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以培养圣人为目的,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内圣外王。可是两千多年历史,称上圣人的就那么几个人,假道学伪君子反而到处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南宋江西婺源人,世称“朱子”,可以说是继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被辛弃疾赞曰:“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道德上要求非常苛刻,他还用程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劝友人的妹妹守节,可是他自己是怎么表现呢?
《宋史》卷三十七有载:“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指的就是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两条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说的就是朱老夫子勾引尼姑做小老婆以及与儿媳妇“扒灰”之事。有人说这是“庆元党案”的陷害,可是朱熹在给皇帝的罪己表上对此事“供认不讳”。存自己的天理,灭别人的欲望,这都是假道学伪君子的基本表现。
明朝推广程朱理学,结果就是假道学伪君子横行泛滥。
明朝思想家李贽最痛恨那些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李贽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
清朝学者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一针见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 其谁怜之”。
儒家文化容易产生伪君子的原因就是以德治国。
《尚书·周书》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德治国”是儒家的基本主张,也是儒家两千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德字最早出在先秦的《尚书·尧典》,原文讲:“曰若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殷朝灭亡后,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开德治之先河。
孔子进一步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礼法合流,《唐律》最终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
儒家“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把国家的治理、社会的安定,寄托在“圣人”、“贤人”、“君子”的身上,因此,儒家的“德治”,就是“人治”,“人治”最终的结果是专制,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历史,儒家的“德治”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御用工具。
“以德治国”维护的是等级制度和特权。儒家一方面讲“以德治国”,另一方面用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等伦理道德牢牢捆绑在大众身上。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以德治国”先天不足,建立在道德是万能的基础之上,这好比高楼建在沙滩上。圣人君子永远是少数,“路之人可以为尧舜”不过是个美好的理想。人性的本能和弱点,单靠道德是约束不了的,也是改变不了的。儒家总是以道德为出发,以道德为归结点,但是忽视了现实操作困难,道德要求人们高尚,而事实上却不可能人人高尚。
正如胡适所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