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感谢有机会回答为什么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下面是我个人的看法。

1、日本土地资源有限，资源缺乏，为自身发展和生存，走上法西斯侵略的道路。把目光瞄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贫穷落后的中国东北三省。

2、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甜头，《田中奏折》中明确表示日本要想称霸世界唯有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才能称霸世界。日本把侵略中国作为基本国策，战略占领全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法西斯既定的目标。

3、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全世界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也不例外，而且还是严重受到损失，为了把国内的矛盾转移，日本决定向中国东北动武。

4、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到处挑衅，以此有充足的理由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一个阴谋。日本不达目标不死心，后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变”即是“九一八事变”。

5、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蓄意已久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在张学良将军不抵抗政策下，短短半年不到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寇，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自“九一八事变”成功后，迫不及待的开启了侵略中国的道路。

6、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大清逊帝溥仪做了日本傀儡的儿皇帝。日本建立“满洲国”为下一步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把东北三省变成日本法西斯重要的侵略基地。

7、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正面对应付经济危机，无暇顾及远东事情，日本才敢放开手脚大胆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在国际上日本借口连篇，颠覆黑白，最终日本无奈退出国联。

我的总结：个人认为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日本早以把侵略中国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国策。如果日本不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完全不变的侵略政策，迟早也是一样会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九一八事变”日本不成功，侧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进行对中国开战，“九一八事变”日本驻守朝鲜的军队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有准备的挑起侵华战争。

我的回答完毕，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朋友

勿忘国耻，我们都没有资格代替先辈们原谅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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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是日本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石原莞尔一手策划的，在石原的书《最终战争论》里，认为日美最终要开战，由于日本资源不足，和美国实力差距太大，所以需要夺取中国东北，弥补日本本土的不足，以此作为取得对美作战的优势。

九一八事件并不是一天就完成的，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行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件很久，1920年4月，他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中国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形成“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直至九一八事件爆发。

九一八事件还和日本军队一个传统有关，就是下克上。就是下级军官不听上级命令，以为日本开疆的名号擅自行动。皇姑屯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下克上，这次行动并不是日本官方授意的行为，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事后，日本政府要求严查，但是日本陆军的极力维护下，河本大作却仅仅被解职。要求严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也被迫辞职。日本军队此举，无疑是在变相支持下克上的举动。

河本大作在策划皇姑屯事件后，被无数日本军人视作偶像，很多人也正琢磨策划同样的行为。此后日本出了三次著名的下克上: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一次军事冒险，当时东北的日军只有两万，而东北军有十几万。发动事变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如果当时东北军全力抵抗，把日军拦下来，日本政府必会对日本关东军全力施压，造成关东军骑虎难下的局势，那么日本政府是极有可能借此清洗关东军的不安定分子的，毕竟日本军方是日本政府的仇人。但是由于东北军不抵抗，关东军为日本拓展大片领土，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局面下，也无人敢对石原追责了。

石原虽然策划了九一八事件，但是他其实是对华作战不扩大派。按照石原的理论，日本军队应该在占领东北后停止侵华，全力消化东北，将东北建立成与美国作战的后勤基地。但是石原以下克上为手段为日本拓展土地，成为日本的英雄。在七七事变前，石原尝试去推动不扩大战争，他发现，日本的军官都想成为石原第二，都以石原为偶像，不顾上级命令，随意扩大战争，对华停战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石原以最终决战论理论为依据，用下克上的手段冒险占领东北，他的同僚效仿他的手段让最终决战泡汤，石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不但窃取了台湾，澎湖等一系列岛屿，辽东半岛又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按照马关条约得到的最惠国的待遇，日本在中国开矿修路，掠夺中国的资源，甚至把军队也搬到了中国境内。

至此，为日本侵华打下基础。

民国初年军阀林立，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日本支持的便是张作霖，从武器到资金都由日本人供给他，而日本人得到的是与张作霖签署的一些厂矿的开发权，但是，日本队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

日本军国主义窥视东北已有多年，日俄战争后军国主义势力膨胀，不断的对人民洗脑，在学校，老师拿着一只苹果分给学生们吃，问你学生们，口味咋样？学生们说很好吃的，老师告诉学生这是中国的苹果，你们长大以后，到中国去自己去拿，那里的果树土地都是你们的。

当日本进一步向张作霖索取更大的利益，这已经到了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张作霖他将成为傀儡一个，然而他又惹不起日本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日本的急需找代理人，他等不起，便把张作霖炸死在皇姑屯。

然而东北军新的掌权人，让日本更加失望，不但换了旗，还归附了南京政府，实现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彻底打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东北的野心，于是，恼羞成怒的日本军国主义，便上演了九一八事变。可悲的是，这些个东北军，随着一声令下，跑到了大西北，扔下了东北3000万父老，和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随之而来的便是残酷的统治。

吃大米，那是经济犯，中小学必须用日语教学，并拿出苹果给学生们吃，并告诉学生，这是天皇给的，你们要感谢天皇效忠天皇，从此在东北，展开奴化教育，为日本人培养奴才，并将他们输送到华北各个战场和占领区，与抗日军民为敌。

然而他的野心并非只是中国的东北，目标是整个的中国。

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日本军国主义做个彻底失败的下场。

为什么会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能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得亏“民族英雄张学良”，当时的东北军是全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不仅拥有当时中国最完备的军工体系，有完善的陆海空三军，而且作为当时生产能力最强大的是沈阳兵工厂，能为东北军提供自给自足的枪支弹药。但是作为当时中国生产力第一的东北，甚至是全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东北军。并没有完全的抵抗到底，而是大部队撤到关内，只能靠其他散兵游勇打游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能发生的根本原因。

也许你会问，是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侵略中国吗？对啊，的确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如果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能率领东北军在东北做一点像样的抵抗的话，这就当时日本在东北的那点兵力能吃得下东北吗？日本的狼子野心和张学良的漠不关心以及懦弱直接促成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直接原因。抗战时期东北军的战斗表现其实并不比其他派系的军队差，军队的指挥官也不缺乏为国尽忠的将领，只不过当时东北军的最高将领不是张作霖，不然在九一八事变当中早就和和日本军队干起来了。

以往分析问题的时候，总觉得是外部的原因，说敌人多么的强大、敌人的狼子野心深、处心积虑，但自己都不努力不争气，连个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这日本人能不得逞吗？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影响力的措施引发日方的不满

我们看看到 30 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 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 1129 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 1231 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 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 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 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 80%。满铁总资产,1907 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 倍多。1930 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 23 亿日元,其中日本为 17 亿日元,占 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 1910 年开工兴建,1913 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 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 月开始施工,计划 1935 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 年 11 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人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

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

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二、日本转移国内矛盾的需求

日本侵略中国之心由来已久。还在 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日,即国民革命军刚刚跨过长江、宁汉两政府分裂对峙、中国内部形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形之下,日本田中内阁就专门开会,研究其东方政策,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在这个对外公开的文件当中,日本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了其必欲控制中国满蒙地区的决心。

文件宣称:最近,趁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一哄而起,扰乱治安,有引发不幸国际事件之虞。一旦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可能受到非法侵害,日本必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而涉及满蒙地区,“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

日本内阁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首相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亦称《田中奏折》)的文件,奏呈日本天皇。在这个后来对其真伪问题引起过极大争议的所谓《田中奏折》当中,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它明确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而如今征服满蒙,亦有正当之理由,因“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故日本应全力扩大在满蒙之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各个部门设置日本顾问或教官。当然,欲以铁与血确保东三省为日本所掌握,日本与坚持门户开放主义的美国必有一场角逐,“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必要时甚至“不得不与美国一战”。

《田中奏折》得以披露,据称是旅日华人从日本皇宫里偷偷抄录出来的。由于抄录的原因,字句行文有诸多不合日文语法之处,故日本朝野长期以来均否认或怀疑此一文件的真实性。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却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故无论此文件内容是否真实,它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军阀和部分政客的政治图谋,却基本上是准确的。

1929 年,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 4 年之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世界贸易下降了 65%。这场危机自然也波及到日本。据日本农林省发表的经济调查报告,日本农家年平均所得由 1925 年的将近1800元,1928年的1500元,到1931年已降低至600余元,收入减少几达 2/3。

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原本就认为必须解决地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问题的众多日本人更加急切地赞成向外扩张的主张。而向外扩张,日本人最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因为,按照他们中许多人的看法,中国早在1900 年就丧失了对东北的管辖权,而日本在1904 年为从俄国人手里夺取对东北的特殊权益,至少付出了 20 万人死伤和17 亿日元战费的代价；况且此时的中国东北已经有 120 万日本移民，日本必须为此负起责任。

因此,日本政要及其各色人等,到处公开演讲,发表文章,散发小册子,或者宣传解决日本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中国满蒙扩张;或者公然声称日本对满蒙开发有重大贡献,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

但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的还是日本军方。早在 1917 年,日本为了与大力扩张海军的美国抗衡,一度大举增加军费开支,扩建海军。

从1917年到1921年其军费总支出占国家支出总额的43.54%,占国民收入总额的 7.72%。由于这种军事竞争远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故当美国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提出缩减有关各国海军军备的方案时,日本当时的政党内阁很痛快地接受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然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在从军事竟争中得到极大好处的军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特别是关东军,坚信战争不可避免,为了应战必须抓紧控制中国,尤其应当把中国东北作为扩大日本经济规模的广大市场和应付未来战争的资源供应地。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早在 1929 年 7 月就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了“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巧妙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然后由关东军出面实施最简明的军政,维持中国东北治安的方案。

关东军司令部随后也进一步具体规划了在非常情况下自行颠覆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的种种办法。日本军部对此自然也颇为热心,秘密炮制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等文件,提出了组织亲日政权、建立独立国、必要时不惜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政治构想。

随着 1930 年日本军方在宪政辩论中取得了干政的舆论基础,随着由日本部分激进校尉级军官为核心组成的极端军国主义组织“樱花会\"的诞生,日本军人为所欲为的时代迅速到来了。日本关东军利用日本与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一步步地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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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刚好有一套1982年出版的《日本帝国的衰亡》，该书作者约翰·托兰（美），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姊妹篇。对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日本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坛混乱不堪，矛盾重重。伴随着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农民由于农产品价格暴跌处于饥饿的边缘；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甚至露宿街头。

最先异动的是青年军官，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的混乱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于是他们纷纷加入秘密组织，有的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实行改革。

这时出现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人都是关东军的参谋军官。他们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下同）寻找出路。既能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过多的人口找到出路，但只有完全控制满洲，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

当时的满洲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之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设想建立一个摆脱军阀统治的满洲。于是他们开始付诸行动：1928年6月炸毁张作霖专列，致张死亡；1931年9月18日，制造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毫无疑问，引起“九一八”事变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贪婪本性。

写本文的时候，杭州别的区不清楚，至少拱墅区连续拉了三次防空警报，看来是对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华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序幕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北洋政府被推翻，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南京政府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于盘踞在东北土地上的日本关东军，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日本朝野包括关东军，都在担心国府将采取有力措施，将当年由清政府邀请来东北驻军，参与对俄战争的日本军队回老家去。

日本毕竟是个岛国，缺乏石油、矿藏、橡胶等战争资源，因此，日俄战争结束，日军将俄军赶出东北以后，清政府将南满的控制权渡让给了日本，强化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同时关东州租借地以及东清铁路长春以南均由日本控制。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军队就此在东北扎根下来了，东北是天然粮仓，加上森林和矿藏资源非常丰富，岛国实在是太小了。

于是，日本朝野的胃口都被吊了起来，吞并东三省肥沃的土地，不仅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想法，同时也是岛国朝野的共同心愿，“田中奏折”其实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以及对我东三省的狼子野心。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羡， 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

一旦日本占领了上述地区，则北可进入苏联广袤的远东西伯利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西突进；南下则可占领整个南洋，驱逐英美荷等西方势力，整合大东亚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让日本成为东方霸主。

由于日本政府确立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东三省是日本完成军国主义霸业强大的物质基础，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本对华战争迟早是会发生的，除非日本不走军国主义道路，且将驻在东北的关东军主动撤回本土。

日俄战争结束，自经营东三省以来，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岂肯轻易放弃东北，日本朝野的胃口越来越大，普通民众都来东北种大米，收成都要比在岛国种大米高。

不要说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即便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东北对日本的重要性，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全境、内蒙等地的野心，有着日本国内广泛的民意基础。

三十年代初，彼时国际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日本，岛国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外的战争，以此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

所以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蓄谋已久，日本政府默认的一场对华战争，网络上那些是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以下犯上，挟持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的说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可谓一叶障目。

此类文章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并未看到东北对岛国的重要性，就连日本普通的民众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支持日本军队对外扩张。

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军部暴走的一个环节，事件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当时形势演进的必然结果。当时蒋介石经常告诫张学良克制，不要因为日本人的挑衅而主动攻击，乃是基于中日之间客观的国力差距。蒋介石要求东北军克制，是在底线之内，不给日本侵略军以战争的口实，并不是任由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但是张学良当时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对日本侵略的野心没有准确估计，造成东北全境丢失的严重后果。

提起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九一八事变，大家一定都很熟悉。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在东北蓄意挑起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变，并进兵中国东北军营地。此时来挑衅的日本军人只有区区几百人，而东北军在北大营的守军就有大概八千人。但是守军却接到了来自北平主帅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令。于是荣臻命令北大营的东北军士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当时在北大营下命令的荣臻

结果就是日本仅仅用三百余人就将东北军打败。东北军的不抵抗更加刺激了关东军的激进分子，也让日本当局更加倾向于对华强硬，这次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军部少壮派赌博成功，让军部在日本的声望更加卓著，日本国内舆论的走向也愈加激进。日后，军部脱离日本政府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军部底层军官挑事，内阁事后追认的惯例，被日本人称之为“下克上”，并被认为是优秀品格。于是，有了九一八，随后还有了上海的“一二八”，终于演进到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彻底将中日两国推向了决战的境地，日本人也终于开始深陷中国战场，并为自己二战失败埋下伏笔。

说起这次事变，就不得不提一提当时在日本还只是一个低阶军官的石原莞尔。石原桑从小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经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但是他的老师和长辈们都不把这当做是缺点，反而颇为欣赏。石原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胆大心细，遇到事情有主见，不迷信权威。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石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关乎到中日两国国运的有两条：一个是满蒙生命线理论；另一个就是世界最终战理论。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了日后石原莞尔的行动准则。石原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较量，但是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缺乏资源和领土纵深，因此必须向大陆扩展，当时被称作满洲的东北，就成了日本扩展领土纵深的关键地区。而且占据东北之后，可以有效阻止苏联人南下。当时的石原将这一观点带到了当时的参谋部的时候，有了一大批粉丝，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协助他进行“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些人都是参谋部的小官，梦想着建功立业，于是一拍即合，经常聚在一起筹划。在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在奉天亲自督战，在距离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的柳条湖沿线南满铁路附近，要求工兵将铁路炸毁一小段，同时要求爆炸之后的铁路仍然可以正常通行。当一切就绪之后，在9月18日夜里10点20分，随着一声巨响，蓄谋已久的事变正式发生。

石原莞尔是日本不多的具有全局视野和战略思想的人物，亲自策划和发动了“满洲事变”，后来又因为竭力反对全面侵华而被军部抛弃

在炸掉南满铁路后，在现场的日军中尉河本末守马上向川岛大尉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川岛心领神会，马上将这一情况一本正经地报告给当时的日本奉天关东军司令部，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不在现场，而是返回了旅顺，而且也不知道石原等人的具体计划。板垣征四郎以司令部的名义，下令在奉天的日本军队“自卫”。果然事变不出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的预料，北大营的东北军并没有激烈抵抗，甚至连反抗都不存在。

9月19日，接到紧急电报并且已经决心支持事变的本庄繁从旅顺赶往奉天。因为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于是在奉天的东北军将士未能反击即撤出奉天，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奉天城。紧接着，又拿下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地。后来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军部和内阁再次扯皮，军部向内阁提出增兵，而内阁在确定“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训示军部的好战分子。但是彼时的日本内阁根本无法制止军部的行动，石原莞尔等人的冒险成功则更加刺激了军部和内阁中的主战派。本庄繁在得到军部的首肯之后，开始调动驻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于是，日本关东军一路横扫，不到四个半月即占领东北全境。

那这个时候的少帅在干什么呢？事变发生的时候，据张学良晚年的采访，当时的少帅正在北平邀请英国公使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表演。所以后来有人捕风捉影说张学良当时在和上海演艺明星胡蝶跳舞，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这件事情与胡蝶没有关系，真正的决策者仍然是少帅。

张学良在接到东北奉天来的紧急电报之后，依然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这是在其晚年的采访中自己亲自承认的：“我当时想这样做对日本一定是很不好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要是知道他这么大胆，敢这么干，我就拼了。”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澄清了“不抵抗”命令的真正来源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9月1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视察北大营附近的日本军队的时候，日本方面就已经以军事演习的姿态一直挑衅北大营内的东北军。东北军将士义愤填膺，此时的张学良知道日军方面的意图乃是用此种方式来吸引东北军射击，从而造成冲突的口实。所以当时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均告诫部下忍辱负重。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做出此种决策的原因：中国和日本当时国力上还有差距，而东北不仅有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有苏联人和日本人的武装力量。东北时常处于外国势力的挑衅之下，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方面，其意图就是借挑衅来达到开战的目的。因此，张学良根据往常的经验，认为这一次仍然是像往常一样，只要不予理会，就可以度过危机。他根本没有想到过日本人这次是来真的，关东军的疯子们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豪赌，而日本政府根本制止不了军部的少壮派们。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挽救。

在少帅的命令下，东北军撤退到锦州。当时的石原莞尔们被自己的成功刺激，不理会内阁和外务省要求停火的命令，直扑锦州而去。在黑龙江沦陷之后，南京政府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但是日本关东军方面不予理会，继续进兵。当时的国民政府一直在命令张学良抵抗，但是张学良声称“要玉碎不要瓦碎”，断然拒绝，并于1932年1月3日命令东北军全数撤离锦州。于是日本完成了对山海关以外东北全境的占领。

由上观之，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少帅一开始之所以不抵抗乃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时常跋扈，而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鉴于当事双方实力上的真实差距，所抱有的政策时常是忍辱负重，不给对方开战的口实。但是这种不主动攻击的对外政策，终于在少帅离开奉天之后给了关东军机会，石原莞尔等将挑衅转变成侵略。此时的张学良还抱有的是用不抵抗来化解危机的想法，于是局面急剧恶化。当在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撤退到锦州的时候，其心里所顾虑的乃是担心抵抗后东北军人生命的牺牲，属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一般想法。前期不抵抗，是局面判断失误所导致；而后期在锦州的不抵抗，则是出自于维护自己东北军实力的考量。究竟孰是孰非，只能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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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日方解密之铣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