安史之乱发生的地方基本都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导致唐朝的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

而兵力大部分都用在集中对付内乱上,对外的军事防御力量减弱,边疆隐患加剧。

内忧外患之下,拉开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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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的社会矛盾在唐明皇时期的集中爆发,包括中央和地方、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唐玄宗时期任用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是个名副其实的奸臣,在朝期间只顾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然而,与李林甫相比,之后上任宰相的杨国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嫉贤妒能,唯恐朝中不乱,造成了严重的势力分割,唐朝矛盾重重,安史之乱就在奸臣当道的时节爆发了。

人民与统治阶层的矛盾激发

开元时期的唐朝经济发展迅速,但在这盛世的背后有一个严重的弊端――土地兼并。这使均田制被破坏,大量农民失去了田地,到处流散,这是社会动乱的开始。

此外,唐朝的统治阶层越来越腐朽,君主唐玄宗由早期的明君变成了后来的不问朝政、整日沉迷在酒色之中的皇帝。而皇帝之下,奸臣杨国忠任职宰相,结党乱政,杨氏权倾朝野,杨贵妃的一大家子肆意挥霍唐朝国库,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此时的唐朝统治集团荒淫无度,被权欲充斥着头脑,丝毫不管国事。

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承受负担的自然是下层的人民,由此,唐朝的社会矛盾在唐明皇时期大大加深。

地方势力的做大严重威胁朝廷统治

唐朝前期的兵制是府兵制,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在农活空闲的时候,由专业机构“折冲府”负责农民的选拔训练,在有战事时,由农民参军进行战争。之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农民流散严重,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招募饥民流民参军,这些原是流民军人被地方的军阀利用,通过收买发展为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充之下,地方军阀的势力越来越大。

据统计,在天宝元年的唐朝军队中,地方军队的数量已快达到唐军总数的九成,而安禄山掌管的军队约是地方军总数的三成。此时唐朝的中央军不仅数量少,而且战力弱,无法制约地方势力。随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的不断加深,动乱就这样产生了。

尖锐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冲突

唐玄宗统治后期,朝中奸佞当道,互相争权夺利,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的逐渐激化。如李林甫与杨国忠、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明争暗斗。此外,安禄山与另一派节度使哥舒翰素来不和。君臣、文武、各派别之间的种种矛盾使此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斗争日趋尖锐。

总结

安史之乱归根结底是唐朝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为了争夺权力,他们各自费尽心机,引发了以安禄山为首的地方势力起兵反唐。而唐明皇后期的昏庸统治是这场动乱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奸相李林甫的谗言下,唐明皇重用胡人守边,并且放任他们佣兵自用。唐明皇不顾高力士的忠言,对安禄山过于宠信,疏远忠臣良将王忠嗣,失去了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的力量,安史之乱就在此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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