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跟当代中国的“世界意识觉醒”有关。中国人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触,是在现代武力的巨大压迫之下进行的。近五百年,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原本支配中国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胁下,“天朝上国”的自满迅速转化为“保国保种”的生存焦虑。从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蛮夷之疆”与“化外之地”,而是强有力的他者。中华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众多文明之一,这种危机感,激发了古老文明体内强烈的救亡意识。
此种意识是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困境的强烈对比之下产生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集体激情。它成为塑造中华文明新主体——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新的政党——的重要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华民族重新塑造和中华文明政治体的现代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自我定义和自我革新的动态历程。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不论是思想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中国自身传统、中国发展道路的自信都在迅速增长。在思想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讨论不断展开。这样一种“世界意识觉醒”,其现实的契机是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和影响全球化进程。
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议“亚投行”等国际战略新思路,标志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启发着所有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进行新的评价与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想,进一步提示我们,从亚欧非这一世界岛的整体视野出发,重新认识世界文明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交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