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其人“早年放荡，高马轻裘，浪迹于世”，但后来“遭谴而醒，勤而敛家”，由此“家财渐丰”，但“不识字，乡绅以讼占基”，后“愤而高资聘塾，誓要后人亦文”。一个普通农民的思想转变，因由却是“不要吃人亏”，看似简单，但其能坚持不懈，造就了曾氏的不同寻常。
“文氓”祖父星冈公不但在为人处事上给早年曾国藩以重大影响，还在生前给曾氏家族谋定了一孔金船出峡地，并使之成为子孙后代不可更变的事实。
曾国藩曾祖父名叫曾竞希，也不过是个普通农民。在曾国藩5岁那年，曾竞希去世，日日夜夜希望曾氏出人头地的曾星冈，暗中费尽心机选中了这个阴宅。
从整体来看，曾竞希下葬的地方，很像一只鸡，坟葬在鸡头上。坟后面是一狭长的山地，似鸡的脖子。狭长的山地的背后，又是一长圆形的山丘，像鸡身；长圆形山丘的两边，有片两扇形山地，恰如鸡翅。鸡头前面是一条叫“犁头咀”的小河。河边有一片良田。曾竞希的墓在无意中形成了最顶级的风水——金鸡啄米。
不久后，曾家果然时来运转。曾竞希的孙子曾麟书，即曾国藩的父亲，是个43岁的老童生，参加了16次考试仍然不中。在祖父下葬后，他参加了第17次小考，总算文曲星附体，成为“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的第一个秀才。
曾竟希之子曾星冈阅历丰富，饱经世故，城府很深，葬父于大西冲水桐坨金船出峡地后，为谨慎起见，从此立下“三不信”家规。以防子孙听信庸师，迁动祖上风水。曾麟书“秀才”身份，难以满足曾星冈“光宗耀祖”之心愿，于是，长孙曾国藩被列入培养计划。
一个家族之崛起，除去自身努力和天资聪慧之外，祖宗荫庇也尤为重要。而旧时此种“荫庇”，最大“法力”来源于去世先人的“保佑”。阴阳两界最直接的连接，就是墓葬。
墓葬地的好与坏，直接关乎着家族命运的盛与衰。死去的先人好像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甚至这力量可以直接影响子孙后代的荣辱沉浮。
曾国藩是祖父星冈公看好的曾家“支撑门户”的不二人选，早年受星冈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之下，“耐得烦吃得苦”，还守得住秘密，表面上奉行“三不信”，实则对自家风水有着高度的自信。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閟惜，不容以丝毫诈力与于其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
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去世，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满，致信祖父：“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次日，他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大约亦是此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等也希望祖母改葬，但曾星冈坚拒不允。曾国藩担心祖父身体受不得气和操劳，于是写信劝弟弟们还是尊重祖父意见，记载：“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距离曾国藩祖母葬下不到半年，有三件事让他开始”迷信“：一、祖父病痊愈；二、自己的顽疾癣疾好转；三、曾国藩官衔“骤升至二品”。
于是乎，曾国藩又给几位弟弟写信了，内述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两年后，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记载原文：“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为了给长辈寻求理想“阴宅”，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请过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地师”相地。
位极人臣的曾国藩一面高调说“不信风水”，但实际上半明半暗悉心调理家中去世先人坟墓，因为“只有去世之长辈，在天之灵方有佑护之神力”。曾氏素来顾及整个大家族，“家国俱荣，人臣之幸；朝廷不存，家族仍在”。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无论军饷、调度，曾国藩都可不顾一切“妄议”，明显倾向于自家兄弟，“为弟之前程，为族之盛荣。”
相信有曾祖阴宅“罩着”曾家后人，曾国藩还相信母亲江家祖父之葬地，亦是曾家发迹的缘由。
曾母老祖江氏原籍江西，迁到湘乡后，第十二世祖江嘉爵病故没有请风水先生相“阴宅”，葬于湘乡仙人山称为“仙女袒肤”之地。后据风水先生云：此仙乃处女，葬于此地的人家要“洗女”九代，即九代头胎女孩都不能活，否则于她出嫁的男家不利。
江嘉爵传至曾国藩外祖江沛霖，其间繁衍了二十八个男孩，没有一个女孩。曾国藩的母亲出生后，江沛霖将她偷偷地丢到床下，企图使她冻饿而死。可她命大，冻了大半夜仍然活着。江沛霖大惊道：“可怜可怜，罪过在我，你不该死！”遂将其抱回，起乳名为“怜妹子”。江家“洗女”六代，人说可能发男家，江氏嫁给曾麟书后，丈夫中了秀才，儿子官封一品，荣华已极。因此江氏家族认为，曾家的发迹靠的是江氏祖先葬的这块“仙女袒肤”地。
但这块“发儿害女”的江氏祖葬，却是曾家诸女命运多舛的“根源”。
江母嫁到曾家之时，上有两辈老人，下有未成年小叔子，曾父麟书长年读书为业，家中全靠江氏独力支撑。
曾国藩四弟四妹，曾母之苦，可想而知。
但曾母一世苦楚，未有任何回报，连逝后也只得儿子曾国藩一百一十八字纪念，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对五个女儿的教育上，和儿子们重学识教育的侧重不同，曾国藩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们是朝着贤妻良母的方向去培养的，他亲自为女儿们制订每天的“功课单”如下：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并且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并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
后来曾国藩为女择婿，亦是费尽心机。
总结起来，曾国藩的女婿们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都是曾国藩的湖南好友或同僚的孩子；女婿们的父亲都是德才皆备的有识之士；女婿们都通过了曾国藩的面试，可谓知根知底。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6岁那年，曾国藩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翰林院编修太史袁芳瑛的儿子袁渝生。曾纪静嫁入袁家之后才发现，袁秉桢的恶劣行径还不止是嗜赌滥饮，在她进门之前，他就已经瞒着曾家未婚而先娶妾，这在当时的世家大族里简直是笑话和耻辱。
曾纪静在袁家冷漠和敌意中（曾国藩和袁渝生断绝翁婿关系），又无子嗣，抑郁而终，终年二十九岁；
曾国藩的次女曾纪耀18岁时嫁给曾国藩的养子陈远济，陈松生的生父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家一向交好，陈远济幼时父母双亡，相当于是曾国藩看着长大的。陈松生为人性格偏执急躁，曾纪耀终身未育，且身体素弱，同样“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病逝于三十九岁；
三女曾纪琛的命运更为不堪，她嫁的是湘军有名的战神罗泽南之子罗允吉，罗泽南为了回援被困战阵中的曾国藩，急攻武昌城不下战死，使得年幼的罗允吉早年丧父。
这位英雄之后，却“愚昧不谙事”、“褊浅”，又是父之小妾所生，“骄奢淫逸”不可教。纪琛只得携夫去父处，望“父教夫成材”，与夫婿罗允吉在父两江总督署生育一男。刚两月，就因父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水陆诸军举炮送行，男婴被炮声惊吓而夭。后纪琛主动替夫婿张罗小妾，夫婿携小妾出外谋事而殁；
四女儿曾纪纯所嫁是郭嵩焘之子郭依永，这位女婿的人品、学识都很优秀，继承了他爹的优良品质，可惜身体不好，21岁就去世了。出于对好友的愧疚和对罗家的补偿，曾国藩给两家定下了亲事，这已经是曾国藩第三次因为女婿他爹的能力强人品好，以及和他交情好就把女儿嫁出去了，而事实证明，这次婚姻更加失败。
郭依永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对曾纪纯充满敌意，曾纪芬称“（四姐）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菜菔为肴，月费一银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后来曾纪纯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生活很是拮据，因为劳累过度，三十几岁就去世了。
曾家四女命运如此多舛，父亲曾国藩对“仙女袒肤”、“洗女”之事不是闻所未闻，对自己“歪打正着”的极悲后果也不是未可预料，在“人与天命”、“风水宝地难有万全之选”之间，只有选择“发男不发女”，或者等“洗九代”之后再图他议。
但任是女儿，也是流的自己身上血脉，曾国藩在眼看四个女儿婚姻屡遭不幸之后，终于再延请高级风水师，对江氏坟地作了调整。但这些后来属曾家绝密的字据全部销毁，外人看见的是曾国藩素来不喜的曾纪鸿三十四岁病逝、多才多艺能干倜傥的曾纪泽所育三子只有一子长大成人，并且无子嗣，只得过继纪鸿四子广铨的儿子昭揆为嗣。曾家一脉实由曾纪鸿继承。
曾国藩对自家风水调整之后，对外宣称自己再也不管最小的女儿之婚事。
说来也巧，幺女曾纪芬在24岁的“高龄”才嫁入聂家，在她婚前，父亲、母亲以及聂缉椝的父亲都过世了，小两口失去了父辈的荫庇，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却过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聂缉椝历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要职，后来不做官的聂缉椝竟然开始经商、到洞庭湖区垦种，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08年以三十二万两银子买下一家纺织公司，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其子聂其杰于1920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地位举足轻重。
聂缉椝的发展也很顺风顺水，最后当了巡抚。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日子很是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