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中国人民视为第一号战犯,也名列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之列。然而他却躲过了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 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一样被判处绞刑的下场,而且躲过了牢狱之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准备效忠天皇,切腹自杀。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冷欣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率领少数军官从湖南芷江先行飞往南京,部署接管南京以及洽谈日军受降事宜,一位神秘人物邵毓麟也一同搭机前往。
邵毓麟何许人也?此人为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是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通,专门负责研究日本情报。1944 年底,蒋介石派邵毓麟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国际年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战后如何处置日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邵毓麟立即从美国飞回重庆。8月21日,邵毓麟前往湖南芷江,与日本洽降代表、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秘密接触,就有关日军投降和对待冈村宁次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或者说交易。
邵毓麟代表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第一次密谈
邵毓麟在今井武夫陪同下,前往中央路龙公馆会晤冈村宁次。邵毓麟单刀直入地说“:目前战局已定,所在问题乃为善后之事,听说将军有以一死报国之念,其心情我亦能理解。然而作为日军统帅,这绝非一种负责的做法。日本侵华八年,中国民众死伤何止数千万,财产损失何止数千亿,如今贵方战败投降,将军不从赎罪着想,却置百万日军官兵和数十万日侨之生死于不顾,欲图以一死了之,这样做,如何对得起已宣布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蒋委员长和中国民众?更如何面对贵国忍辱负重的天皇和将军属下的官兵、侨民 ?”
冈村神色黯然地回答“:阁下说得有道理,我应该如何去做?”
邵毓麟说:“蒋介石要求总司令官做到以下两点:
一、当前的首要任务, 应约束各地日军留驻原地,不得对中国正规部队再有军事行动;但对非蒋委员长统辖的任何部队,即新四军和八路军前来扰乱,则可以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二、不能将武器、弹药、装备缴予非国民党部队。
作为回报,蒋委员长开出条件:不以俘虏对待、处理日军投降的军队,由总司令官(冈村大将)属下的各级指挥官继续执行指挥权;并允许日军自身办理复员工作,中国方面则给予充分支持与便利,使日军、日侨的遣返能顺利进行。”
邵毓麟代表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密谈
8月30日,邵毓麟和冈村宁次进行了第二次密谈。根据邵的日记:“冈村大将已经决心负起结束战事的任务.......日方似已更深切了解我们的态度,因此我和冈村的第二次谈话,也比较更坦白自由了,内容也更广泛更进一步了。”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上有同样的记载“侍从室邵毓麟来访,邵系熟悉日本情况的亲日派,为我旧友,共进午餐,并就各项问题及日中之将来,肯谈约两小时。”
冈村还记载“邵毓麟来访,就上次所谈两国关系问题继续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很理解我方的主张,对将来中日两国之关系尤多考虑,使我非常钦佩。”
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9月8日下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南京。冈村宁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一时在城内机场,迎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他是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投降,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冈村宁次坐在何应钦的正对面,仅在何应钦到达会场时,向何起立敬礼一次。仪式开始时,由日方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接过受降书,送给他签名盖章,再送呈何应钦收下。
冈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看到我这位老朋友(何应钦)的肚量和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反对,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网村感慨地写道“从8月10 日以来到9月9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的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老友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
日本投降以后,原“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改换为“中国战区日军官兵善后联络部”,冈村宁次的总司令改称为总联络部长官,投降的日本官兵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日军统治系统不变,允许日军前往领军需品,作为在特殊时期生活之用,同时还允许日本官兵在遣返时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为止,以保证其安全。冈村宁次一切待遇不变,生活优渥。
同年10月21 日,何应钦单独会见冈村宁次,大谈中日过去不能“亲善”的错误,以及中日今后必须合作”的重要意义。
蒋介石为了利用其反共而为岗村宁次的庇护
12月23日,蒋介石在陆军总部接见冈村宁次,频频询问冈村“身体怎么样?生活有什么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来”之类的话,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在会见后又写下感想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意相慰,深为敬佩。”
直到1946年7月,在华的日俘已经全部遣返日本,冈村宁次及其联络总部的使命已经结束。这个时期,正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肆逮捕日本战犯加.以审讯判刑的高潮,冈村宁次也被列入东京战犯名单之列,一旦遣返日本,自然难免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同样的命运。但是国民党内部却做出决定:对冈村宁次等,藉口还有许多事未了,既不令其归国,也不予以监禁。从1946年 7月起,给冈村宁次以“联络班长”名义留在南京,并对外界封锁消息,禁止记者报道有关冈村的消息。
1948年,国民党当局将冈村宁次秘密转移上海,匿居在虹口黄渡路上一所洋房内,成了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其视为上宾,几次和冈村密谈,就有关防守长江的问题向其咨询,试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挺进。
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责难,7月5日,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派人到冈村的住处,面交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给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内容为:(1)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该立即开始审理。(2)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
7月12日上午9时20分,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对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战犯罪进行起诉和法庭调查,检察官对他的作战经历及其对部下所犯罪行应负的责任问题提出质问,冈村宁次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狡辩说即使下属有不法行为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和总司令官无关。
之后,冈村宁次被送往高境庙战犯监狱,但生活条件仍然相当优越。在公审前一天,典狱长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居室进行密谈:“蒋总统 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9时30分,军事法庭开始公审冈村宁次及其他战犯,邀集中外记者及驻沪各国领事参加旁听。由检察官宜读起诉书,对被告和证人进行庭审,再由辩护人进行辩护,从表面上看,法庭气氛相当紧张。公审结束以后,冈村心领神会地在日记上说“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的公开展览。”
同年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滕章等七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司法行政部长主张参照舆论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宜,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按照冈村宁次侵华罪行,认为应当处以极刑,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也对此予以声援。何应钦、汤恩伯等坚持主张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为此,负责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在年底愤然辞职,却未获批准。
1949年初,在冈村宁次一案最后公审前,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代理总统。为了和中共进行和谈,他不得不接受中共方面的要求,命令将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逮捕法办。蒋介石却亲自电令石美瑜“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于照准。”
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严重警告南京政府:“你们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对于其他日本战犯“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31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对中共中央发言人28日声明做出所谓答复,声称冈村宁次被释放是-一个司法问题,“完全与和谈无关”,拒绝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等侵华战犯。同日清晨,冈村宁次和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九人,连同其他侵华战犯二百六十人,在军事法庭的护送下,登上美国海轮“约翰堆克斯”号,从上海返回日本。2月4日,冈村宁次等抵达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