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史书中都是王侯将相的传记，好似一本本英雄人物史诗，但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不是王侯将相，说到底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的问题。很多朝代，因土地问题解决的好而兴盛，也因土地问题解决的不好而衰败。学者黄炎培所提出的“王朝周期律”的问题，在经济上看，也是土地问题的集中反应。
夏朝和商朝的史料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朝代采取的是奴隶主贵族政治制度。奴隶主贵族阶级掌握着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文化生活以及国家暴力机器，奴隶们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除非是贵族政变或者外族入侵会造成改朝换代，很少会有来自内部的革命。
（奴隶社会的农业）
真正的革命，在西周王朝时发生了。
革命自然是系统工程，难以三言两语解释清楚。我们单说在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西周的统治阶级选择了封建制的办法。在经济领域，西周王朝是一个重视农业生产的朝代，而且由于统治阶级人不多，所以所有的周人都要当兵，要向国家尽义务。这样一来，西周的封建统治者就有责任让周人都有履行义务的能力，这个办法即是井田制。土地全部国有，国家按照丁口数量进行分配，农民们则依时还授。同时，国家法令还规定了，田地不能自由买卖、租赁。
这样的制度是有好处的，因为农民们只要不是太懒，总会有一口活命的粮食。可是不好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把个人的生产生活安排的死死的，劳动人民也就失去了开荒、开拓的积极性。既然中央政府大包大揽，那这样的工作就都交给朝廷好了。
起初朝廷的土地是足够的，毕竟地少人多，到后来人口多了之后，就出现了大问题了。老百姓没有土地耕种，自己都吃不饱了，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国家尽义务了。这样，西周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各个诸侯国为了估计老百姓开荒，纷纷抛弃了井田制，开始默认“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
（井田制是基本的经济制度）
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秦始皇五年，公元前216年时，政府才有了明确的法令：令黔首自实田。意思是很明白的，你开了多少荒，自己上报，国家按照你的田地数额来征税，当然，作为你缴纳赋税的回报，政府也保障你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土地制度，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儿不一定准确）进入到了小农经济的私有制了。
这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像中国这样广博的土地，如果按照封建制度一直发展下去，可能也会如欧洲一样遍地小国。秦始皇的革命，在于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为之配套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究竟好不好？
有好也有不好。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都听从一个政府的号令，这大大提升了国家应对威胁、灾难的整体实力，所以中国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化，始终屹立不倒。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政治上强调单一性、服从性，中国社会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牺牲了在思想文化、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创造力，社会发展速度变慢了。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朝廷实行了很多办法和制度，而最有效果的，就是不断地拆分大宗族，把整个社会都做成三五口之家，然后政府再以国家力量对其征兵、征税，也不怕他起来造反。不过，中国是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聚族而居有很长的历史惯性，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地方上都存在着豪杰等宗族人物，政府施政有时候还要仰仗他们。
在唐代之前，这些人依靠着掌握的文化知识，宗族势力，形成了与皇权博弈的政治局面。所以，唐代之前的朝廷，很少是农民起义推翻的，都是贵族阶级借助农民起义的势头改朝换代。
从朝廷创建，到爆发农民起义，这个时间通常很短，有时候只需要几十年，有时候可能需要一百多年。这是因为土地私有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可是自由买卖土地，不抑兼并的后果就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这种破产，有很多原因，更多可能是政府的需求无度，生生把农民逼破产。所谓苛政猛于虎。失去土地的农民没了活路，先是做流民，流民做不成，就做了盗匪，盗匪再发展下去就是流民大起义。这时候，再有一两个豪杰出来声称顺应天命，改朝换代就完成了。
（秦始皇想了很多办法对付豪杰）
皇帝们自然是深知这些豪杰们的势力，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与他们斗法，一定要瓦解他们在地方上政治、经济方面的超然地位。
这种努力在唐朝时期有了初步的成果，突出的表现即是科举制度的产生，打破了这些豪杰们对政治的垄断，朝廷可以绕过这些豪杰直接面对农户。中央集权这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不然，总要依赖豪杰们管理地方，哪里来的中央集权？
既然朝廷跨过中间商，直接与农民有了联系，那么同样也就少了这中间一层的政治缓冲区，农民们一旦又吃不饱饭了，就不会只怪官守，而是直接去找皇帝老爷了。所以，唐朝之后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
不过，好在农民们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的组织能力不行，毕竟都是三五口之家，也没什么进士、举人去帮忙建设革命理论。所以，一般的农民起义，皇帝们还能应付的过去。一旦老百姓起义了，那就说明朝廷收的太厉害了，就降低一点，做一些改革，农民们的愤怒值就会降一点。
君主专制制度在唐朝之后发展的越来越完善，朝廷能够维系的时间，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长了。唐朝之前的朝代，往往一百多年就要爆发政治危机。在唐朝之后，只要不是元朝那样的傻缺治国，一般都能维持个三百年左右。这背后的原因，即是政府取得了对农民阶级绝对的不对称优势，农民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险值大幅度提高。
这就是学者黄炎培所提出的“王朝周期律”，其根本问题在农民，核心关键则是土地问题。土地兼并的慢，危机到来就会慢；土地兼并的快，危机到来就会快。所以，很多人明智的统治者，通常会抑制兼并。可是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在法理上、现实环境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兼并的。
那么能不能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呢？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王莽就干过，结果得罪了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农民。农民为什么会恨王莽呢，他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吗？这是因为农民们既有了土地，就要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各种税收、徭役、摊派随之而来，农民们那可怜的收入，哪里会负担得了这么多？于是很多农民干脆加入了赤眉军。
农民们负担不了，若能自由买卖土地，农民们自然乐得把土地卖给地主，让地主去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把自己卖作了奴隶，给地主进山烧炭，出海晒盐。由于这些工商业的收入不错，这些奴隶们的日子，反而要比那些所谓的自由民红火的多。
那么政府就不能少收一点税吗？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历朝历代也确实是轻徭薄赋，就是担心把农民给逼破产。可是这样的轻徭薄赋，最终得便宜的还会是地主阶级。政府收税的欲望是无法长期控制的，农业生产又是靠天吃饭，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农民失去土地，也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中国社会文明的底色是工商业社会，那么失地农民好歹还会有进城打工的机会。可是，几千年来，中国却固执地选择了农业文明，这样，土地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鲁迅看明白了中国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往复。若是谁参悟透了这个问题，那么谁就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有两个人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