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的问题极不严谨！不应该是南阳和襄阳隆中比，而是卧龙岗和隆中比谁更有名气才对！

那么卧龙岗和隆中谁更有名气呢？

当然是隆中更有名气。用事实说话！

一、东晋南北朝时期：

• 提到隆中的史料有：
  

西晋王隐《蜀记》、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北朝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南北朝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图副》、南北朝南萧梁鲍至《南雍州记》、南朝陈诗人沈炯《归魂赋》

• 提到卧龙岗的史料：无
  

二、唐宋时期

• 提到隆中的部分史料：
  

唐《晋书》、唐吴从政《襄沔记》、唐李善等注　《六臣注文选》、唐李瀚《蒙求集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孙樵《刻诸葛武侯碑阴文》、唐皮日休、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宋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宋任渊撰《山谷内集诗注》、北宋王洙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北宋马永易撰《实宾録》、北宋潘自牧撰《记纂渊海》、北宋庄绰撰《鸡肋编》、北宋林逋的诗《和蒙尉见寄》、北宋宋庠的诗《孔明》、北宋代胡宿的诗《题承诏亭》、北宋释契嵩《镡津集》、北宋李觏的诗《忠武侯》、北宋史学家刘敞的诗《寄因甫》诗《闻张隐直率范十九佑之游边寄之三首 》、北宋史学家刘攽的诗《题利涉寺》诗《冬至登楼》、北宋曾巩《隆中》、北宋彭汝砺的诗《谷隐寺》、北宋张方平的诗《赠韦不伐》、《乐全集》、北宋苏轼《万山》、《隆中》、北宋张耒 《梁父吟》、《杂咏三首》、《题荣子邕陋居二首》、《柯山集》、北宋李廌《题庙》、《芝堂记》、北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北宋郭祥正《青山续集》、北宋李复撰《潏水集》有诗《题武侯庙》、北宋邹浩撰《道乡集》、北宋葛胜仲《丹阳集》、北宋吕南公撰《灌园集》、北宋沈与求撰《龟溪集》、北宋李流谦撰《澹斋集》、北宋代梅尧臣《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北宋陈渊撰《墨堂集》、北宋王质撰《雪山集》、金赵秉文撰《滏水集》、金李俊民撰《庄靖集》、南宋于石《紫岩诗选》、南宋方?撰《富山遗稿》、南宋俞德邻撰《佩韦斋集》、南宋刘辰翁撰《须溪集》、南宋谢枋得撰《叠山集》、南宋文天祥撰《文山集》、南宋姚勉撰《雪坡集》、南宋阳枋撰《字溪集》、南宋刘黻撰《蒙川遗稿》、南宋方岳撰《秋崖集》、南宋赵汝腾撰《庸斋集》、南宋韩淲撰《涧泉集》、南宋李曾伯撰《可斋杂稿》、南宋程公许撰《沧洲尘缶编》、南宋吴泳撰《鹤林集》、南宋刘宰《漫塘集》、南宋真徳秀撰《西山文集》、南宋魏了翁撰《鹤山集》、宋陈亮《龙洲集》、南宋程珌撰《洺水集》、南宋姜特立《梅山续稿》、南宋周南《山房集》、南宋张轼《南轩集》、南宋孙应时《烛湖集》、南宋陈造撰《江湖长翁集》、南宋叶适撰《水心集》、南宋陆游撰《剑南诗稿》、南宋杨万里撰《诚斋集》、南宋薛季宣撰《浪语集》、南宋李洪撰《芸庵类稿》、南宋袁燮撰《絜斋集》、南宋曾丰撰《缘督集》、南宋周麟之撰《海陵集》、南宋张孝祥撰《于湖集》、南宋林之奇撰《拙斋文集》、南宋王庭珪撰《卢溪文集》、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南宋李石《祭诸葛武侯庙祝文》、南宋郑如桥《祭诸葛忠武侯文》、南宋郑樵《诸葛亮传》、南宋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南宋萧常《续后汉书.诸葛亮传》、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南宋魏了翁《成都朝真观记》、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南宋沈枢《通鉴总类》、南宋陈傅良撰《历代兵制》、南宋钱时撰《两汉笔记》、南宋朱熹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南宋刘炎《迩言》、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南宋罗璧《识遗》、南宋车若水撰《脚气集》、南宋叶庭珪撰《海録碎事》、南宋陈傅良撰《八面锋》、南宋汪伯彦《书绣堂记》、南宋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南宋王应麟撰《玉海》、南宋刘才邵撰《檆溪居士集》、宋代《群书会元截江网》

• 提到卧龙岗的史料：无
  

三、元代

• 提到隆中的部分史料：
  

元吴当撰《学言稿》、元张雨撰《句曲外史集补遗卷中》、元刘仁本撰《羽庭集》、元李存撰《俟庵集》、元许有壬撰《至正集》、元陈栎撰《定宇集》、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元王恽撰《秋涧集》《黙斋铭》、元安熈撰《黙庵集》、元刘因撰《静修集》、元陆文圭撰《墙东类稿》、元刘诜撰《桂隐文集》、元胡祇遹撰《紫山大全集》、元仇远撰《金渊集》、元代《氏族大全》、元刘埙《隐居通议》、元代郝经《续后汉书.诸葛亮列传》、元夏文彦撰《图绘寳鉴》、元代胡一桂撰《史纂通要》、元陶宗仪撰《说郛》、元王逢撰《梧溪集》、元郭钰撰《静思集》、元周巽撰《性情集》、元杨维桢撰《丽则遗音》、元陈基撰《夷白斋稿》

• 提到卧龙岗的史料：元一统志
  

四、明代

• 提到隆中的部分史料：
  

明一统志、明张昱撰《可闲老人集》、明唐顺之撰《稗编》、明冯琦冯瑗撰《经济类编》、明陈耀文撰《天中记》、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明张志淳撰《南园漫録》、明杨士奇编撰《历代名臣奏议》、明朱谋垔《画史会要》、明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明朱明镐《史纠》、明谢陛《季汉书.诸葛亮传》、明魏显国《历代相臣传?诸葛亮》、明杨时伟《诸葛忠武书?诸葛亮传》、明王士骐《诸葛忠武侯全书》、明宣宗朱瞻基《历代臣鉴?诸葛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明胡广等奉敕撰《性理大全书》、明嘉靖《邓州志》、明嘉靖《南阳府志》、明李侃成化《山西通志》、明程敏政弘治《休宁志》、明唐冑《（正德）琼台志》、明陈能《（嘉靖）延平府志》、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明东时泰《（嘉靖）范县志》、明范镐《（嘉靖）宁国县志》、明陆釴《（嘉靖）山东通志》、明谢东山《（嘉靖）贵州通志》、明曾储《（嘉靖）沔阳志》、明吴道迩《（万历）襄阳府志》、明吕柟《二程子抄释》、明高拱《本语》

• 提到卧龙岗的史料：明一统志、明嘉靖南阳府志
  

五、清代

• 提到隆中的部分史料：
  

《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清朱轼《历代名臣传?诸葛亮传》、清杨希闵《诸葛武侯年谱》、清章陶《季汉书.诸葛亮列》、清王复礼《季汉五志.诸葛忠武侯传》、清尹于皇《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赐金鈇钺曲盖羽葆武乡忠武侯诸葛亮传》、清汪蓥《诸葛公》、清张江《历代名臣传》、清汤成烈《季汉书》、清代乾隆李清馥所着《闽中理学渊源考》、清郑元庆编辑《行水金鉴》、清乾隆编撰《日知荟说》、清乾隆《御览经史讲义》、清陆世仪撰《思辨录辑要》、清康熙李光地《榕村语录》、清雷宏《读书偶记》、清康熙王原祁等纂辑《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目録》、清康熙卞永誉《书画汇考》、清乾隆倪涛《六艺之一录》、清康熙《御定渊鉴类函》、清康熙《御定佩文韵府》、清雍正沈宗敬等奉敕编辑《御定骈字类编》、清王懋竑《白田杂着》、清乾隆《新野县志》、清光绪《南阳县志》

• 提到卧龙岗的史料：《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南阳府志》、《南阳县志》、《卧龙岗志》
  

六、民国

• 提到隆中的部分史料：
  

祝秀侠著《历代贤豪諸葛亮》、孙毓修著《诸葛亮》、王缁尘著《诸葛忠武侯评传》、韩非木著《诸葛亮传》、顾旭侯著《诸葛武侯》、徐楚樵著《非常时期之模范人物.诸葛亮传》、周佐治著《诸葛亮传》、《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民国栾钟垚《（民国）邹平县志》、民国王元一《（民国）桓台县志》、民国叶觉迈《（民国）东莞县志》、民国黎彩彰《（民国）宁化县志》、民国詹宣猷《（民国）建瓯县志》、民国谢祖安《（民国）宜春县志》、民国梁成久《（民国）海康县续志》、民国曹允源《（民国）吴县志》

• 提到卧龙岗的部分史料：《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
  

七、新中国

• 提到隆中的历史书籍：
  

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 》、柏杨的《柏杨曰》《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河南省政府组织编纂的《河南风物志》、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王彪的《中州风物记》、南阳市委宣传部出版的《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南阳市卧龙岗武侯祠编著的《武侯祠简介》、新中国国务院秘书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王桐龄的《中国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吕思勉的《三国史话 》、何兹全的《三国史》、樊树志的《国史概要》、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马植杰的《三国史》、张大可的《三国史研究》、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慕中岳、武国卿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史》、袁腾飞的著作《这个历史挺靠谱》、日本讲坛社《中国的历史04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辞源》、《辞海》、郑天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国务院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百科全书.政治人物卷》

提到卧龙岗的历史书籍：

• 正规出版的书籍中未发现提到卧龙岗。
  

综上可知，历代历史文献中隆中被大量提及，而且正规的史书包括南阳地方志、当代《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河南风物志》、《武侯祠简介》都明确承认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刘备三顾地在今襄阳隆中！而提到卧龙岗的史料远小于隆中。由此可见，隆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卧龙岗。

从古至今，两地经历过曲折的历程。最初隆中见史不少，却得不到国民首肯(是因为距三国时间近，民众辩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強有关)。而南阳诸葛庐却不断地出现在文人的诗词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李白的《读诸葛武候传书怀》:“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等。可见南阳草庐在唐宋时代 ，已誉满天下，兴盛达到极至。直到元代，更是锦上添花，南阳被钦命为官祭之地。谁能说南阳卧龙岗名气不够大吗？

明朝时期，官方一直沿袭着拜谒南阳武侯的传统。襄阳隆中被遗忘。明朝弘治未年，襄阳王下令毁掉非正统的襄阳隆中。嘉靖年间，明世宗颁诏南阳武候祠，确立春、秋大祭的具体时间。此后两地之间拉开了分争的续幕，但襄阳始终处于下风。

:到上世纪，由于襄阳方面的不懈努力，争取到隆中对的见书权。从此隆中走向繁荣。我认为虽说隆中的诞生，有饽于前史，缺乏成立条件。种种史料证据不利于隆中。但必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即是最终能证明其为冒名膺品，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膺品，其能量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人性的好奇心驱使，将使隆中从此走向更加繁盛。南阳需努力。

看一下教科书对南阳和隆中的注释，很有意思啊！

人教社对“躬耕南阳”注释以及其后改动。

《隆中对》刚刚复出时所作的“隆中，地名，在湖北襄樊”，以及《出师表》中“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的注释是一个倾向性很明显，且与基本史实相背离的失误，这个注释后来遭到河南、湖北学者的一致否定是必然的。而修改后的注释则比较中允地兼收了两说的立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编者在前一个“隆中”的注释中有“襄樊、南阳两说”，那后一个“诸葛亮隐居地隆中”，依前说也应该是“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况且，按照“东汉属于南阳郡”这个先决条件，宛城东汉时为南阳郡治地，隆中当时是否属南阳郡尚在两可之间，细论下来，人教社的这个注释反倒是有利于“南阳说”了。

另外，这次改动也说明，教科书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来作出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变动的，什么事情在真理面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过，对人教社的这个注释，南、襄两说显然都不会满意。“襄阳说”的不满自不待言，而“南阳说”的不满很可能会集中在对“隆中”的过分表述上。

“隆中”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东晋初年，王隐将李兴《祭诸葛亮碣文》里提到的“隆山”变更为“隆中”，但依《碣文》提到的“沔之阳”的方位和《水经注》湖阳县隆山（在今唐河县湖阳镇东）的记载，此“隆中”显然应该在汉水以北的南阳郡内。“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所言：《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盖凿齿时晋以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在当时盛行从北方照搬、侨置地名的时代（当时连雍州、京兆郡、杜县都能从关中全套搬到襄阳），习凿齿在东晋偏安政权自比蜀汉，推崇诸葛亮的大背景下，在襄阳城西“号曰”一个原在“沔之阳”的“隆中”，并在当时行政区划极为混乱，襄阳一带有大量侨县分属不同州郡的形势下，附会诸葛亮的“躬耕南阳”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总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习凿齿以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南阳两地皆有，至明清时期，形成了“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的局面（见明徐学谟《游隆中记》）。如：尹台《隆中》诗有“行徒肃车马，遂出襄樊墟”，此为襄阳隆中；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诗有：“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淯）河急。举目眺西岗，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益老所益。”此即为南阳隆中。类似这样的诗词，明清两代还有很多。不过，从清代后期，隆中一名逐步为襄阳隆中所独有，南阳方面仅称卧龙岗。

现在，人教社教科书又将“隆中”两指，这对已将“隆中”地名独占的“襄阳说”恐怕会有极大的失落感。而“南阳说”也会认为，在普通游客皆认为隆中是在襄阳的大前提下，含糊地将“诸葛亮隐居地”定为“隆中”也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况且，许多学者已明确指出，“躬耕”并非是“隐居”，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用“诸葛亮隐居地”去注释“诸葛亮躬耕地”，本身就是一件答非所问的乌龙之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

这个注释，是全国重量级的教材出版部门对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明确地表述，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南阳说”的一致支持，二月河先生就说，这个注释“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的确，自秦设南阳郡以来，南阳的地望以及名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南阳”汉晋时是郡名，但在许多史书中又特指郡治地宛城。例如，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就有“困于南阳”之句，这个“南阳”就是指曹操与张绣的“战宛城”之役，“困于南阳”就是“困于宛城”。所以，秦汉迄今，所有关于“南阳”地名的使用上，“南阳”一指南阳全郡或大部，或特指郡治宛县，从来没有一个能将宛城排除在外的“南阳”地名使用的先例，即在史书中没有出现过使用了“南阳”地名，其范围和指向不包括郡治宛县而明显为郡治以外某个地方的史料，如新野、穰、邓县、叶、樊城等地当时都属于南阳郡，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在史书中单独被“南阳”代指过，隆中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所有关于诸葛亮研究的史书对“躬耕南阳”都没有注释，即便是比较极端的“襄阳说”史家，也只是在“属于邓县”、“隐居”、“求学”、“故宅”、“三顾之地”等方面做做文章，没有人去触及“躬耕南阳”的确切指向，李兴、王隐、习凿齿、裴松之、郦道元、李吉甫等人都没有将“躬耕南阳”注释为隆中，而隆中，自习凿齿“号曰”之后，在这些人笔下始终就是“隆中”，没有一个人将“隆中”称为“南阳”。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南阳”就是南阳，隆中就是“隆中”，是不能混淆和互指的，今天的教科书如果非要将“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注释为隆中，显然是与历史记载相悖的。所以，北师大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的这个注释是理性和客观的，回归了这一历史真实。

当然，这个注释于“襄阳说”肯定是不满意的，已经有个别襄阳学者将北师大的教科书斥之为“非法出版物”，尽管这个过于极端的说法仅仅是少数人的言论，但多少也反映了部分襄阳人的不满情绪。

南阳和襄阳这两个城市，都是地级市，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留下历史故事遗迹都很多。尤其两个城市都有诸葛草庐遗迹，南阳和襄阳为争谁是真正的诸葛躬耕的地方，自古一直争论不休，直到郭沫若先生写的“心系朝庭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才告一段落。

不过，我认为南阳应该比襄阳更有名，更有历史厚重感。南阳自古位于中原地带，气候地理位置都优越，所以成就南阳二千多年前都已很发达，尤其汉朝时期，南阳经济文化科技医学等都很发达，其中张衡科学家，在当时和当今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墓地位于南阳郊外，张仲景中华医学奠基人，墓地位于南阳市内。后来商圣范蠡，说明南阳经济已非常发达。另外智圣诸葛亮前面已讲过。

中国的四大圣人皆出在南阳：商圣范蠡，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智圣诸葛孔明。

就是现在南阳名人靠出：世界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文化二月河先生、周大新等一大批文学家。并且现在南阳经济位于河南第三位，紧逼洛阳，现在发展趋势迅猛，不久将来必将成为中原经济圈一颗新星。

襄阳这几年发展也很迅猛，但我认为无论从历史和现代发展趋势来看，南阳应高于襄阳一筹，名气南阳会越来越大。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阳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南阳有古隆中，俺们南阳只有卧龙岗诸葛亮庵儿——诸葛草庐，隆中是哪儿，襄阳有一个，但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论起来卧龙岗和古隆中哪个更有名气，倒是可以说一说，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南阳卧龙岗，理由从以下两篇著作中可以看出：

一、《出师表》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出自诸葛亮亲笔所做的前《出师表》，已经闻名于世，对于诸葛亮“躬耕地”之说早已有定论，那就是从明朝时期就被官方认定的祭拜智圣诸葛亮的卧龙岗，而且施行春、秋二祭，盛名早已名满天下，岂是隆中可比？

二、《陋室铭》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出自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诸葛庐就是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时的搭建的诸葛草庐，虽然很简陋但是并不会影响其居住的人高风亮节、知识渊博，威名远扬。卧龙岗也是借此声名远播。

总结：从当代一些名人多次到访南阳卧龙岗的情况来看，哪个更有名气一目了然，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事实胜于雄辩，哪个更有名气老百姓的心中早有定论。

我是宛都说事儿，80后南阳土著，说南阳人感兴趣的事儿。

欢迎朋友们关注、评论、点赞。

诸葛亮躬耕地并非是千年历史疑案。

在公元2000年以前，海内外华人以诸葛亮躬耕于河南南阳的卧龙岗，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这也是魏国降将黄权没有去湖北或山东去祭祀诸葛亮，而跑到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原因。

为什么后来会有个“襄阳说”呢？咱讲理，摆摆史书（借阅摘抄均有）。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襄阳说”的主要依据就是东晋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也正是这个说法，后被《水经注》、《三国演义》等广为引用、添加，遂成为“襄阳说”的核心依据，将之视之为“能否论证襄阳隆中汉末属南阳郡，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诸葛亮躬耕地是南阳还是襄阳之争的焦点。”“襄阳说”认为，诸葛亮说自己“躬耕南阳”中的“南阳”应理解为“南阳郡”，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隆中为诸葛亮的躬耕地，所以，南阳就是隆中。而“南阳说”则认为，史载南阳郡、南郡是两个郡，以汉水为界，隆中位于汉水南岸，故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可能包括隆中。

的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就魏晋南北朝疆域与政区论，其研究难度可谓极大。疆域大多伸缩不定，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即以政区而言，昔童书业先生撰《中国疆域沿革略》时感叹道：‘当时(东晋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 从三国到隋的这段历史，10个朝代都是乱世短命王朝，史料混乱且缺乏。加之明清以前，地方志的编修尚未开展，故研究汉末一县之状况，找到县治故城已属不易，确定其辖境更是难上加难之举了。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著《北周地理志》十卷时提到了10大困难。他清醒地指出，历代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多是“度属自我，割隶从心”，意思不少是“想当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轻易下结论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一、南郡、南阳郡以汉水为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在汉之阳”。《晋书》地理志：“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 的记载也明确了这种观点。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所以，对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自秦汉时以后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异议。

秦之设郡，多以地形为要，《易经》说：“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史学家郑樵也认为：“地理之要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易，山川千古不易，是《禹贡》之国，至今可别。”所以，秦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央王朝统一的行政区划编制，在划分地域，设置郡县时，在考虑各地历史、人口、经济的各种情况的同时，较充分地考虑了自然条件，使行政区尽可能地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如在渭河平原置内史，珠江三角洲设南海郡，太原盆地置太原郡，南阳盆地置南阳郡，汉中盆地置汉中郡等。加上秦统一中国时，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划分天下三十六郡时，只能以人口的多少和主要的山川做为依据，没有时间考虑到复杂的地方利益等关系。故秦设南郡和南阳郡时，以南阳盆地的边缘和南襄通道附近的汉江做为分界是很自然的事，不可能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设南郡时，独独留下隆中这么奇怪的一块地方给六年后设立的南阳郡。

南阳卧龙岗武候祠、诸葛草庐、三顾堂等诸葛亮躬耕的遗迹都是中国各地有关诸葛亮遗迹中建造最老，保护最完整的。而且有历代官员、文化名人的题字考等。

问题的关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湖北的隆中在汉代还不叫隆中，也是到了晋朝时的史料中才有这个名。至于后来的《隆中对》也本无其名，原只有《草庐对》，是刘备到卧龙岗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出的策略，当时以《草庐对》为称，后来部分学者用了《隆中对》，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市面上就喜欢顺口的，《隆中对》确实比《草庐对》易说。

开始摆证据：

证据之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反复说，别嫌烦）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诸葛亮完全可以说自己是山东人，也可以说自己家住哪里，为毛偏偏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诸葛亮可能知道襄阳来抢？所以在这重要的文献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证据之二《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

证据之三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瑯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证据之四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证据之五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刘备当年屯兵新野，来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必经梅溪河桥。该桥原本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桥，因刘备“三顾茅庐”时经过此桥，世称三顾桥，至今约有1700年历史。清代在旧桥的基址上修建为石板桥，1968年由于城市扩建，又将此桥改修为水泥结构的拱券桥。

“三顾桥”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康熙壬辰年编修的《龙岗志》中云：“三顾桥在南阳府城外西南三里许，离卧龙岗亦三里许，汉昭烈帝三顾草庐经此，因名。”令人惊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卧龙区棉花加工厂院内的建筑垃圾中发现了一块“三顾桥”残碑。碑文曰：“…..三顾口更有义焉，三顾者昔刘主顾草庐而谒诸葛者也，后来汉室所由兴亦始，不假此桥谒诸葛之路乎，虽谓先人之遗迹，即今人往来所利便也。但历年久远，倾危将至，，谁忍坐视不为之此乎，口口是桥修以流芳于不穷……。 三顾桥残碑是南阳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确凿无疑地证明，历史上的“三顾桥”确实存在，它用实物证明了刘备“三顾茅庐”就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证据之六 晋李兴撰《祭文》在南阳祭祀诸葛亮

西晋惠帝时，为纪念先贤，曾命令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与李兴一起到诸葛亮故宅祭祀。为此，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李兴为刘弘代写了《祭诸葛丞相文》，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然而，“襄阳说”抓住这篇《祭文》断章取义，认为“于沔之阳”就是在襄阳诸葛亮故居。其实，这是误解，古时人们俗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此处说的“于沔之阳”，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活动，并不是沔南的襄阳故宅。

证据之七 黄权在南阳卧龙岗建庵祭祀诸葛亮

亮初亡，黄权则是最早在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的人。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袭取益洲后，任用其为代理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后，任权为治中从事。刘备在蜀称帝后，欲报荆洲失守、关羽被杀之仇，将伐东吴，黄权竭力劝阻，但刘备不从，一定要率兵亲征。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后来，伐吴果然失败。黄权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故而降魏。先主叹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黄权与刘备及诸葛亮有着浓厚的感情，尤其对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即和南阳同乡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活动。

证据之八 诸葛亮为刘备从南阳贷款以为军需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记载：“先主寓荆洲，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这是一条极重要的主证材料。当时打的借条，至宋代仍然保存着。

证据之九 诸葛亮为其弟在南阳娶妻

《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现存的《瑯琊郡全裔堂诸葛氏宗谱》称：“亮生于瑯琊，迁居南阳，官于西蜀。”该宗谱还：“诸葛亮次孙诸葛京次子（诸葛）冲携眷复归故里，又还瑯琊。

从《诸葛宗谱》看，诸葛亮系山东瑯琊郡阳都县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汉文帝追封为诸县侯，所以人们称他们为“诸葛”，久而久之，就习用以为复姓了。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诸葛谨在东吴效力，弟诸葛均年少时，跟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躬耕，自食其力。诸葛均年长后，诸葛亮就在南阳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为妻。

证据之十 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在成都武侯祠大门左侧碑亭中，矗立着《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碑文开头说：“度尝读旧史，祥求往哲”。这说明裴度对先贤诸葛亮的生平经历及业绩都作过研究，是很了解的。裴度称赞诸葛亮是一个“藏器在身，待时而动”的英才。碑文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像这样年代久远，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珍贵碑刻，能保存至今，实为难得。

证据之十一 唐代大量文献记述诸葛亮躬耕南阳

在唐代，诸葛亮已名扬天下，大量文献和碑刻记述了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以及卧龙岗、诸葛庐等方面的事迹。如，唐刑部员外郎侍御史沈回在《蜀丞相诸葛武侯新庙碑铭》称：“伊昔武侯，踠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称：“胥字南阳，坚卧待主，三顾缜说，群雄粗定。”严从在《拟三国名臣赞序》称：“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论》称：“昔诸葛亮拥膝南阳，为‘梁父吟’，自比管乐，州平、元直以为信然，虽涯量可窥，而遗迹可见。”赵均的《金石林时地考》称：庐“在南阳城西南七里。”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证据之十二 宋代坚持诸葛亮躬耕南阳的人越来越多

例如朱黼在《评诸葛孔明》称：“孔明高卧南阳，自比管乐，世人莫之许也。余窃论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俦也~~~~~夫孔明之于伊尹，所遇虽异，处心则同。夫躬耕有莘而乐尧舜之道，躬耕南阳而吟‘梁父’之诗，同一隐晦也，聘三往而后起，驾三顾而后从，同一出处也。”

宋司马光在《咨治通鉴》中云：“初，瑯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魏略》云：“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据上述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在襄阳隆中住过，不是躬耕，而是游学。这些资料彻底否定了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

证据之十三 岳飞谒南阳武侯祠并手书“出师二表”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对诸葛亮十分敬慕，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过南阳挥毫书写了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并写有跋语：“绍兴戊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证据之十四 元代文人学士咏赞诸葛亮躬耕南阳

元代江西儒学提举杨维镇在《孔明自比管乐论》称：“汉之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阳时，常自比管仲、乐毅，人固谓其大言夸世耳，以余观之，其才业则过于管乐”。元代儒学教授王谦在《丞相诸武侯庙碑》称：“距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岗曰卧龙，俗以武侯隐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焉。”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大元一统志》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内，诸葛亮孔明躬耕地。”

证据之十五 元仁宗皇帝钦定南阳武侯祠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元仁宗于延佑四年（公元1315年）钦定的。

据元代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元武宗至大二年，河南平章政事何玮到南阳谒诸葛亮祠，“慨然兴怀”，即指示南阳地方官将祠扩修，此工程计施工四年。完工后，河南向朝廷奏请命名 。元仁宗于延佑四年（公元前315年）交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给南阳卧龙岗诸葛亮祠正式命名为“武侯祠”。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从此得到朝廷钦定的地位。程钜夫为元代翰林学士，湖广京山人，当时参与集体研究并撰《敕修》碑文，应该说是可靠的根据。

证据之十六 明代官方志书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

明代，诸葛亮躬耕南阳进一步得到官方听肯定，并载入史册。《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的历史地理专著，该志书卷30南阳府《山川》条中称：“卧龙岗在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往，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中。世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该志书在卷30南阳流寓条又称：“诸葛亮，本瑯琊人，汉末避乱，寓居南阳之西岗，躬耕陇亩。”《明嘉靖南阳府志》的说法，大致与《大明一统志》相同。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经河南等处布政司奏请，明世宗确认南阳卧龙岗“实为诸葛亮藏修发迹之所”，“但襄阳不过亮与隐士庞士元往来游息之地。”

证据之十七 明代不少碑刻记述

明《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呈照碑记》称：“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岗上有草庐故居，前有忠武侯庙，庙中塑像纶巾抱膝，宛然令人起敬，旁有书院故址，询之父老，考之郡志，皆云孔明大节，自唐宋以来，乡人立祠祀之，血食有年~~~。”明宪皇帝在《诸葛武侯》赞诗序中曰：“孔明值汉室板荡，隐于南阳，司马徽谓先主曰，识时务者为俊杰，诸葛孔明真俊杰也~~。”

明李东阳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称：“南阳城西五里卧龙岗，为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元建祠祀侯，又置书院，设山长，聚徒讲学，给田数百顷。”

证据之十八 明代名仕极为关注南阳武侯祠

明末朱瓘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称：“南阳县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许，有岗曰卧龙，旧有诸葛武侯祠，岁久就圮，... 明代诗读蜀地新都人叶桂章在《武侯记》称：“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侯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

证据之十九 康熙乙酉年编印了《龙岗志》、《忠武志》二书

清柯彩在《重修武侯祠院碑记》称：“侯祠宇遍天下，而最著名者有三焉，考其遗迹，於瑯琊则遡所生也，蜀与滇，报其功而怀其德也，至南阳又功其躬耕养晦地也，亘古至今，遂相传宛有卧龙岗云….”清澎而述在《重修诸葛丞相忠武侯祠记》称：“史称建安十三年，昭烈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南阳西七里许，相传为卧龙岗，即躬耕旧处……。”

证据之二十 清重修武侯祠及诸葛书院碑记的论述

清鹿祐在《募修南阳卧龙岗诸葛忠武侯祠疏》中曰：“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实兼备圣贤礼用之学，考其生平行事，无不原本经术，与三代之英相颉颃，方其躬耕陇亩，三顾而始出草庐…。清闫兴邦在《重建南阳卧龙岗诸葛书院碑记》中曰：“去南阳城西七里许，有卧龙岗，公所隐居乐道处，元至正十年，敕改为诸葛书院，聚生徒，拨瞻田，使学于其中。昔自明季委为灰烬，……。”

证据之二十一 诸葛亮在南阳曾有多处活动遗迹

史载，诸葛亮在南阳，还有多处活动遗迹，如清代汪介人著《中州杂俎》载：“诸葛亮本瑯琊人，徙于顺之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今方城县小史店）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从瑯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主国隋时物，则去三国未远，当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证据之二十二 诸葛亮曾在桐寨铺诸葛庄购田耕种

据南阳《唐河县志。地舆志古迹》记载：“诸葛庄在县西四十余里，位于桐寨铺西，清乾隆五十二年，犁地得石碣，有‘诸葛庄’三字，相传武侯曾置庄田于此，去南阳旧庐仅六十里。”

证据之二十三 葛亮《远涉帖》叙论称亮躬耕南阳

诸葛亮之《远涉帖》，始见于北宋风内院奉敕撰著《宣和书谱》卷十三，“草书叙论”曰：“诸葛亮字孔明，瑯琊阳都人也。少孤，依从父玄。玄卒，亮躬耕南阳，高卧不仕。蜀先主三往见然后起。先主喜而谓其臣曰：‘吾之得亮，犹鱼之得水也。’。……今御府所藏草书－－《远涉帖》。”《远涉帖》是诸葛亮唯一存世的临仿本，“草书叙论”则提供了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证据。

证据之二十四 历代文人学士赞颂诸葛武侯

历代文人学士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赞颂诸葛武侯，从中可以窥见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踪迹，现选列数首：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唐 李白

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南阳》 唐 胡曾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曾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

《诸葛武侯》 宋 王安石

武侯当此时，卧龙独摧藏。掉头梁父吟，羞与众争先。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

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疆。

证据之二十五 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卧龙岗

在元、明、清历朝的志书中，均明确表述了诸葛亮当年躬耕和受三顾于南阳卧龙岗。志书中称：“卧龙岗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岗曰卧龙岗，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基于这两种说法，我们认为，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居住过，卧龙岗即侯躬耕处。

阳证据之二十六 刘备三顾草庐只能在南阳卧龙岗

在《三国演义》中有徐庶走马荐诸葛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当时，刘备屯兵拳野，至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襄阳人硬说，“刘备三顾茅庐是在隆中”，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刘备屯新野。刘备为扩充自己势力，积极招贤纳士。“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种做法，引起了刘表的警惕，“表疑其心，阴御之”，即派人暗中监视。因此，刘备不可能 毫无顾忌地三次渡汉水到襄阳隆中三顾草庐，请诸葛亮出山。

证据之二十七 东汉时今隆中不属南阳管辖

东汉时襄阳隆中不属南阳郡管辖，是诸葛亮躬地之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坚持襄阳说的人其主要依据是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其实，习氏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高山大河往往是行政区划的天然分界。南阳郡是秦昭襄王三十五（前272年）设立的，此前六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已在汉水南建立了南郡。汉水东西走向的50多公里是当时两郡的分界线。南郡建立时不可能独将汉南隆中一小块留下，待六年后南阳郡设立时隔江划给南阳郡。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以北也。”《路史。国名记》引萧梁任昉《地纪》称：“汉江以北为南阳郡，汉江以南为南郡是也”。从秦朝至东汉建安十三年以前400多年间，南阳郡与南郡一直以汉水为界，今隆中之地就在汉水之南，因此，东汉时它隶属南郡而不归南阳郡管辖。

证据之二十八 邓县不是邓城，两地不能混同

据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记载：“古邓国，汉置县，原南阳郡。”又载：“邓城始建于晋，属襄郡。”《汇篡》释例曰：“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春秋地理考实》曰：“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从以上资料看，邓县不是邓城，两地相隔百余里。

那么，邓县辖不辖邓城？也是辖不辖隆中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邓县从来没有辖过隆中，理由是南阳之邓县，与隆中相隔有山都县和朝阳县，加上相隔 一条江，邓县如何管辖隆中呢？习凿齿由于忽略上述事实，撰写《汉晋春秋》时，误以南阳邓县为襄阳邓城以晋时的行政区划来证汉末人物的活动，是有违史实的。

证据之二十九《隆中对》篇名不妥，应为《草庐对》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诸葛亮集》中，把刘备三顾茅庐时与诸葛亮的对话节录下来中，以《草庐对》而定名、而问世。清代张澍在编辑《诸葛忠武侯集》时根据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志》记，对此作了详尽的说明。我们今天看到的《诸葛亮集》将《草庐对》列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60年8月出版时，根据清人张澍的《诸葛忠武侯集》并尊依陈寿原著《诸葛亮集》而整理点校的。然而清代的《古文喈风》却将这段选文命名为《隆中对》，既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又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因此，《隆中对》纯粹为后人强加，后又以讹传讹。

证据之三十 躬耕地、寓居地、纪念地各有不同内涵，不能等同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黄陵庙记》中均自表“躬耕于南阳”，陈寿著《三国志》采用了诸葛亮之自表，应该说这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材料。如果相信他人之言否定诸葛亮之言，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习凿齿的《襄阳记》、鲍坚的《雍州记》、盛弘之的《荆州记》、《元和郡县志》及《荆州图副》等野史中，均言及襄阳隆中有诸葛亮宅，但均未提及诸葛亮在此躬耕的事。那么，诸葛亮住在襄阳隆中干什么呢？《魏略》云：“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汉氏春秋》云：“汝南孟公威，代温恢为凉州刺史，有治名，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使杜子绪宣意公威。”据上述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曾在襄阳隆中住过，不是躬耕，而是游学，这也是应该肯定的。大凡诸葛亮生前活动过的地方，人们为怀念他，都修建了纪念性建筑。今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纪念诸葛亮的建筑极多。

所以，要说躬耕地，还是现在的南阳没错。说诸葛先生各地纪念馆，那也未尝不可，但躬耕地只此一家，即河南南阳。

感谢今日头条南阳网友“呃呃呃末”的信任并邀请回答本话题！关于“南阳和襄阳古隆中哪个更有名气”这一问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从题目来看显然是南阳名气更大，我相信这个答案襄阳人甚至全国人民都不会反对的。

有基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南阳是河南省第三大城市、省域次中心地厅级城市，人口突破一千万的二十个大城市之一。

古隆中是什么级别？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虽然古隆中是鄂豫两省毗邻地区最著名的历史古迹，但是它的级别远远低于地级南阳市。

古隆中只是县处级建制，而且只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人口不到五万。古隆中风景区设有管委会，在当地门户网同级别区县的排名处于靠后位置。

不过话又说过来，这个提问本身就存在逻辑不通、不成正比的综合条件。

不知道为什么南阳网友要拿县处级的古隆中风景区，与河南省域次中心兼第三大城市南阳市争高下呢？真是想不通。

古隆中知名度仅限于历史文化、文物、自然环境、爱国教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旅游等领域。

南阳则是工业、农业、人口、玉器、石油、资源等方面全方位出名的中原城市。

我一个外地人说说心里话，两个地方都是新建的古迹，襄阳的古迹更多些，景色更好些。不明白的是南阳人诋毁襄阳的多，走一路讲解员不停的说襄阳的是假的。不过感觉襄阳对旅游业不太重视，保存那么好的古城墙也不知道好好开发，亚洲第一大的护城河真的很漂亮。我更喜欢襄阳，不喜欢南阳，襄阳更现代，南阳显（不好说）。

要从那个角度看了，从史学界来看显然是隆中名气大，因为1900多年前就有隆中的史书记载，认可隆中是躬耕地，并且“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反之，南阳卧龙岗从未见于正史，见于地方志及碑刻中最早也是“据传”。两者一对比，显然隆中名气太大。若从民间角度来看，显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南阳人说卧龙岗名气大，襄阳人说隆中名气大。

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于谦、唐伯虎丶岳飞、,刘禹锡、诸葛亮本人都写的非常明确:诸葛亮在南阳躬耕。难道这些饱读史书的古代名家们比你们水平低下? 襄樊你们商请这些浑身铜臭的明星专家叫兽的治学态度能和这些只注重名节的圣贤们相提并论吗?. 二月河就襄樊明抢躬耕地的事发文说:历史不是泥巴捏的，不属于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