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乱世的产物，但不应称为畸形的文化。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人是遵循“盛世出将入相，乱世则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的，所以这里所说“魏晋风度”应该称为“隐士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原因是：
1、中国的文人天生就是所谓明君的依附阶级，政治上的混乱导致文人无所适从，失去了在政治发挥才能的兴趣，退归田园后没有了精神上的压力和统治阶级对思想的导向，反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获得了可以抒发真性情的自由发展空间，形成了精彩多元、艺术审美更高的特色文化。
2、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体制由贵族阶级向仕族阶级交权的重大变革的时期，因此也是新思想、新模式层出不穷的时期，这种特征也自然而然的要表现在文化。甚至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当文人一身经世才，货与帝王家。著作等身，传诸后世。种种梦破灭以后，只能遗世而独立，放浪形骸，“崇尚”陶渊明，服食五石散企图成神仙，喝喝酒，发发牢骚，。也因为服食五石散喝酒（药酒），颠狂后以天地为衣裳，索性走极端，而且吹捧成有“风度”。这其实是魏晋文人的悲哀末落。乱世啥都可能出现。乱世出妖孽。
所谓魏风度也好，魏晋风骨也罢，其实就是魏晋一帮名士对乱世的一种姿态。
在魏晋时期可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名士”的。
要成为“名士”，必须满足三个硬性指标：
《世说新语》有《容止》篇，记载许多有趣的故事。何晏大家都知道，就是最早服食五石散的那位主儿。
传说他皮肤细白，魏明帝怀疑他是因为敷粉化了妆，就想测试一下。他好歹是个帝王，更是一个体面人，不能明着质问何宴，就想了个法子，请何宴吃一碗热面汤，何宴吃的大汗淋漓，用穿的红衣服擦拭，越发洁白。
何宴皮肤这么白，应该跟他长期服食五石散有关，也因为五石散有美容功效，所以才那么风靡。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竹林七贤之嵇康也是一个帅锅，《 世说新语·容止》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还说说他“萧萧肃肃”、“肃肃如松下风”、“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用现代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神仙人物。大家把他按《三生三世枕上书》的帝君高伟光的模子想，估计对路子。
那时潘安每次出门，很多喜欢他的姐姐妹妹，甚至老妪，都喜欢往他车里扔水果，可左思虽然有才华，却长得丑，出门就被人家扔烂叶子，臭鸡蛋。
十足的看脸时代。
第二，出身名门有地位。魏晋是门阀贵族时代，能在社会有一席之地的都是贵族大家。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只顾着姿态好看就行。
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到中朝俊彦王衍、庾亮，到江左领袖王导、谢安；从书法通神钟繇、王羲之，剑胆琴心桓伊，到画痴皆绝顾恺之；从一世枭雄王敦、桓温，到“腹黑青年”钟会、王国宝；从绝世美男潘安、卫玠，到巾帼英杰钟琰、谢道韫……
他们要么超然物外、自在淡泊，他们借酒浇愁、流连山水。
他们或掩面涕泣、长歌当哭，或仰天大笑、混舞于市，拂袖行翩跹、风流孤自赏，他们不用为生计而愁苦，活得逍遥恣意。
第三，个个才华横溢。嵇康弹琴，阮籍凌空长啸，山林群鸟为之翔止聆听。那样的意境多唯美！还有王羲之，他的书法千古之下，行书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还有陶渊明的田园诗。
魏晋名士以超脱世俗的姿态，追求个性的自由，他们淡泊名利，在文学艺术、绘画、书法、音乐、玄学等各方面都创造璀璨的成就。
他们的任性，以及对社会呈现出来的姿态，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的士大夫阶层所没有的，是是知识分子向往，却永远到达不了的境界。
这样的一帮人受追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现在的明星依靠角色塑造赢得大众喜欢，一样样的道理。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第二座高峰。非但不畸形，反而最饱满。
第一座高峰是春秋战国事情。
这段时间是诸子百家，百花争鸣的事情，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并迅速发展，还能很快地在社会上进行实践验证，一时蔚为大观。
这段时间出来的人，影响到了现在，老子、孔子、韩非子、墨子、孙子等等，每个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随后秦国统一，之后经历汉朝407年。
文化在汉朝的时候，是被阉割过的，长久的和平时代，朝廷为了更好地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文化呈现单一性，趋同性的发展。
这种对文化是不好的。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因为长久的和平，也创造了很多的读书人，这些士大夫们一方面在儒学方向发展，因为社会大乱，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潮。
竹林七贤，便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出来的人。
而建安三曹、建安七子等等文化人士思想状态也有了很多新的发展。
在乱世里，思想和文化因为不受控制，反而得到了大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动态状态，完全不输于春秋战国事情，而对文化的促进作用，也相当明显。
比如，文学的自觉性，在魏晋时期就有很多直接的表现；
出现了文学批评；
更关注人性的需求，比如陶渊明和二谢；
追求自由度和完全自我的表达，比如竹林七贤；
而曹植、蔡邕等，在诗赋方面的发展也相当成熟。
……
这样自然生长的思想是最宝贵的东西，人的创作力也因此而产生。
因为有无边的自由度，所以才会有更多的文人对这一历史时期有无限的向往。
所谓的魏晋风度，不过是上层统治者自我麻痹与欺骗百姓的手段。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放浪而放浪，与精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
魏晋风度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由东汉奉行的经学早已经失去了对百姓的欺骗作用。因此当时的乱世，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指导用来适应潮流。
当时三国中的曹操女婿何宴等人，鼓吹道家的清净无为。由此诞生出风靡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思想，使得大乱的天下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晋朝时期突然被统治者用来当做愚弄百姓的工具！
魏晋名仕
畸形应用
当时天下大定，以西晋司马氏皇族为首带领天下走向一股奢侈之风。这些人的打扮无一不是宽袍长袖，放荡不羁。他们的行为更是整齐醉生梦死，放浪形骸。甚至到后来，有些人为了放浪而放浪。他们不断吸食五石散之类的毒品，让自己达到精神错乱的感觉。
而这些人在普通百姓看来，如同下凡的仙人。当时的文人多是这种，甚至于所谓的竹林七贤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们为了安抚百姓，用所谓的玄学迷惑他们。让他们安于现状，不要试图去改变。
魏晋文人
因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行为身处上层。他们为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有个美好的名字。因此迷惑百姓，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自己却如同羊皮下的狼，不断吸食百姓的成果！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苏峻之叛，等等，灾祸迭起，死人无数。
魏晋又是一个“礼崩乐坏”，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服药行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与猪共饮。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卷。正因为魏晋仕人的行为表现独特，所以也就很难得到后世士大夫的理解。
东晋后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葛洪就在其著作中对此大加抨击：
“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对此亦曾痛加贬责：
“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朱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二、当代文学重新认识“魏晋风度”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当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的时期，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出同魏晋士大夫相类似的心态，魏晋人的独特风姿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理解重视与欢迎。
思想界的章太炎、鲁迅，哲学界的冯友兰，史学界的陈寅恪、钱穆，美学界的宗白华，文学界的刘师培、刘大杰，等等，纷纷涌至魏晋历史之中开辟领地，耕耘收获，领略魏晋名士的别样风采。在这些学术大师的研究下，人们重新发现这个魏晋乱世的独特魅力。
宗白华指出：
（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性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冯友兰亦云：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
鲁迅在1927年的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魏晋人的各种特异风姿，并指出这种风采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心中的痛苦所铸造的。并首次提出“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三曹七子”、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魏晋仕人群体的诗文特点与精神面貌。
三、为什么”魏晋风度”受文人欢迎
结合史料记载，进一步总结“魏晋风度”的表现如下:
一是崇尚老庄，以清谈为尚 ，所谓 “弃经典而尚老庄” ；
二是灭弃礼法，任情放诞，所谓 “蔑礼法而崇放达” ；
三是寄情世外，仕不事事， 所谓 “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魏晋风度”受到后世有些文人的欢迎，因为这些文人能结合当时历史去理解这些魏晋士人的苦闷。并且从这些人荒诞的言行中看到了人性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最为重要的是让知识分子看到了，“魏晋风度”所表现的荒诞解决了长久以来文人面临的矛盾：内在的精神超越和外在的功名利禄追求之间的矛盾，个体的欲望和社会的规范准则之间的矛盾。
生在魏晋乱世，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文人的精神世界一片混乱，理想追求也逐渐破灭，稍有不慎还有性命之忧。在这时竹林七贤就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认为儒家的学说是虚伪的，儒家的礼法是对理想人格的阻碍和束缚。因此他们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选择在自然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去官场苦苦周旋，彻底摆脱外在的束缚。
总之“魏晋风度”受文人欢迎的原因如下：
首先，敢于同传统对抗，敢于同社会对抗
魏晋文人表现出来所谓的“魏晋风度”，实际上就是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言行举止才表现出非常大胆不在乎礼法的条条框框。他们对政权也避之不及，整日醉酒不管政事。这种行为是大多数文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可是他们却做到了，这是魏晋士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崩溃之后，试图以自己的反抗来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点非常难得，也非常让后人敬佩。
其次，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大多分为两种。一种为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兢兢业业；一种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阿谀奉承。
但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这一批士人，他们生逢乱世，却举足无措，只能追求自我精神上的自由。在这里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把这中自我意识带入文学创作中。如这一时期阮籍创作的《咏怀诗》，极力表现他内心的孤独与矛盾，深沉感人，文学价值极高。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吟咏自己苦闷的文学作品，文人知识分子不在立足于苍生己任，而是从自己出发，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最后，在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时有情感的共鸣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人可能会遇到相同的境遇。也许仕途不顺，也许会遇到身边的人不理解。每当这时，就会突然理解这些魏晋名士所展现出来的“魏晋风度”。或是顺流而下消极避世，或是逆流而上积极应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结果是好还是坏，都能在魏晋名士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综上所诉，要用思辨的眼光去看“魏晋风度”，它是魏晋文人生活失去目标，道德失去规范，生命失去价值，人生失去归宿后，人们陷入极度焦虑困惑的一种精神状态。后世的文人当面临类似的状况时，就会慢慢理解和接受“魏晋风流”，他们也能从这些魏晋名士的身上得到启发，从而缓解他们当前面临的困惑与压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
作者：端端
这实际上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如果真的静下心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情况也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魏晋风度讲求的是洒脱，是一种超越物质的自由与放松。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精神领域。文天祥《正气歌》当中写道：“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嵇侍中血”指的就是嵇康的儿子嵇绍为了保护晋惠帝司马衷而被乱军所杀，鲜血溅满了龙袍，在后世被誉为忠义的典型。但是，他也是那个傲然放旷，喜食五石散的嵇康之子。所以说，只是因为当时的为人处世的准则与我们今日不同，所以被贴上了不好的标签。但是仔细品味一下，还是能有一些回味的。
五胡乱华，冠带南渡。整个中华文化的重心转移，但是之中也涌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这些人也是魏晋风度的产物，文学与艺术领域更不必说。《颜氏家训》，《齐民要术》，王弼，刘勰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在后代的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些人物和著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
“魏晋风度”形成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社会动乱，战争频发。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产生了很多独特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坛大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了。这些人在乱世中风流潇洒，不拘礼节，特立独行，受到了后世很多知识分子所追随。
“魏晋风度”绝不是表面的饮酒、作乐、食药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是一种风流自赏的气度，是一种清俊通脱的性格。这种精神将传统的儒学和道教进行了互补，从根本上奠定了后世读书人的人格基础。
“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士族阶级的传播。“魏晋风度”是由当时士族阶级生活小事的具象所呈现出来的。在分封制下“士”指的是底层贵族，他们享有封地，免除赋税，在《汉书》中记载“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士”指的是读书人。
在魏晋时期，士族阶级的地位极高，据史料记载南朝齐武帝的亲信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去求齐武帝，但是齐武帝却说此事自己无法决定让他去拜见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斅，纪僧真到达江府后被一句“移吾床让客”赶了出来。由此，可见当时士族阶级地位极高，士族身份极难获取。
在古代士族阶级是文化的享有者，他们在经济、政治中享有特殊地位，这是因为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国家上层人员士族阶级就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于其它阶级来说士族阶级政治话语权更大。当时的士族阶级学习内容主要以“六艺”为主。
根据所专类别又分为“文士”和“武士”。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学术下移和士族阶级的崛起“私学”盛行，这造就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同时这也扩大了士大夫阶级的范围，丰富了士大夫阶级的结构。
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士族，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使朝廷用人之权掌握在了政府中正手里。这一制度成为了当时士族阶级巩固政治力量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几大门阀士族。
他们的形成为魏晋风度的产生提供了载体，这些门阀士族子弟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话语权，他们所倡导的往往会很快成为社会风尚，这也是“魏晋风度”于后世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魏晋风度”极具艺术影响力
（一）使书法美学产生了创造性的改变
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书法当中更蕴含着某个历史时期读书人的文化观。在“魏晋风度”盛行的时代书法艺术相较之前来说，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较之前实用为主的审美来说，魏晋时期的书法讲究一种飘逸清雅的美，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二王”的书法淳朴自然充分体现了当时士人阶级的追求 。
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自由解放的思想潮流，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的读书人看到这种勇于突破的思想时，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从而对当时的魏晋名士产生崇拜欣赏之感。
（二）魏晋风流具有超脱时代的审美价值
魏晋时期以“自然”为最高的审美，这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厌倦了政治的黑暗残酷，在面对这些黑暗残酷时，他们也无能为力。这种挫败感让他们转而去追求不被牵累的真实自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时代审美的指导下，魏晋时期的绘画、文学等艺术都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精神，令人心向往之，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飘逸，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来展现自己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讲究“由行见神”，他们的审美追求体现着当时士人阶级的神韵风骨。
魏晋时代的审美又极具悲剧意味，身处于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很可能稍纵即逝，士人阶级不愿在这短暂的生命中被繁琐的礼教所束缚，他们希望能够追求真正的自由解放。这种思想造就了当时魏晋名士们不拘礼法的生活方式。
残酷的现实往往会使人思考生命的价值，会让人感慨人生的短暂，会让人哀伤现实的残酷。但即使时代如此黑暗，现状如此令人哀伤。即使现实如此不堪，魏晋名士们也一如既往的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可见他们的人格精神与当时黑暗的现实十分背离。
在这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魏晋风流”的内涵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它代表的是人对自我生命的把控，对命运的追求。总的来说，魏晋风流其实是一种觉醒。这也是为何后世文人纷纷追求“魏晋风流”。他们追求的不是那个时代，而是那种觉醒的处事方式，那种哲学式的精神气质，那种艺术化的文学内涵。
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自然的人生态度
“魏晋风度”的广为流传推动了各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在这个一时期，文人的精神得到解放，才情得以发挥，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黑暗时代，但这又是一个赋予热情的艺术的时代。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个时代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艺术显然区别于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功利型艺术。魏晋时的艺术充满着对自我的追求。
“竹林七贤”的名士阮籍和嵇康曾说“越名教越自然”，这句话代表着的不仅是对个人自然的追求，更是对时代自然的追求，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对于规矩礼法的厌恶。他们的这种态度，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自由独立，破除世俗成为了整个文人团体的追求。这种自由脱俗的精神也受到了后世文人的争相效仿。
（二）玄学重塑文化观念
魏晋玄学是魏晋风流的灵魂与根源。在当时文人墨客大多崇尚“老庄玄学”，他们选择用这种哲学思想来逃避现实，追求虚无缥缈的玄远。
在当时的文人中流行一种“清谈”，在这种“清谈”中，他们能够将自己从政治中的无能为力解脱出来，转而去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清谈”会中，《周易》、《老子》、《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玄学的盛行给自汉朝以来就愈加腐朽的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给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理性。
魏晋名士们率性而为，不加修饰这种逍遥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天真浪漫。由他们所散发传播的那种由内而外“以形写神”的观念，使当时的文人看到自然山水之美。让他们感悟到宇宙的无为之至，体会到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这种超脱的情怀是本来普通的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魂。
魏晋风流中的自由思想，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教会了后世的读书人如何去追求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在后世看来，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总结：
“魏晋风度”的确产生于乱世，但绝不只是饮酒、食药、清谈而已。“魏晋风度”背后所蕴含的内涵是对于人本身价值的发现。它所代表的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值得后人所学习推崇。
魏晋风度不是受到有些文人的欢迎，事实上魏晋风度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源头之一，而且如果要深究的话，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风范从根本上都收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比如木心就曾说过《世说新语》是士大夫最好的教科书。
魏晋风度是在政治压迫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的畸形产物，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事实上没有哪种风度、理论、态度是和平的状况下产生的。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确实是为了躲避压迫，而且魏晋风度一下子从经学改为玄学，从这点看你可以说它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也可以说魏晋名士本身的行为是荒诞的、不正常的。
但是魏晋风度本身一定不是畸形的，因为这是一个从旧的礼教到自由人格的转变。
魏晋名士怪异的行为恰恰是彰显自我的一种表现，而后来的绝大多数文人内心的那种孤高、隐逸、性情等等基本都在魏晋时被奠定。所以中国的文人内心渴望入仕，但同时他们也有对自由的渴求，这其实是儒家文化与魏晋风度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因为魏晋是“三教合流”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代有两汉经学的基础，同时老庄哲学被推崇，而佛教也在这个时间在中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并逐渐的被玄谈的名士们接收。而儒释道三教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交汇的源头其实就在魏晋，它们最初的表现其实就是魏晋风度。
通常我们一提到魏晋风度，一般都会想到一个词——放浪形骸，我看到过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说魏晋是一个“裸奔”还会受到推崇的时代。由于魏晋名士们是为了躲避血腥与残暴的政治迫害，所以他们的反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厉害。
为什么呢？因为魏晋名士不能够在现实上有所作为，所以他们在传统的观念上开始反抗，上文就提到过这是一个彰显人格自由的时代。他们服药（五石散）、饮酒、狂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树立的自我的人格典范一直是后世的士大夫的追求。
因为在后来儒家“礼”的规范下，他们在内心向往魏晋名士。魏晋风度不是受有些文人欢迎，魏晋风度被后人倍加赞赏，比如竹林七贤，后世的文人画中竹林七贤已经成了一种精神符号，他们不是畸形，他们象征着一种风度。
而嵇康“从此绝矣”的《广陵散》也被推崇为卓然、清高的典范。
有时候我在想，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八个盛唐名士，是不是也在向竹林七贤致敬呢？
甚至像李白推崇谢灵运，唐朝的其他文人羡慕陶渊明，他们其实都在致敬魏晋风度。
其他的比如宋朝的苏轼，他还有一首《阮籍啸台》致敬魏晋名士：
阮生古狂达， 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 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 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 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 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 乱世足自存。
狂达，这是一个含义很深的概括，因为“狂”指魏晋名士的行为，而“达”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词，因为在诗文中“达”通常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品德。
而在明朝比如写《牡丹亭》的汤显祖、写“三言二拍”与《东周列国志》的冯梦龙身上都有魏晋的影子。
魏晋那种自由人格其实就是后世文人的自觉，而文人的自觉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提，它一般陈寅恪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后世文人崇拜魏晋名士，其实是因为名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文人的普遍追求。
如果你明白“魏晋风度”一词是谁提出来的，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受文人推崇了。
魏晋风度一词一开始是鲁迅提出来的，没错，真的是鲁迅，此处不需要旁音（比如，鲁迅：我没说过~）
鲁迅讲魏晋风度，并非崇拜当时文人墨客的衣不遮体，放浪形骸，貌似盲目追求人性自由之类的东西，更不是羡慕他们能整日宁酊大醉，甚至“嗑药”。鲁迅崇拜的，是他们的文人风骨和风度。
风骨，是立场的坚定。比如嵇康，为了自己坚守的立场（或信仰），放着高官厚禄不做，宁可整日放浪形骸，饮酒大醉，也不向权威屈从~
风度，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嵇康，他和山涛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但依然是知心好友，共同饮酒作乐清谈，同为竹林七贤。至于后来嵇康给山涛写了绝交书，那是事关风骨的原因。那时嵇康支持的一派惨败，所以嵇康比较落寞，山涛实在不愿见嵇康沉沦下去，就动了恻隐之心，把嵇康推荐给了上头。嵇康呢，为了表明自己的文人气概，也为了不牵连山涛，便写了那封绝交书。当然，或许有另一层原因，就是他恨山涛这个好朋友，在这件事上，竟然不能理解自己。
这种表现，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很傻的，但也正是我们缺失的。但是，虽然这些文人比较轴，但其实他们的心并不轴，他们轴的是自己的立场。比如嵇康，最后反而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希望儿子加入山涛那一派，有好的发展。可见真正的文人风骨，都是对自己比较刻薄，希望自己从一而终，而不会强迫他人，甚至家人。
所以现代文人们提魏晋风度，其实是在强权或金钱社会的腐蚀下，勉励自己或他人“用文字说实话”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