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首先.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其次.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再次.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
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国”.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1840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1851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最后.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时必须指出并应加以谴责的.
结论: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的观点进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