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出了太多的名臣名相，为北宋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北宋始终偏安一隅，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相比其他朝代的名相，宋朝的众多名臣能力略有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宋朝名臣为什么不能兴国:

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时候一直沿用下来的三省六部的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

问题的最关键点就中央集权导致了百官权利过于分散，北宋时期，范仲淹、王安石领导了最著名的两次变法，但是这两次变法均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失败，跟倡导变法者的职权过小有很大的关系，而其它官员对于变法的事情比较怠慢，或者直接抵制，致使变法不能实施下去。

二、北宋皇帝不给力

我们来细数一下北宋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和赵光义，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成不了气候，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宋仁宗，但是仁宗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前期还有刘太后的干政，到了后面的皇帝，如果参加文学、艺术比赛，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咖，他们当皇帝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北宋的名臣是相当给力的，但是统治者不是伯乐，只有让这些人被埋没。

三、少数民族崛起，民族融合

宋朝“重文轻武”一直被后人诟病，但是我们也要看清一个现实，这时候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朝时期的匈奴，唐朝的突厥了，这时候的少数民族已经经过多年发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学习汉族的统治，所以这时候单一依靠武力是无法进行消灭这些少数民族的，这时候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其实就是少数民族被汉化的年代，最后，虽然少数民族占领我们大部分的地区，但是最终少数民族被融合。

由于少数民族的崛起，所以北宋无法消灭这些政权，只能采取以之对峙的局面，往后看，其实是民族的融合时代，所以宋王朝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

四、党争葬送了宋朝的发展

文人具有一个性格“恃才傲物”，我们都知道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相当的辉煌了，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以，这些人就像九龙治水一样，谁也不服谁，以各自为一体，没有将他们的才能融合在一起，这样就造成了北宋一直处于改革的时代，没有一个的政治主张能实施下去。

总结，北宋由于广开科举之路，的确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治世能臣，但是由于政治体制、领导集团、文人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导致北宋众多名臣无法实现兴国。

北宋名相的政绩在历史上还是很突出的，把北宋搞成了一副烂摊子太过于言过其实了,政策实施要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革,才能保证一个朝代的兴盛,那么为什么北宋各位名相的改革只是带来了短时间的兴盛,长远以后却成为了整个国家的负担呢?

一、职权体系的制约

北宋的宰相之权是由中央设副相、枢密副使与三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制定这一套体系的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赵普是太祖的知己，一生三次入相。大家都熟知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来自赵普的策略“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

赵普的政策在宋朝初期对解决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起到了加强君主集权制，防止地方各自为政。在政治舞台的五十多年对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具有一定贡献。但是他的策略另一方面，又造成宋朝在300年间只重防内，内耗严重，而无力抵抗辽金人侵的局面。后来所有的改革都要在不动摇赵普职权体系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二、历代君主重文抑武

提到北宋名相，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寇准。寇准功绩主要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抵抗辽国的入侵，反对迁都逃跑，充分表现出他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苟且偷生的气节。寇准最出名的就是“澶渊之盟”。

辽军以20万大军大举入侵北宋时，寇准力主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寇准。他处事果断，号令严明，指挥若定，消灭敌军大半，打退了辽军的进攻。

辽国在军事上不断受挫，便打算与宋议和，并写密信请求结盟。无心抗辽的宋真宗准备与辽结盟，便派曹利用为使臣，叮嘱曹利用赔银只能在100万两之内。寇准私下威胁曹利用说，你所能同意的数目不要超过30万两，超过此数，我将砍你的头。后来订下北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次谈判寇准对减小这个屈辱之盟所带来的恶果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寇准的政治生涯也因为“澶渊之盟”历经坎坷，还在与辽对战时主和派向真宗进谗言，称寇准拥兵自重。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大臣又对真宗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乃是耻辱之事。寇准以陛下为赌注，北上孤注一掷，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真宗逐渐疏远了寇准。

三、不可触动的官僚地主阶级利益

王安石的改革法令，大概是北宋最推陈出新的改革。第一项改革是“均输法\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宰相的作用和北宋的政治制度来分析对比。

宰相制度及名称的演变

宰相是一种国家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国务院总理。宰相制度很早就有了，“宰”的意思就是主宰，执掌管理国家事。在不同时期宰相的官职名称也不一样，古来就有“黄帝设六相”之说，商朝时掌管国事务的大臣称为相，官名叫作“衡”，商汤时期著名的宰相伊尹就被称作“衡”，他的后代以“衡”为姓，因此伊尹是衡姓的始祖。周朝时期执掌朝政的大臣称为太宰，周公就是太宰，太宰和相合起来就称宰相。但真正普遍建立宰相制度的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第一位著名宰相。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设立丞相这一官职，从此丞相成为宰相的正式官名，李斯是第一个丞相。西汉与秦朝称呼相同，但也有相国、相邦之称。但到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沿用，汉献帝时复设丞相。隋朝设立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的内史令、纳言、尚书令皆是宰相。唐初改为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宋朝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参政执事为副宰相。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中书令为宰相。明太祖时亦设中书省，设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丞相，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明成祖以后又出现了内阁，内阁首辅成为事实宰相。清朝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成为事实宰相。

宰相权力的演变

宰相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皇上处理繁忙朝政，但是皇权和相权一开始就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斗争的很厉害。在秦朝建立以前，宰相权力很大，治理国家主要靠宰相，国王只是国家的象征，对宰相治理国家不能横加干涉。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宰相的权力很大，既管行政也管军事，所以才会有“一相兴国”的现象，象管仲、李悝、商鞅这样的宰相既负责内政，又领兵作战。

秦朝建立后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分权，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即国家的行政权、监察权、军权分开，不再由宰相一人掌管，相互之间进行制衡。但是监察权和军权相对单一，丞相却负责着国家及地方的治理，掌管着百官的命运，依然权力很大。因此在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期间，皇权与相权斗争激烈，皇权强时压制相权，反过来相权强时可以反噬皇权，造成篡权夺位。西汉时期皇权强大，皇帝可以随便撤换丞相。到了东汉，因皇帝登基时年龄小，外戚多次掌权，皇权被削弱，董卓曹操当政后，相权完全碾压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频频上演权相篡位现象。

隨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对相权进行再一次分解，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面又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到了唐朝改内史省为中书省。“三省六部制”的主要作用是分散了相权，集中了皇权，中央集中制得到加强。因此隨唐时期变成一朝多相，再也没有权相篡位现象的发生。

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在宰相之下又设相当于副宰相的若干人，与宰相共同议政；又设立多重机构，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政大权。甚至还借故撤去宰相的凳子，让其站着和皇帝对话，从形式上降低宰相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皇权更加恐固，相权已经几乎没了，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大秘书。

北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变革多以强军为主，名相往往都伴随着名将，对外军事胜利是衡量名相执政改革成败的标准。北宋以后朝廷釆用“重文抑武”政策，不再以强军为目标，因此虽然有名相不少，但执政的目标却变为守住内部平稳。

在北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强国的目标首先是强军，一切行政改革都是为强军服务，是为了对外战争的胜利。所以名相必伴随名将，改革首先是整军，军队对外战争的胜利就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所以名相执政改革就是为军事胜利。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相，大部分也为名将，既能治理朝政，又能领兵作战，他们执政改革的目标就是称王称霸，因此名将倍出。汉唐时期的名相，都伴随有名将，治理国家的目标就是为了对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入侵战争的胜利。所以每当国家经过一所治理强盛后，便开始大规模对外战争，卫青、霍去病，窦固、窦宪，李靖、李绩，苏定方、薛仁贵等名将辈出。同时皇帝对名相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十分支持，排除改革过程中的各项干扰，最终都能取得成功。

北宋则不一样，且不说宰相的权力已经不能同汉唐时候比，北宋统治者强国的目标就不是为了强军，为了对外战争的胜利。因此虽然名相不少，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目标主要是保证国内政治运转政常，百姓富足，国家经济繁荣。他们强调“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武将排斥打压的非常强烈，唯一进入中央作到枢密使的名将狄青，硬生生被欧阳修等一帮文臣排斥打压离开京城，最后抑郁而死。

虽然北宋也有范仲俺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两次改革，但因朝廷上下的反对势力太大，再加上宋仁宗、宋神宗对改革的支持态度不坚决，最终失败。后来又因新旧两党频繁斗争，互相拆台，才使北宋朝政在宋神宗之后变成一锅粥。

所以说，历朝历代重用名相的目标都为强军强国，以打赢对外战为目标，再加上皇帝坚决支持，名相的各项政策及改革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国家很快就变得强盛。而北宋虽然一堆名相，可他们执政不是以强军为目标的，而且相互拆台倾轧，最终变成一个烂滩子。

北宋多名相，这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下的必然现象，即使没有良相名臣，也得给你树立几个，因为历史的话语权就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

人们一般认为“北宋少良将，南宋少良相”来简单地评价两宋朝堂特点，这其实便是共治格局下对重文轻武的一种折射。

名相是如此，那些名臣也是如此，很多人笔下、嘴上很厉害，但实际治国理政的政绩却乏善可陈。

一、北宋名相为何多？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地位尊崇无比，朝堂的主导权在文官手里，宰相自然受到推崇。

此外宋代为强化集权，分化宰相事权，同一时期宰相的数量也在增加。

在士大夫主导的政治格局下，不乏美化、夸大，很对宰相都被成为名相、贤相，甚至还有“圣相”呢。

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文人对自身集团的人可以多加工、美化。

而且宋代有强烈的本朝优越感，会将前任皇帝和宰相的制度规定升级为“祖宗之制”，你自然要夸赞的了。

宋哲宗前的六个皇帝都被称为“六圣”，你就可想，宰相也就被吹捧了。

二、北宋名相虚名多，救时宰相少

由于北宋宰相数量比前朝多，基数大，所谓的名相良相也就多一点。

但是这些名相不乏有虚名的。

有的人没有杰出的政治才华，却有文才，自然也有名了。

或者品性不差，自然也是名相了。

有些人因循旧制，在守旧派看来，自然也是贤相了。

有的人气节较好，那也是名相了。

而一些有才的、有实际政绩的却因为德行不假、或违背祖宗旧制，可能统统被打上“奸相”的标签。

三、党争激烈，内耗严重

宋代的党争比以往的党争更加恶化。

起初还是因为政见分歧，后来恶化到为了反对而反对。

所谓的君子小人之争、新旧党争时人身攻击成为常见手段，打击报复屡见不鲜。尤其是到了后期，更为严重，谁为相上台执政，谁就援引同党，逐尽反对党。

宋代的名相很多是虚名，在宋代士大夫主导的历史中，他们自然是受到崇拜的，因为宰相梦是很多人的梦想。别说名相了，就是那些所谓的名臣，很多人可能就是打打嘴炮，实际政绩差的很。

宋朝之前一名相就可兴邦，如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汉朝的萧何，前秦的王猛，东晋的谢安，又或者是诸葛亮起码也能操作蜀国小打大，而北宋贤相加起来两个手都不够用，什么赵普吕夷简韩琦富弼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寇准等，却还是要低头做小，是否说明北宋宰相言过其实，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赵宋春秋解析，主要原因有三，分别是：

• 北宋名臣多，但能臣不多；
• 与宋之前朝代相比，宋代宰相权力被分割、制约；
• 宋代中后期党争过重，施政执行力受影响；

以下逐一说明

名臣多，但能臣不多

北宋是名相辈出的年代，每一位都是星光灿烂，照耀这段历史的天空，他们有：赵普、吕端、寇准、吕夷简、王曾、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庞籍、欧阳修、包拯、晏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章惇、曾布.....。

宰相是什么？皇帝的股肱、百官的首领，国政的治者，无所不统，一言一策以兴邦。商鞅变法使秦国霸于山东六国，萧何镇抚关中使汉高祖一统天下，诸葛亮运筹帷幄助刘备横跨荆川.......。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作宰相？能成为名相？需要拥有核心的治国能力，名相都是以政治能力而得名。也就是他们名气来自于他们的实力。

然而北宋这些名相呢？首先他们知名度很高，但实力派太少，大都是偶像派。有的名气来自于道德文章，如入选唐宋八大家背诵天团的那几位；或以诗词歌赋闻名，比如著名的富贵词人晏殊；或以道德品质闻名，如铁面无私的包拯包青天；或以会考试闻名，如王曾知名于他连中三元；或以史学闻名，如写出《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但其中真正有能力、有实力、能干事的能臣并不多。

他们缺乏实力？是的，韩琦是败军之帅（好水川被西夏打得全军覆没），富弼是纳款之臣（和辽国谈判后，仁宗每年多给了辽国二十万岁币），司马光是割地之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将神宗时期从西夏手里夺回土地割让给西夏以换和平）。

真正有能力的恐怕只有赵普、寇准、王安石等几位。既然有几位，那为什么还是没有起色？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权力和宋代之前的宰相不一样了。

宰相权力被分割

1、独相变为群相

宋朝之前历朝历代往往因为武将造反或权臣篡位而亡国，所以有宋一代赵氏皇族有一套“祖宗家法”来维持国祚，宋朝之所以国祚能延续三百多年而几乎没有内乱，这些“祖宗家法”功不可没。“祖宗家法”除了用“以文驭武”来防止武将造反以外。也用分割宰相权力的方法从而避免出现霍光、曹操、杨坚之类的权臣。

宋代决策军国大事的机构叫做中书门下（不是三省六部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也可称政事堂。机构的首脑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为避免出现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况，制度规定政事堂中是多人集体决策的。政事堂中还增设参知政事这个职位，作为副宰相。正副宰相都经常不是只有一位而是常常有三相（宰相）二参（参知政事），排名第一的宰相称为“首相”，排名第二的宰相称为“次相”，政事堂所有宰相和参知政事都可以称作“相公”，所以宋代，“相公”一词是用来称呼宰相的，而不是女子称呼丈夫的。

政事堂中宰相、副宰相有好几位。这样的好处是权力可以互相制约，不容易出现权臣。

2、宰相无军权、财权

宋代的官制限制了宰相的权力。与宋代之前不同，宋朝之前宰相权力是很大的，如管仲、诸葛亮无一不是集行政、财权、军权一身，和平时期治国理财，战争时期带兵出征，俗称出将入相。

但到了宋代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行政权在中书门下也就是政事堂，首脑是宰相、副相，官职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

军权则在枢密院，其长官称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全国禁军的调拨，是大宋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政事堂和枢密院也称东西两府，两府官员都可以称为“宰执”，枢密使的地位比宰相稍低。

财权则在三司，即唐代的盐铁、 度支、户部三部，但在大宋，这三个部都在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是三司。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管理全国财政，身份仅比宰执稍低。

把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分割后，只有行政权，这样就很难再出权臣了，但也做不出宋朝之前宰相的那么多作为了。

3、宰相被制度所掣肘

御史台和谏院是宋代的监察机构，简称台谏，有监察权，可以监视、弹劾宰相，有“风闻言事”的权力。所谓“风闻言事”权就是听到风言风语就可以弹劾宰相而不用提供信息来源。若弹劾不实，这些御史和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之后，百日之内没有弹劾任何大臣，则要被赶出御史台或谏院。这种奇葩制度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

北宋神宗时期有个御史唐垌，曾面在大殿之上弹劾王安石，口出污言胡说八道，要求神宗斩首王安石，按制度王安石不也没法责怪他，反而要脱帽等待皇帝发落。

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御史台和谏院牵制。而且按常规，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不能由宰相任命，也不能由与宰相有亲缘关系者担任。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最大的梦想就是搬倒某个大宰相从而名声鹊起。因此，台谏官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

这样，宰相从独相变群相以后，又失去了军权和财权，再加上台谏官员肆无忌惮的制约。所以北宋宰相已经没有宋以前宰相的权力，不可能有大作为，一人一言以兴邦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

党争过重

1、大宋祖宗家法的“ 异论相揽”制度

大宋祖宗家法中还有“ 异论相揽”的政策，所谓“异论相揽”政策就是让意见不和的大臣一起搭班子在东西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工作。这样这些大臣就互相监督。政事堂中一起工作的大臣不能是父子兄弟或者姻亲关系，否皇帝会将其中一个宰相调离中枢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免得出现危机。总之就是通过让这些宰相互相制约避免出现权臣。

但这样也限制住了真正有能力的宰相。《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记载，宋神宗时期，枢密使吕公弼将退休，大臣曾公亮建议神宗将司马光进枢密院顶替吕公弼的工作。他建议的原因就是祖宗之法中“ 异论相揽”，由于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异论，互相反对，所以要让司马光进中枢制衡王安石。

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一十三卷

2、党争影响施政执行力

北宋特别是中后期党争越来越激烈，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北宋进行过两次变法，分别史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时期的“熙丰变法”（熙宁和元丰年间变法）。两次变法都激起严重的党争。这些党争，一直持续到了北宋末年。

特别是宋神宗时期，由于看不惯旧党大臣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以图富国强兵、灭国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变法派新官员，包括曾布、章惇、吕惠卿等，这批人被称为新党。而旧党就是反对变法改革的一批原仁宗朝的旧大臣，例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

党争对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新党掌权的时候，变法的新政策推行各地，地方上的旧党官员对新法恶评如潮，弹劾新法的奏章雪片般飞入政事堂；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则把推行新法当作政绩，对新法歌功颂德，而对于新法的一些弊端和不足不是去改善而是拼命掩盖。

但是当旧党掌权的时候，旧党又会全面废除新法，众多的新法不管是好是坏一律废除，就连新党打下的西夏领土，旧党也要还给西夏。总之新党做的一切旧党都要反对。

宋神宗时代新党上台执政，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上台，废除所有新法，归还从西夏夺取的领土。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又把新党召回，把旧党赶出朝廷，再次兵伐西夏。这样来回折腾。所以对于朝廷来说每一项政策都不能长久实行。

“异论相揽”和“党争”使得朝廷官员们没法同心同德，整个朝廷体系缺乏凝聚力。大臣们的精力都花在内斗上了。

结语

北宋名相众多，之所以没有之前的朝代一个名相就能治国兴邦主要原因是：北宋名臣多能臣少，宰相权力被分割、制约以及宋代中后期党争过重这三个原因。

参考文献

元 脱脱《宋史》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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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的问题很有意思，的确北宋初期的名相很多，但好像政治上作为不大。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北宋名相的“名”有很多是出自这帮人的文学成就，其中尤其以王安石、司马光、晏殊等最突出。像王安石，文学上的成就远高于政治上的成就。他那种执拗的性格，哪里像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也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朝代，估计才会有他发挥政治理想的空间，换成其他时代，估计多半要郁郁不得志。

第二，北宋初期的朝堂，是个最不像专制体制的中央政府。这时期的朝堂很像现在的民主共和制，一帮士大夫精英你来我这地发表意见，轮番上台表演，但终究谁都没干出什么政绩来。实际上，有些时候要做出成绩是需要足够“专制”的。比如诸葛亮，比如张居正，能做出成绩的前提都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越是专制政府，越依赖政治强人，但一旦掌权者没什么能力，国家也就要走下坡路了。所以古代的中国，很依赖于上位者的政治能力。北宋的政治环境不会出现这种高度集中的相权，王安石即使得到皇帝的支持，阻力也非常大。当然，北宋的政治也相对温和，因为专制总是伴随着血腥。这一点很像刚独立的美国，能叫出一大帮有名的国父来，但具体到个人，谁又做出了斯大林这样的政绩了呢？

第三，北宋自身的体制问题，但不是以文驭武的毛病，而是北宋自开国就有花钱买平安的习惯，大批的冗官冗兵同样就是这样形成。每当有天灾，就会聚集流民，朝廷的办法就是招安，变成兵源。对待官员也是如此，北宋中后期科举里进士考试就没有落第这一说，因为曾有个落第书生张元投靠西夏，成为北宋的心腹大患，后来考进士就不会落第了。宋朝每次录取进士两三百人，是唐朝的十倍。所以朝廷的财政养了大批无用的人，但这种现象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实现，事实上北宋的皇帝里、宰相里，并没有这么个人。

第四，北宋的确有钱，经济上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会磨灭人的进取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执政者更是如此。宋朝虽然没有实现万邦来朝，但的确也算实现了国泰民安，所以改革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大。

第五，改革向来极难成功，题主所举的例子里，我认为只有张居正算是改革的成功者，其他如诸葛亮、王猛，是政权初期的建设者。改革是对一个大厦的修修补补，结构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而王猛和诸葛亮是着手建设一座大厦，成功的概率反而更高。至于更遥远的先秦，社会组织性远远不如，如果说宋是大厦的话，春秋时期的秦顶多就是茅草棚，拆起来容易，重建也容易。但即使是那种情况，商鞅也得拿命来抵。

名相兴国，也得看兴的是哪个国、处的是哪种形势以及玩的是哪种兴法。

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名相兴盛了国家，而是强国成就了名相。

春秋战国，最好别拿来比权量力。一群诸侯军阀打来打去，比之后世王朝，形势不够复杂、任务不够挑战，简单说就是难度系数太低。

所以，堪称强势王朝的，主要是秦汉隋唐。宋朝要对标，就只能对标这四个朝代。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没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你无论怎么比，宋朝都比这些王朝强太多。

西晋是短暂统一了，但西晋居然能搞出一个白痴当皇帝，接下来一个丑皇后废了自己半条命，然后一群宗室王互相残杀、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北宋就是再不堪，也比西晋强，而且强太多。

01.名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堪称划时代意义的名相，第一个应该是李斯。开创中央集权制，足以让后世各色名相竞折腰。你们就是再牛，也是百代皆行秦政制，那就谁也跳不出李斯划定的疆界。

汉朝呢？萧何本事很大，“收秦丞相府图籍”，“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且还能自污名节、主动搞好君臣关系。但这些本事没一样能让萧何晋级名相的。萧何最大的历史贡献，也可以说是让他能够跻身名相的，就是照抄秦法秦制，把李斯开创的制度给延续了下来。

唐朝的雄主盖过了一切名相。大唐盛世，你能说是哪个名相兴起的吗？真心没有。名相，体现在治国理政，而唐朝却是一个武功盛世。名相的作用，统统打了折扣。即便有名相，也会在盛世之下暗淡无光。

唐之前的隋朝，也是这个套路。大隋府库可谓富甲千古，但主要是隋文帝攒出来的家底。而后期，隋炀帝各种折腾，这期间有哪个名相强颜直谏了。根本就没有，大家就是看着杨广败坏了偌大家业。

什么是名相？不是有名就行了，而是要有成就，而这个成就，一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否则，就不是名相兴国，而是强国兴相。而细数历代统一中原的大王朝，你也找不出几个名相来。退一步说，即便是名相兴国，往往也是先有了一个帝国雏形；然后再以此为蓝图绘制其划时代的成就。没有秦一六国，就不会有李斯的郡县天下；没有大汉一统，也就没有萧何秩序天下。

02.宋朝就真得那么不堪吗

说宋朝好多名相，却没能兴国，而且搞成了一副烂摊子。这么说，有两个先入为主的成见：一个是兴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是没能打遍天下的宋朝就是一副烂摊子。

这两个说法，一个都不成立。

秦汉隋唐都打遍了天下，但打遍天下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些王朝打遍天下之后，几乎马上就从盛世跌入困世。打到盛世之前，老百姓忍饥挨饿；盛世跌落之后，老百姓继续忍饥挨饿。所谓强大帝国就是这么兴盛起来的。我们比祖宗的时候，往往拿秦皇汉武说事，因为武功卓著。但假如穿越，又有几个愿意穿越到那个时代、充当炮灰。比之秦汉隋唐，宋朝也有自己的兴盛。而这种兴盛在历史上也是一种碾压式的成就。

北宋仁宗执政了四十二年。就在这42年的时间内，宋朝人口增加了379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全部人口户数。42年时间，硬是长出一个大唐太宗朝。同时，仁宗朝的财政收入，是大唐开元最盛时的4倍。这两项数字，在历史上就无人能比。

从这个角度说，宋朝怎么也不是一副烂摊子。宋朝受制于辽国和西夏，但其与辽和西夏的关系攻略，堪称另一个翻版的国际关系。而此前的秦汉隋唐虽然都能打遍草原，却一直是暴力输出地劳民伤财。就处理与草原和胡人的关系上，宋朝人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手段。

03.宋朝的名相有哪些成就

王朝前期的成就，很多都是雄主的功绩，简单说就是要先打出一个王朝来。所以，赵普的功绩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的名相，主要集中在真宗朝和仁宗朝。宋真宗的老师李沆，堪称圣相，以自己的君子之风和人格魅力，足足把宋真宗管了七年。其后的王旦，则是以道德魅力和关系攻略，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真宗皇帝要发圣旨，往往都是先让王旦先拿意见，等王旦写完了，圣旨就直接照抄。君臣之间的信任，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远比刘邦和萧何强多了。仁宗时期的名相，更是数不胜数，几乎一朝都是贤相在位。

这些名相集体干了一件事情，即实现了对皇帝权力的有效牵制。简单说，就是宋朝皇帝不能任性。南北朝时期，各种皇帝中二事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些皇帝做不出的。隋朝就是被隋炀帝的各种任性操作下给玩死的。唐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宰相根本看不住皇帝，也左右不了政局。篡位都能篡出个女皇帝，各种宫廷斗争更是花样翻新。玄宗朝虽然盛世顶峰，但君不信臣、臣不信君，甚至连太子都成了皇帝的时刻提防的对象。

但，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堂风气，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至北宋灭亡，都没有篡位的宫廷斗争和造反的举国内战。而这一切的功绩，都应该归功给那些士大夫名相们。

名相士大夫的见识，虽然难免迂腐，却也非常有见地。就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说，司马光的定位是富邻居与穷邻居。西夏一直是个刺猬。原因就是太穷了，所以自尊心低破了水准线。像这种穷邻居，你就得照顾它的面子、恩威并施。这跟现在某些国家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

至于宋朝为何没有秦皇汉武的功绩，主要是形势不允许。北方草原并非停滞不前，到了契丹建国之时，已经发展到了王朝和帝国层面，再不是从前的部落联盟了。所以，宋朝名相就是再有本事，也只能在时代的局限下发挥作用。

李斯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成就。但法家治理的问题就是一切都是力量说了算。所以，这套制度设计根本控制不住内部的权力斗争。皇帝一旦暗弱，那就等着内乱，比如秦二世。宗室诸侯一旦野心，那就等着内战，比如七国之乱。隋朝和唐朝也都是这个套路。翻看隋唐历史，处处都是宫廷斗争和造反内乱的桥段故事。

而宋朝却在风气上改变了这个路径依赖，可以说是给中央集权的王朝打了补丁。当时的方法就是不断强化的祖宗之法。后世虽然沿袭的不好，因为皇权强势碾压，但文官政治已经成为传统。于是，在力量决定一切之外，还有一个道义的存在，而这恰恰是宋朝名相完成的大事。

中国古代王朝有这么一个特点，开国帝王的性格往往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任何王朝的制度设计，在开国之初，因开国帝王的性格而决定了大致的方向。

五代乱政，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上位，所以对于武臣执掌兵权十分忌惮，遂才有“杯酒释兵权”。而这只是北宋政治纲略中的一部分。自宋太祖开始，皇帝们致力于压制武臣，遂实行“以文制武”的政策，武勋功臣集团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权力削弱，文臣士大夫阶层的遂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北宋，没有外戚势力、没有宦官集团、也没有武臣功勋集团，只有文臣士大夫集团。这种士大夫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造就了北宋一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这是历史上独特的一个政治力量，他不同于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下的门阀士族。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连年战祸，大部分传承自两汉的门阀士族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上，北宋建立后，已然找不到任何一个世家。

正是这样的环境，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受益于科举制，不受制于门第的士大夫阶层诞生了。不同于拥有经济、以及一定军事实力的门阀士族，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力量完全取决于制度，这样就是为什么北宋时代出现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价值取向。

既然这个阶层的崛起，依靠的是制度，那么他们天然就是制度的捍卫者。

困扰北宋的三大问题，冗兵、冗费、冗员。而这三大问题，实际上代表着千千万万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北宋军队臃肿，单单禁军规模最胜时就达到了80万之多，还有各地的厢军，数目就更加庞大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对武将的严防死守，不仅符合皇帝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要武臣始终被文臣压制，那么，掌控话语权的文臣们，就能够始终从王朝利益中分最大的一块蛋糕。文臣不耻于武事，也不愿意打仗，因为打仗就意味着要出兵，就要赋予武将们指挥军队的权力，战争如果比较短还好说，如果一打几年，武将的势力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是文臣们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纵观整个北宋，对外战争虽然频繁，但基本持续时间很多，打一仗基本不会翻过年去，即便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最终朝廷也会选择一送钱的方式“和平”解决外部威胁。对内的话，农民起义次数虽然很多，但大多数时候北宋的造反都具有那么一个特点。造反的人群基本都是奔着诏安去的，换言之，也是摸清楚了北宋统治集团的惯用手段，能不打就不打，能诏安就诏安。

而因为诏安，所以使得北宋军队越来越臃肿，费用越来越高。北宋的执宰们面对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实际上是不愿意去解决，或者说，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武病”逼着他们不愿意精兵简政。

再说冗费，冗官，北宋政府有钱不假，但一年的财政支出也是十分巨大。除了前文提到的庞大军队规模的军费支出外，主要的就源自高薪高福利下的官僚系统支出。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高薪之下的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巨大，然而这两个问题，也是执宰们无法解决的，毕竟涉及到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没等他拿出适合的方案，早就被全体士大夫赶下台了。

北宋名相是多，但他们都具有这么一个特点，在文学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个人品行也比其他朝代好得多，但涉及到解决朝廷制度困顿的问题，他们无能为力，或者说，他们有这种能力去解决，但没有足够实力去解决。因为改革这种制度问题，要夺走的是把他们推上相位的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

所以北宋走进了一个死循环，即便是皇帝要变革，也会因为没有其他势力的支撑，最终夭折。

北宋这些名相和历史上那些名相相比，其实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问题。历史上当过宰相的人多了，为什么只有管仲这些宰相令人称赞，还不是因为管仲这些人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

就是说大家都用结果去评价的宰相本人的功劳。试想，如果管仲没有把齐国变富强，管仲还能出名吗；商鞅没能把秦国变强大，大家还会记得他吗；诸葛亮如果没能帮助刘备建立蜀国，谁会知道诸葛亮这个人呢？还是那句话，都是用结果去评价人，干成了有功绩就是名相，干不成没啥业绩就是普通宰相，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王朝几千年历史，有无数人担任过宰相这个官，但是真正搞出业绩，真能做成事也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这几个人做成事，也不是光凭自己的能力，还要看环境。一个宰相想做成某件事，来自国君或是皇帝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管仲也好，商鞅也好，都受到了国君无条件的支持，但是北宋那些名相有谁只真正得到皇帝支持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斗得你死我活，王安石想推动改革，当时旧势力根本不同意，皇帝也不是真心支持他，看到困难就把他撤了，相反看商鞅，连续几代国君一直推行商鞅的政策

第二点就是历史上的名相都是处于时代变换的风口的，只需要选对方向，顺势去推动，就能取得巨大的功绩，比如管仲的观山海，商鞅的变法，王猛是因为他是汉人，掌握了当时的先进文化而前秦是少数民族立国，国内文化落后，所以就显出王猛的优秀了。

历史上那些做成大事的名相都有时代的风口辅助，而北宋已经是个成熟的封建王朝了，不需要任何的深度改革，只要按部就班上班完成皇帝的交待就行，根本不用是推动什么大事情。

这就是北宋的宰相们和历史名相的区别。

古代名相兴国，是需要条件的，齐之管仲，秦之商鞅，汉之萧何，前秦王猛，东晋谢安……这些名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三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卓越才能，二是君主的充分信任，三是适宜的历史环境。

在很多人看来，宋朝是一个盛世王朝，尤其北宋名臣辈出，赵普、寇准、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一个比一个牛。

但北宋国力积弱，尤其对外战争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1、北宋重品行轻才干，宰相大多徒有虚名

宋朝皇帝用人重品行而轻才干，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宰相个个都是道德君子，品行优良，却才能一般，守成有余，改革不足，让他们像曹参一样“萧规曹随”，守住老祖宗留下的摊子，勉强可以；让他们像管仲、商鞅、王猛那样改革创新、兴利除弊，却没这个本事。

《宋史》是元代组织编修，而编修者几乎都是南宋的理学家，这些理学家修史时大肆贬低王安石、章惇这些实干的改革家，却推崇墨守成规的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把他们个个吹捧为盛世良相，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空谈误国，言过其实。

2、北宋分权制衡，宰相职权受到广泛制约

北宋整体制度设计理念是分权制衡，体现在中央一级上是制约宰相权力。一方面沿袭五代制度，设枢密院主管军事，以枢密使分宰相的军政权，设三司主管财政，以三司使分宰相的财政权，另外在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北宋宰相权力也受到制约，很难大展拳脚。

北宋把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大多数情况下同时配备两到三名宰相，让他们彼此制约，宰相人选也是更换频繁，一样不合就换人。以宋仁宗为例，此人在位四十多年，宰相换了二十多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就被罢免。

频繁的人事更迭，宰相不能长期执政，政策无法连续，也不足以充分发挥才能。要知道，即便是管仲、商鞅、萧何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富国强兵的，而是十几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3、北宋皇帝平庸，缺乏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

自古明君配贤相，人臣要大展宏图，要靠明君赏识重用。管仲若是不遇到齐桓公，萧何若不是遇见刘邦，王猛若不是遇到苻坚，也很难成就一番事业。

北宋除了宋太祖、宋神宗、宋哲宗外，其他皇帝都是平庸守成之君，只想守好祖宗留下的一亩三分地，缺乏富国强兵的宏图壮志和雄才大略，一个国家的皇帝安于现状，不知进取，绝不可能任用真正的宰相。

像管仲、商鞅、王猛这样的人才，即便出现在宋朝，也得不到平庸之主的信任和重用，好不容易除了一个宋神宗和王安石这样互相信任的君臣搭档，联手大干一番，富国强兵，却因为宋神宗英年早逝而宣告结束。

综上，虽然《宋史》等史料大肆吹捧所谓“名相\"，但事实证明，这些“名相”除寇准、王安石是名副其实外，大多徒有虚名，只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守成之臣，放在宋朝或许勉强称得上”贤臣“，放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根本不足以称为”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