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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江苏应天(南京)建立了明朝。在建都的问题上一直都沒有拿定主意。他曾经打算采取两京制,即以开封为北京,应天为南京,认为这样可以兼顾南北,确保安全。因为在北方,有退到漠北的元朝皇室建立的北元,不甘心失败,随时准备南下。但是,在南方江淮一带,局势也非常不稳定,所以,朱元璋在应天建都以后一直沒有将都城北移。对于北方,朱元璋只得利用藩王,给他们用兵的大权以防御北元的侵犯。“靖难之役”(公元1399年1日3日),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他就是驻在北京的藩王。他当了皇帝,北京的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巩固北部疆域和加强北方的统治,他决定把都城定在北京。

明成祖朱棣在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有:(丨)继续削藩。先后把封在北方的诸王迁徏至南方,如徏谷王于长沙,徏宁王于南昌,削去辽王、代壬的护卫等。又处置齐王于京师(南京),不使离朝,有的藩王被废为庶人。从此分裂割据势力更加削弱,军政大权再度集中于皇帝手中。(2)进一步调整中央行政机构。设立内阁,内阁成员由皇帝选拔翰林院等和衙门的小官担任,可参机务,做顾问,在皇帝的指挥下协理政事。(3)重用司礼等监宦官,给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隐事诸大权。又在北京成立东厂,由宦官统领。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厂卫的出现,标志着君主专制的加强。(4)军事上,卫所制度发展得更加完备,军屯也更有成绩。洪武时,京师设五军营,永乐时,除神机营有扩张外,还有三千营等。(5〉迁都北京。明成祖经营北京数十年,早就计划要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明政府正式以北京为京师。在当时形势下,永乐迁都有利于抗击从北边袭来的蒙古人的威胁,又能进一步控制北方地区,对于巩固边防以及维护全国的统一都有积极意义。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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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朱元璋建国之后,就建都在南京。一直到了朱棣发到“靖难之役”后,才把首都迁到了当时的北平,改名北京。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自身和朝廷的安全。在当时,南京是建文帝的老巢,守旧势力根深蒂固。朱棣虽然夺得了江山,可是建文帝下落不明,一直成了朱棣的一块心病。

再加上,在朝廷的老臣中,有很多人对朱棣夺位的行为不予认同。朱棣虽然使尽了手段镇远,可是依然不能让大家信服。朱棣住在南京,寝食难安,日夜怀念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所以,最终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为了维持加强南方的统治,朱棣在南京还留下一套统治班子。

朱棣迁都北京,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边疆的安全。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的内陆的主要威胁。北京控制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的边防重镇。朱棣建都于此,开启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先河。三是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逐渐强盛,朱棣为了防止后患,决定先下手为强,对其进行讨伐。谁知道,他派出的大军吃了败仗,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朱棣闻知后决定御驾亲征。他迁都也是为了北伐做准备,把北京作为战争的主要后方基地。

朱棣迁都后,对中国北方的边疆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棣连续发动了五次北伐,给了蒙古势力一沉重的打击。北京作为朱棣的首都,也作为他北伐的基地,在军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朱棣将国都迁到北京,对国家是否真的有利,它给明朝带来了多少影响呢?

我们看,朱棣迁都是出于他的打算,但是,他迁都的理由十分牵强,很多人都表示反对。他的儿子在登基后就想把国都迁回南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在后来的皇帝,由于局势稳定,也就没有再说迁都的事情。定都北京,对于安定北部边疆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有着很大的弊端。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偏处明朝版图的东北一隅,地理位置不佳。它偏离明朝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而且粮食物资不能自给。为了向北京运输物资,将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其次,定都北京,在朱棣的时代是有好处的。朱棣的时候明朝势力强大,处于军事进攻状态。可是,一旦明朝的势力衰弱,靠近边疆的弊端就暴露出来。在明末,清军数次入关,北京四周被劫掠一空。明朝的正常执政秩序都无法保证,何来稳定反击。

第三,明朝定都北京,等于只能依靠燕山山脉与敌死拼,根本就没有战略纵深。后方的所有地利,长江黄河都成为了摆设。一旦国都失陷,根本就没有复国的机会。到明末就上演了这一幕。明朝的北京陷落后,连南宋的局面都形成不了,只有彻底灭亡。

因此,朱棣迁都北京是利弊参半的。他在迁都的时候,明朝处于军事实力鼎盛时期,处于战略进攻状态。这时,以北京为都城,对他的军事行动是有利的。但是,朱棣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根本没有想到,如果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下,该如何应对。

这样,在明朝末期的时候,由于明朝的国都暴露在清军的兵锋之下,同时又遭受着农民军的压力,被搞得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屡屡在对农民军取得优势的时候,清军入关威胁北京,逼得明朝抽调军队勤王,使得农民军死灰复燃。可以说,明朝就是亡在清军和农民军的内外夹击之下的。这跟明朝建都北京,没有战略纵深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而且,朱棣迁都前,还做了一件错事,使得建都北京,缺乏战略纵深这个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朱棣放弃大宁,将这个地区赏赐给朵颜三卫。那是朱棣进行靖难之役的时候的事,在朱棣起兵后,由于兵力不足,他的目光投向了驻在大宁的宁王身上。宁王手下不但有数万精兵,还有最勇悍的朵颜三卫骑兵。朱棣以欺诈的手段掳走了宁王,将他手下的精兵全部吞并。在日后的战争中,朵颜三卫为朱棣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酬答朵颜三卫的功劳,也想让朵颜三卫成为明朝北部的藩篱,朱棣撤大宁,将这片地区赏赐给了朵颜三卫。

可是,朱棣的这一举动完全失策了。他破坏了朱元璋制订的北部边疆的防御策略。朱元璋在去世前还专门叮嘱朱棣,让他固守大宁和开平。当北方敌人入侵的时候,就以大宁和开平作为防御枢纽,由他率领分布在广阔战线的兵力对敌人进行迂回包抄,将敌人歼灭在大宁、开平城下。这样,就能够保持在长城以北有一道二三百里的战略防御纵深。

可是,朱棣贸然将大宁赏赐给了朵颜三卫,幻想朵颜三卫能够成为大明的藩篱。谁知道,朵颜三卫很快就背叛了大明。而开平因为失去了大宁的支撑,孤立突出,也只得內迁。这样一来,明朝长城以北的二三百里的战略纵深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敌人。

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就直接到达长城脚下,而长城之后就是明朝的国都北京。从此,北京就永无宁日。随着时代的变迁,长城已经难以阻挡敌人的脚步。无数次的侵袭就是从翻越长城开始的。在敌人的袭扰下,北京的生活秩序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什么稳定治国了。

结语:

朱棣迁都北京,为了他的自身安全,统治稳定,这是无可厚非的。在迁都后,朱棣加强了北方边防,他大力整顿军队,修建工事。并且在有生之年,发动亲征,讨伐北方的部落。在这个时期,北京作为朱棣发动战争的后方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朱棣只看到了战略攻势时北京的有利态势,却没有看到北京处于战略防御时的不利态势。他还将大宁送给了反复无常的朵颜三卫,失去了北京以北的二三百里的战略纵深地带。这一切,都给北京带来了灾难。

到了明朝末年,没有战略纵深的北京终于耗尽了最后的一丝国力,倒下了。随之倒下的是明朝的江山。这个时候,已经精疲力竭的明朝残余,连建立南北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走向灭亡。这一切都跟朱棣建都北京,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有直接的关系。

我是历史笑春风,欢迎大家关注我,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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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北京始终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差点让北京沦陷,到后金崛起之后,皇太极更是多次纵兵入关劫掠,多次兵临北京城下。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明朝经营两百多年的都城攻破,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在南京企图与清军划江而治,结果一败再败,很多人认为假如明朝在南方有更多的准备,南明政权不会这么拉胯,以此推导出朱棣迁都北京是存在战略失误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想要搞明白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尤其要结合地理上的知识进行分析。

明朝初年定都南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南京虽然被称为六朝古都,龙盘虎踞之地,但是翻开历史就明白,定都南京的政权除了朱元璋没有一个完成全国统一的,说白了,南京的位置割据有余,震慑不足。

在推翻元朝后,朱元璋一直有迁都的打算,还派遣太子朱标进行了多方的考察,主要地点有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市。

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是中国古代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西安地处关中,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朝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完成全国的统一,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西安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初唐时期是西安作为都城最后的辉煌,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后,关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上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关中地区由于太过封闭,作为都城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少,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就曾计划从开封迁都西安,最后迫于各方面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

洛阳地处中原地带,早在汉朝时期就是陪都,地位也很重要,在北魏时期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朝时期,由于黄河改道,南方的粮食想要运输到西安的成本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唐高宗时期就经常搬到洛阳,以降低粮运的成本。在武则天将原本东都地位的洛阳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改称为“神都”,洛阳的战略地位达到历史的顶峰。

定都西安与洛阳,从地理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东西走向,唐朝之前的政权大多是由西向东统一,这跟我国的地势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地势呈西高东低,从东向西打是仰攻,十分费劲,战国时期七雄争霸,五国伐齐一次就让齐国再也抬不起头,而各国合纵抗秦多年,却没有成果,主要就是攻打秦国太过凶险。

然而这种情况从唐末五代时期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争形态的改变,中国古代的战争不再是东西战争,而是南北战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发生激烈的对抗。

五代时期政权大多定都开封,开封本身并不是一个拥有天险的城市,然而当时政权割据,谁占据中原,谁就有一统天下的资本,而且在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情况下,对北方游牧民族缺乏天然的屏障,用开封作为防御前沿阵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封作为都城在北宋时期达到了巅峰。

靖康之难的发生,标志这种没有天险的防御在游牧骑兵的突击下毫无作用,靖康之难后,南宋政权宁愿放弃中原地区,退守长江,也不定都开封,也是被吓破了胆,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缺点就是从此再也无力北伐。

从五代到元末这四五百年里,农耕文明遭到游牧文明的疯狂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定都问题一直都是中原王朝所沉重思考的问题。

历经辽、金、元三代北方游牧政权后,元朝末年的朱元璋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从南方统一全国政权的皇帝,在谈定都问题,自然是拥有很多选择。

可以说,任何一个定都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是迫不得已,而明朝不是,迁都是一定的,只不过是迁到哪里,只不过由于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年事已高,迁都的事就放下了,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由于削藩问题引发靖难之役,朱棣从北京用四年打到南京,也印证了南京定都不足守的问题。

在准备了将近二十年后,永乐在十八年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很多人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由于其年幼时在此为燕王,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

在当时经济南强北弱的情况下,定都北京必然增加整个王朝的财政压力,其实我倒是认为,虽然迁都北京在明朝中后期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这是封建王朝的通病,跟定都问题不大。而明朝如果不定都北京,隐患的问题更大,北京扼守华北地区,只要燕山一带不丢,整个中原地区都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假如把北京当作一个军事要塞,其价值也是巨大的,朱棣曾以北京为根据地,多次重挫北元残余势力,有效地保护了农耕地区的安全。

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假如要是在别的朝代,华北地区必然放弃,但是以北京为根据地进行的保卫战最后还是挫败了瓦剌。

可以说,以北京为都城,保了明朝农耕区二百多年的和平,这笔生意不划算?明朝一直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基于明朝时期的政治形势,还是结合整个历史上的定都选择,朱棣定都北京都是最优的选择,不能以后世子孙败家还赖先祖留下遗产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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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后,江南地区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虽说元以北京为都,但我们按当时人口分布情况来看,北京与江南地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也是为何元朝末年,江浙两省被方国珍、张士诚占领后,航线被切断后,元朝大部分地区时不时闹饥荒,由此可见南方之重要性,同时这也是为何朱元璋能得以由南向北统一天下,也是朱元璋为何定都南京的重要原因。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成功夺取天下,毕竟自己名不正言不顺,。为了避免这一尴尬局面,朱棣将京城迁至北京,但大明朝的经济重心并未转移,仍留在江浙地区。也正是这个原因,定都北京是一劣势。

“天子守国门”是明朝定都之误

迁都北京对大明并非好事,这点是毋庸置疑。纵观明朝历史,不难发展他的巅峰时期都在南京,迁都北京后不久,朱祁镇这位小皇帝便被瓦剌人俘虏了。

明初时朱元璋与朱棣数次北伐,将元朝小朝廷打的可谓是土崩瓦解。并将自己的儿子们封王,镇守北方,构筑了一条完整的边境防御体系,步步为营,将大明的战略纵深扩展到大漠边缘。而朱棣篡位后迁都北京,打破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战略布局,因为北京作为首都,地位不同,布局不同,导致了北方战略布局的失衡。朱棣时虽有五征漠北之功,但此并不能持久。相比之下,还是朱元璋稳步步为营更优。

也就是说明朝的“天子守国门”其实是朱棣逼出来的

此外,随着明朝迁都北京,皇帝的眼光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被北方所局限。反之如果都城还是在南京,面对海洋与南方经济影响,明朝也不用等到隆庆才开关,而大明的水师也会持续不衰。以经济发展、海贸交流出发,定都南京无疑比北京更适合。南京地处江南经济文化圈,通江达海,方便对外接交流,如此背景下当权者的视野也会更加开阔国,而不是局限于内陆。

总的来说,南京比北京更适合做大明朝的都城,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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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殳子云】 明朝迁都北京不是战略失误,而是朱棣做出的主动战略选择,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军事位置,二是明初仍需持续讨伐北元政权,三是定都南京诸多不便,加上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明朝中后期虽然数次被兵临城下,但不影响这是明初正确的战略选择。具体分析如下: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皇帝朱棣在新建的北京奉天殿举行大典,标志着迁都正式完成,这是北京继辽陪都、金国中都、元大都之后又一次成为王朝首都,意味着国家政治中 心重回北方。

一、幽云十六州对中原政权十分重要

要讲北京,不能不讲幽云十六州,这片区域主要包括今天华北、晋北地区,在冷兵器时代,对中原政权来说是和长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带。而定都北京,可以将幽云十六州牢牢控制手中。《宋史·地理志》言,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

1. 它是中原政权的天然战略缓冲地带

草原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跨过幽云十六州,西线可以沿汾河河谷、太行山一路南下,控制关中平原及长安;东线则可以直接进入华北平原,攻击洛阳、汴梁。中原政权依托幽云十六州内的燕山、太行山等天然山脉,利用沿线长城和重要关口,能够以较少的兵力、较低的成本,凭借易守难攻的地势,有效防范草原民族南下袭扰和攻击。否则,要想在平原地带防御骑兵,需以高额成本修建城池、壕沟等,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承担这种长期的支出。

2. 它是中原政权容易控制的养马区

在古代,马匹既意味着战争机动和冲锋陷阵能力,又是通讯、后勤保障的重要工具,是衡量王朝战争水平的集中体现。但是,与草原牧区相比,农耕地区养马成本很高、效果远,根据古代农业生产力估计,养一匹马所需要的土地,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对封建朝代来说是难以承担的。而且,养马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养出符合长途奔袭、能驼重物的战马。因此,从周代开始便有专人负责,马政是重要的政府工作。

《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游化别群,则萦腾驹,班马政二又。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

从经济成本来看,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以物换马是划算的,但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原政权要自己掌握好的养马区,实现战马自给自足,否则必会受制于人,意味着中原政权对草原政权几乎只能采取守势,其中漠南晋北地区是与中原王朝地理位置很近,也是容易控制的,幽云十六州与传统漠南养马区域高度重合。 明初, "太祖起江左, 所急惟马, 屡遣使市于四方",但仍然效果不佳,岭北一战多年攒下的数十万匹马匹尽失,此外再没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行动。

3. 中原政权失去幽云十六州教训惨痛

936年,后晋石敬瑭向辽国称臣,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到1368年,明朝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幽云十六州在非汉政权手中整整455年后,终于再次回归到汉族王朝统治,期间后晋、后周、北宋三个政权虽然几经努力,始终未能攻下,反而被数次攻破国都,遭受无数惨痛教训。

  • 947年,辽朝耶律德光率军攻破汴梁,后晋灭亡;

  •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攻打幽云十六州,因疾去世不久,北宋取代后周;

  • 979年、986年,宋太宗赵光义两次伐辽,企图收复但都惨败,从此对辽采取守势;

  • 1004年,辽萧太后领军深入宋境,宋真宗迁都不成后亲征,在澶州签署城下之盟;

  • 1127年,金国攻破汴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二、北元政权强大,明朝需持续攻击

1. 北元军事力量仍强

明初,在朱元璋八次北伐后,北元退守漠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失去权威,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部落,其中鞑靼部仍保有“蒙古大汗”正统名义,本雅失里称汗后势力大增,与太师阿鲁台欲统一三部,随后集合整个蒙古草原再与明廷抗衡,因靠近明朝边境,时时南下骚扰边境和掠夺物资。1409年,朱棣派使臣出使鞑靼,表示希望“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但鞑靼拒绝善意,并斩杀明使。此举令朱棣大怒,随即派靖难功臣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十万部队北征,但因轻敌冒进,孤军深入,以致全军覆没。

明史记载,“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时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数往来塞下,帝敕边将各严兵备之。”

2. 迁都北京利于降低北伐成本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同时立汴梁为北京,一方面作为指挥部,一方面便于集结兵力、储藏军粮军械,随后陆续发动了八次北伐,沉重打击了残元势力。朱棣即位后,鞑靼部落又强大起来,不断南下袭扰为了进一步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从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朱棣亲自率领明军五次北伐,分别攻击鞑靼、瓦剌和兀哈良部落,进一步削弱了蒙古势力,迫使其承认明朝宗主国身份,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明朝边境的和平安定。但是,北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当时京城还在南京,无论是兵员集聚、作战指挥、后勤支持等,成本会远远上升,恐怕明朝的强盛国力也经不起陆续的北伐,所以朱棣令太子在南京监国,自己到北京驻守,以便指挥调令各方。

三、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

1. 朱元璋定都南京也不太满意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对南京作为都城也是不满意的,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历代的政治中 心一直是在北方,当时汉族政权再次恢复中原统治,天下民心无不欢心鼓舞,而历代建都南方的政权总有偏居一隅的感觉,加上历次北伐无一成功,如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和南唐等,而是上一个汉族政权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让人诟病多年,定都南京不利于民心集聚;二是元朝残余势力仍然强大,包括元顺帝仍在、各地军事集团尚未解决,仍伺机从北、西北再次进攻新建的明朝政权,建都南京地理位置太过遥远,对情势变化会鞭长莫及;三是南京地表下沉,南高北低,在风水是不祥征兆,对王朝延续和子孙后代不利。所以,他一直想迁都,先后考察了长安、洛阳等地,还派太子朱标前往关中巡察,但返回不久就去世了,朱元璋当时已64岁,伤心痛苦之下,也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2. 靖难之役后的南京让朱棣难以放心

朱棣虽然“靖难”的名义攻打建文帝,攻占南京后自称从朱元璋手里继承地位,但仍然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即位初期大肆株连屠杀建文旧臣,史称“瓜蔓抄”,如方孝孺、练子宁、陈迪、黄澄等,史载“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又恢复锦衣卫,设置东厂,任用宦官外监,防范谋乱、行刺等行为,加强专制统治。

另外,南京位居江南,处于当时的文化中 心,世家大族多居于此,以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为例,当年会试录取51人,全部为南方人,落第的北方人联名上疏,朱元璋下令复审考卷并增加北人数量,但考官认为北人文理不佳而拒绝,朱元璋罢免后重立61人,又全部是北人,此案一方面反映南方确实比北方文化气息浓厚,人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朱元璋主动笼络北方士人之心,以扩大统治基础。反观朱棣南京即位后,对当地官员、士族大肆屠杀,与其结怨甚深,短时间内都难以笼络,各大氏族依附新朝意愿不高,甚至存在反叛可能,朱棣潜在的统治成本会很高。

3. 朱棣勇武兼具

洪武初年,为加强朱家统治力量,确保明朝长治久安,朱元璋分封二十四子为王,其中朱棣受封燕王,封地北平。当时,明朝除了供给粮食,藩王还需负责筑城屯田、训将练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等。

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朱棣本身具备较强的军事能力和武略,在长期与蒙古部落作战中战绩显著、威名渐现,一度拥兵十万,而宁王朱权也达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成为南京政权的威胁。

《明史·成祖本纪》记载“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4. 北京是朱棣龙兴之地

朱棣经营北平多年,一方面与各方势力关系比较紧密,具有很好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借机击败并收复宁王、代王及辽东势力,巩固了北平的军事地位,完善了北平的防卫体系。因此,虽然北平紧靠边疆,但依托险要地势,朱棣有充足的自信能搞保证京城安 全。此外,“天子守国 门”的气势,加上皇宫、皇陵都在前线的事实,可以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避免像以前西晋、北宋一样放弃北方。

同时,朱棣为迁都北京提前筹备,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并作为历次亲政的准备基地,逐步提高了北京在明朝政治版图上的地位;二是迁徙北京周边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充实北京人口数量;三是疏浚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保证后续京师所需物资和税赋转运顺畅;四是严惩或免职反对迁都的官员,显示皇帝迁都的坚定决心,保证迁都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五是从永乐五年开始,历时十四年,完成北京皇宫和北京城修建,随后下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在南京虚设一套行政机构。


结语:朱棣迁都北京,符合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是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的主动战略选择,也为后世建了一座文化名城,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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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耕政权的威胁都来自于北方:北方、西北的游牧政权和东北方的渔猎政权。迁都北京有利于调集充足的资源防守北方,只有守住了北方,国家政权才能稳定。

本来我们农耕政权防守燕山-阴山-贺兰山一线就行了。实力强大的朝代,可以洗出贺兰山,拿下甘肃兰州,甚至深入新疆盆地。

古代的长城,也是沿这条线修建的。这条线,就是农耕政权(中原政权)的生命线。在这条线上,游牧民族必须放弃骑兵的部分优势,下马作战。这条线,也为农耕政权调集兵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再看宋朝为什么活的那么难受,都是因为石敬瑭献出了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一丢,我们的防守前线就南下到白沟河。我们就失去了燕山山脉天险的保护,游牧骑兵可以一马平川的长驱南下。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破坏力远大于步兵。失去天然屏障后,对农耕政权来说,再想阻挡游牧骑兵,就是一场噩梦。

而朱棣迁都北京,就是为了巩固这条防线。在封建社会,交通特别不便利。如果国都在南方,当北方遭受入侵时,就需要从南方各省调集人马粮草支援,没有半年时间是不可能完成调度的。黄花菜都凉了。

迁都北京以后,朝廷的防守线肯定会超越长城沿线,向北扩展。同时,朝廷就可以以北京为中心,调集资源建设北方。以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人口,作为防守北方的后盾。而且,朝廷中枢在北方,也方便指挥前线作战,反应更及时。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能守住北京,也是之前北京周边地区建设的好,在通州地区有丰富的粮食储备。于谦只要解决兵马问题就行了,不用考虑远距离运粮的事。粮食充足,京城又不缺人,守住北京的希望就很大。如果,北京不是国都,也不可能在周边囤储这么多物资。

当然,还有个方法,就是在北京搞藩镇,搞军屯。不过,藩镇尾大不掉的教训和燕王朱棣自己起兵的例子摆着,朱棣肯定会选择自己防守----迁都北京。

所以,迁都北京是非常正确的战略!

(文|勇战王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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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明朝迁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的明智之举,并非战略失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朱棣迁都北京在军事片、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战略意义。那么有人会问了,明朝迁都北京,那不是和北方游牧民族更近了吗?那么,收到游牧民族侵扰的危险也就更大了。我认为,其实对于迁都北京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站在朱棣的角度来考虑。


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将他的儿子们都奉为王镇守疆土,朱棣被封燕地(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是为燕王。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是有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为元朝刚刚灭亡,元朝势力北迁,北方急需要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镇守,朱棣是最好的选择。燕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北方游牧民族进犯,完全可以依靠长城要塞阻挡。即使游牧民族通过了长城要塞,也有地形复杂的燕山山脉进行阻隔。因此朱元璋将朱棣摆在了国门口的位置。


朱元璋驾崩后,朱元璋的嫡孙朱允炆即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朱棣经过四年的征战,终于夺取了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朱棣便迅速的开始了迁都北京的计划。那么,朱棣为何要迁都北京呢?迁都北京是重大失误吗?

1.防止武将造反

历史上,武将造反屡见不鲜,许多武将拥兵自重,依靠着自己的军事力量起兵造反,最后夺取皇位的都大有人在。朱棣是从起兵的,朱棣知道这个地方的险要之处。倘若朱棣在夺下皇位之后,在南京称帝,那么燕地谁来镇守?倘若有人守住这个地方,那么朱棣百年之后,朱棣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会不会也有人像朱棣当初一样,自燕地起兵造反呢?


那么,武将不能选,自己的儿子镇守可不可以呢?当然不可以,朱棣自己就可以当个反面典型。如果朱棣派他自己的儿子去镇守燕地,那么他的儿子恐怕也会跟自己一样起兵造反,闹得个骨肉相残的下场。那么,与其让别人守着国门,不如天子守国门

2.防止金陵的文武官员反攻


大家知道,朱允炆以仁慈著称,他的仁慈影响在官员心中就下了很深的印象。靖难中,有人多官员在大兵压境的时候依然维护着他。靖难之后,有许多不愿服从朱棣的官员,在金陵附近隐居起来。他们相信朱允炆并没有死,自己一定会等到朱允炆回来的一天。


在儒家观念的影响下,这些忠诚的官员将领极有可能报仇雪恨。比如宁愿被诛十族,也不愿意屈服朱棣的方孝儒。更有一个景清,因为刺杀朱棣而被凌迟、灭族、灭乡。如果我是朱棣,我也肯定不愿意在这晦气的地方待下去。假如,真的有靖难遗孤反攻,那么搞不好明朝都有被灭的可能性。

3.在燕地称帝,攻打蒙古更加顺利


朱棣是出了名的能打仗,他南征北战几十年拥有很强的军事判断能力。而且朱棣也有很大的雄心壮志,他从头到尾一直想要灭蒙来扩大大明朝的疆域。这一点,无论在他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的经历都可以看出来。如果在燕地称帝,朱棣将更有机会,冲出长城北上清除元朝旧部,将大明朝的疆域面积扩大。

4.燕地称帝,能够依靠京杭大运河控制全国

隋唐时期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这条京杭大运河无论是运载能力,还是防洪抗旱的能力都极为强大。加入定都北京,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京杭大运河将是一个快速的通道。


假如发生战事,在明代,京杭大运河就可以运载大量的士兵投入到战场。假如发生灾害,明朝可以利用京杭大运河,将赈灾粮食快速送达,利用京杭大运河也可以用来运输税收粮食。简单地说,在交通部不发达的明朝,京杭大运河可以帮助明朝控制全国。因此,位于京杭大运河主干上的燕地能够起到控制中枢的作用。

总结:朱棣在靖难之役之后迁都北京,是综合了多方面的利益考量而决定的。综合上述,我认为,明朝迁都北京,并不是战略上的失误,而且一项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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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迁都北京是否为重大的战略失误,要从两方面分析。如果明朝自成祖朱棣之后的帝王都具备明成祖那样的进取心好雄才大略,那自然是个高明的战略;可明朝自成祖之后,历代帝王却不具备先人们的雄才大略, 那迁都北京不仅没有起到“天子守国门”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明朝边防的负担,以至于明朝为了防守北京,不断地从西、北两个方向收缩防线,使得本来被压缩在西、北两个方向的蒙元残余势力和女真做大,最终酿成了灭国的大祸。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后世人形容明朝是封建王朝最有骨气的一个朝代的赞誉之词。先不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正确,但就明朝在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历经大战无数,不乏君王亲征被俘(明英宗朱祁镇),却无一投降的做法而言,也确实是算得上是最有骨气的一个朝代了。

明朝的五道防线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北伐获胜的朝代。明朝虽然北伐获胜,但是蒙元实力仍存,不时南下骚扰内地。同时,残存的蒙元势力为了与明朝抗衡,不断拉拢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以期建立联合阵线与明朝对抗。朱元璋为了分化瓦解蒙元的与高丽的联合阵线,或者说也没有把朝鲜半岛放在眼里,认为这仅是癣疥之疾,索性大方地把位于今朝鲜江界铁门关的铁岭卫迁至内地(今铁岭市),把这个地区割让给了高丽,并把高丽命名为朝鲜。从此之后,明朝与朝鲜的国界线就定格在了鸭绿江一线。

截至明成祖朱棣继位,明朝与北方的国境线基本上确定下来。此时的长城并不是明朝一线的防御阵地,防御重点在长城之外的各卫所。东起辽阳(今辽宁辽阳,辽王封地所在地,朵颜三卫是主力。在明朝初年的藩王中,有燕王善谋,辽王善战之称)、开平(多伦,今内蒙古锡林郭勒一带)、定襄(今山西忻州东);西至河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哈密(今新疆哈密)成为明朝防御蒙元势力的第一道防线;二线防御阵地要地在北平、大同、济南、太原一线;三线防御在黄河一线;四线防御效仿南宋和金朝对峙的淮河至西北大散关一线;五线防御是长江防线。这还不算,在东北地区,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派员招抚诸部,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个。永乐七年,设置奴儿干都司统一指挥各卫所。至此,东北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以东包括今库页岛、海参崴等皆归属于奴儿干都司统辖。

自明永乐七年开始至十八年止,明成祖又先后发动了五次讨伐蒙元残余势力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扫清了蒙元残余势力。从明王朝的战略布局来看,蒙元残余势力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了,对明王朝的战略威胁已经不大了,在这种背景下,明成祖为什么一定要力排众议,劳民伤财地偏要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呢?

朱元璋为什么要迁都?

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也认识到金陵作为首都的局限性。从笔者上文中所说的防线来看,把金陵作为首都,大明王朝在国家整体的战略态势上属于一种守势,对尚不安宁的北方在控制上有所欠缺。因此,朱元璋在开国不久,就有着迁都的打算。首先被考察的目标是凤阳、洛阳、开封和西安,重点地区是洛阳和西安。

洛阳和西安虽然是传统的建都之地,但各有其局限性。洛阳在地理位置上背靠邙山、又有黄河天险,可是周边形势比较局促,回旋余地太小;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然地域广阔,但是此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早就从关中平转移到了中原地区,兼之从江南地区到关中地区路途遥远且路况复杂,运送生活物资损耗太大,也不适合建都。至于开封和凤阳,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因此,终朱元璋洪武之世,迁都始终停留在计划中。

朱元璋有意迁都,除了战略地势上的考虑之外,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是风水的考虑。在传统的风水学说中,金陵的王气始终不旺盛,原因是被秦始皇人为地破坏了,因此才有了在金陵建都只能有半壁天下的说法;另一层意思是,金陵位于江南繁华之地,生活条件远超其他地区,在这个地区待久了,容易消弭人的意志,会使统治阶级丧失进取精神。

处于战略地势和风水、居安思危的考虑,朱元璋要迁都的考虑始终未消除。可是,随着太子朱标因为在考察西安是否适合建都时生病致死,这件事暂时搁置。

朱棣迁都北京的考虑是什么?

明成祖朱棣虽说是通过“靖难之役”上位,但在朱元璋的儿子中,除了太子朱标,他是最为雄才大略的一位。而且,朱棣封地在北方,自身也加入军队直接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知明朝的最大安全隐患就在北方,因此,在即位后才不惜民力,连续发动了五次北伐,终于遏制住了蒙元残余势力不断反扑的势头。但在此时,朱棣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已经不甘于大明朝仅仅是停留在永远处于防御的国策了,而是要积极进取,采取一种进攻型的国策了。

国策的变化,就意味着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的调整。此时的朱棣,他的眼光已经超出了北方蒙元所占据的地域了,而是要一直向北、向西、向南。这从他派郑和下西洋就能够看出,朱棣是有着要带着大明朝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眼光的。向南,明朝的水军此时已经是世界无敌,不需要为南方的边境担忧,越南虽时有反叛,但属于癣疥之疾,有一员大将镇守足矣;向西,西域各国远不成气候,只要是守住哈密卫,就可以保住西境安宁;只有北方,仍然是明王朝的隐忧。因此,朱棣决定,要迁都北平。他要大明朝始终对北方蒙元势力保持着一种压迫态势,而要想保持住这样一种态势,仅仅留屯重兵是不够的,必须要把首都迁到北平,以皇帝之尊来压制住蒙元势力。

诚然,朱棣的战略构想有着现实的意义,但操作起来,难度却是不一般的大!

迁都北京的利弊

先不算兴建北京城的花费是多少,单从明朝的防御战略布局的改变一项来分析,就存在诸多困难。

首先,迁都北京,就是把皇帝顶在了风险的第一线。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对鼓舞明朝军民的士气来说是好的,也向世人表明了一种态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去由朱元璋士气耗费巨力兴建起来的五道防线已经全部作废。

其次,北平偏处北方一隅之地,其人口和经济、文化方面根本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首都的耗费,这就需要从南方经过长途运输进京,这其中的损耗无疑是惊人的。后期虽然通过海路运输至天津,再从天津转运至北京,但是海洋运输的风险也不小。明朝虽然有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但是那些船都是适合于远洋的尖底海船,不适合近海航行。而近海运输明朝采用的多是平底海船,这就变相的增大了海洋运输的风险。

再次,迁都北京,国都就成为了抵御北方的第一道防线,势必要作为重中之重,这就会破坏过去设立的北方防线的平衡。一旦首都有警,其他各线势必要以首都的安危为重,放弃自己的防线来驰援首都,这就给了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各个突破北方防线的机会。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就势必要收缩防线。

所以,明朝在迁都北平之后,为了保卫京城,又设立了九边,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可是,明朝的国力是有限的,为了加大九边的实力,就势必要放弃一些防线。因此,明朝放弃了西北的哈密一线,逐步退回到嘉峪关一线,再退回到河套一线,再退回到晋西北一线。本来明朝迁都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北方,但迁都之后,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逐步削减北方第一道防线的实力,这就相当于变相减弱了对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压力,使得他们重新做大,最终势大反噬,酿成了明朝历史上最为丢人的“土木堡之变”,连明英宗都成为了瓦剌的俘虏。

最后,随着九边的建立,明王朝的势力在东北后退至松花江以南,鸭绿江一线,在辽西放弃了开平一线,原奴儿干都司旧地全部放弃,只保留、辽阳、沈阳、居庸关至山海关一线,同时,为了更加进一步的确保北京的安全,明朝又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兴建本来已经被废弃的长城。奴儿干都司和开平卫的放弃,给了久居满洲的女真族做大的机会。后世很多令人不堪回首的惨祸都是源于这一国策。

结论

明成祖朱棣自身固然是雄才大略,但是他不能保证其后辈子孙仍然具有这种能力,能够对北方少数民族保有持续性的压迫。一旦生出个把不肖子孙,所谓的“天子守国门”不仅不能作为鼓舞军民的口号,反而成为了军民们的负担。明成祖设置的进攻型战略到了后世子孙手中变成了防御战略,这恐怕是明成祖怎么也想不到的吧!这个策略在设置前期恶果还不明显,可是蒙元势力在经过了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的集聚之后,终于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进行了一次大释放。明军在土木堡惨败,皇帝被俘,二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明朝从此由盛转衰。

9

明朝建国时期朱元璋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为在建立大明王朝的时候,北方还没有收复,当时的北元朝廷还在,直到当年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军进入大都之后,汉人才收复了后晋时期割让给游牧民族的燕云十六州。

元朝残余势力逃亡大漠之后,虽然被明军屡屡打击,但是因为游牧民族来去如风的习性,即使北元朝廷被蓝玉击垮,蒙元势力分裂成靼鞑和瓦剌两部分,他们仍然是大明王朝最需要提防的敌人。

为了更好的打击瓦剌与靼鞑,明朝开始是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为自己的部属,这其中便有朵颜三卫,后来在永乐皇帝靖难之时,朵颜三卫便出兵相助,为永乐登基立下功勋,因此他们得到了距离汉族最近的草原。

光是如此并不能瓦解蒙古人的攻势,于是朱棣决定迁都北京,首先历代强盛王朝都是定都于北方的,例如秦汉隋唐都是定都西安,而且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的威胁大多来自北方,无论是犬戎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还是蒙古,他们几乎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再加上朱棣在北京镇守多年,深知此地乃是中原之门户,只要燕山防线不失,可保中原大地无虞,于是便立下“天子守国门”的规矩,虽然这个门不太好守,屡次被蒙古、女真等部落突入到北京城下。

但是明朝亡国并不能指责是迁都北方之故,所谓“江山稳固在德不在险”,虽然是套话,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不是明朝后期土地兼并太过厉害,也不至于引起陕西农民起义,不是因为农民起义与女真入侵搅和到一起也不至于那么难剿灭,不是农民起义屡剿不灭,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始终没有休养生息的时候,光凭几十万人口的女真是没有能力席卷天下的。

明朝后期朝廷之中的党争已经愈演愈烈,大臣们非齐浙楚党就是东林,双方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没有几个能够干实事的臣子,好不容易有那么几个会带兵的文臣也被崇祯自己杀得差不多了。

而且朱棣虽然迁都北京,但是南京依然是作为陪都存在的,里面六部班子都有,只是手足无措的崇祯根本没想到派太子去监国,如果当年崇祯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起码后来的南明小朝廷不会因为“拥唐拥桂”而自相残杀,也算间接的为反抗清军保留力量,说不定能够与清朝划江而治。

10

明朝作为保守型王朝,基本的实际控制区域是中原,最重大的边患是北虏。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以其强大的威权安排了藩王守边。

朱棣靖难成功之后,整个北方边患形势没变,但是大明内部发生了变化。

明朝为什么要迁都北京?

朱棣自己以守边藩王的身份夺权成功,因此他不可能再采取同样策略。他的几个儿子,朱高炽是太子,但是不尚武,擅长文的方面,每次朱棣外出都是太子监国。而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和朱高燧,则都是没有谋略、不会用人的武夫,尤其朱高煦,野心勃勃地想要取代朱高炽。如果朱棣把大明最强的军队交给这俩儿子,那么,不仅朱高炽位子难保,恐怕他这个老爹都得被干翻。

在无人可用、儿子又不靠谱的情况下,朱棣只能继续自己守住北边。因此,迁都是最佳策略。朱棣五次亲征漠北,原因也是如此。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王朝的信息和交通不便,各种资源的倾斜一定是优先倾向最高领袖--皇帝--的。因此,只有皇帝向北移,整个国家的钱粮、军队等才能向北,国家的重心才能向北,才有镇住北虏的基础。

上述两点原因,是朱棣必须迁都北京的客观现实。而且,在当时的局面下,迁都北京的确可以算是北方边患问题的最优解。

(明成祖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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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朱元璋朱棣父子雄才大略,朱元璋能镇住所有人,派军驻守北方也不担心;朱棣个人是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因此他以个人能力亲自带兵守边。接下来的明仁宗朱高炽可能没有理解迁都北京的深意,竟然同意诸臣还都南京的建议。但明仁宗在位仅八个月就死了,因此还都南京的事情作罢。

明宣宗朱瞻基曾经跟随朱棣出击塞北,也算是亲自历练过,因此,明宣宗也能亲自带兵巡边。此时蒙古被朱棣的“预防式打击”整得还没缓过劲来。

后面的明英宗就没这么好运气了,自己没经历过,眼高手低,差点把大明葬送,瓦剌的也先如果是雄主,恐怕大明就此戛然而止了。

草原的特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兴起一位对大明有威胁的强势领袖,如达延汗、俺答汗、林丹汗,以及后金。

(俺答汗)

因此,大明与草原的形势一直处在相对变化中。对于草原的发展,大明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无法阻止蒙古和满清的崛起。大明内部的问题才是关键,而关键中的关键又是皇帝本人。

谁也无法做到连续多代人都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因此,大明后续皇帝的能力无疑是普遍弱于明太祖和成祖的,也弱于明宪宗,大明的对外军事能力也就受到了拖累。

同时,明朝的内部社会和政治问题也日益变得严重,最终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入了首都,而不是北虏攻入首都。

结束语:

最终,大明的失败不是因为都城在北京,而是因为人的问题、综合的政治问题。即使大明把都城放在远离北方的南京甚至更南的地方,如果不解决百姓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民起义还是会发生。

因此,大明迁都北京有效地防止了北方边患,是完全正确的战略选择。

最后补充一个古人的观点,并驳斥之。

黄宗羲曾经认为,迁都失算是大明灭亡的一大原因。黄宗羲的主要观点是:明朝定都北京的二百年里,英宗被俘、武宗被困阳和、景泰和嘉靖时京城被围、崇祯时京城常因边患戒严,等等,这些事导致全国上下被北部边患弄的精疲力竭,江南的财赋大量运往北京,耗费巨大,送些都是迁都北京带来的恶果,终于导致了甲申之变。

其实,黄宗羲的观点是“片面”的,而非“系统”的。即使都城不在北京,北虏的问题也一样要处理、要对抗、要打仗,都城在南京也不能把北方疆域任由北虏蚕食抢掠,而这同样要产生巨大消耗。

同样的都城北京,在能力强的君主如朱棣时期,都城是镇边之柱石;而到了能力弱的君主手里,却又成了扰动天下的源头。这都是“人”的问题,与都城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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