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军部暴走的一个环节，事件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当时形势演进的必然结果。当时蒋介石经常告诫张学良克制，不要因为日本人的挑衅而主动攻击，乃是基于中日之间客观的国力差距。蒋介石要求东北军克制，是在底线之内，不给日本侵略军以战争的口实，并不是任由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但是张学良当时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对日本侵略的野心没有准确估计，造成东北全境丢失的严重后果。
提起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九一八事变，大家一定都很熟悉。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在东北蓄意挑起了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变，并进兵中国东北军营地。此时来挑衅的日本军人只有区区几百人，而东北军在北大营的守军就有大概八千人。但是守军却接到了来自北平主帅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令。于是荣臻命令北大营的东北军士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当时在北大营下命令的荣臻
结果就是日本仅仅用三百余人就将东北军打败。东北军的不抵抗更加刺激了关东军的激进分子，也让日本当局更加倾向于对华强硬，这次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军部少壮派赌博成功，让军部在日本的声望更加卓著，日本国内舆论的走向也愈加激进。日后，军部脱离日本政府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军部底层军官挑事，内阁事后追认的惯例，被日本人称之为“下克上”，并被认为是优秀品格。于是，有了九一八，随后还有了上海的“一二八”，终于演进到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彻底将中日两国推向了决战的境地，日本人也终于开始深陷中国战场，并为自己二战失败埋下伏笔。
说起这次事变，就不得不提一提当时在日本还只是一个低阶军官的石原莞尔。石原桑从小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经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但是他的老师和长辈们都不把这当做是缺点，反而颇为欣赏。石原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胆大心细，遇到事情有主见，不迷信权威。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石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关乎到中日两国国运的有两条：一个是满蒙生命线理论；另一个就是世界最终战理论。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了日后石原莞尔的行动准则。石原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较量，但是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缺乏资源和领土纵深，因此必须向大陆扩展，当时被称作满洲的东北，就成了日本扩展领土纵深的关键地区。而且占据东北之后，可以有效阻止苏联人南下。当时的石原将这一观点带到了当时的参谋部的时候，有了一大批粉丝，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协助他进行“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些人都是参谋部的小官，梦想着建功立业，于是一拍即合，经常聚在一起筹划。在挑起“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在奉天亲自督战，在距离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的柳条湖沿线南满铁路附近，要求工兵将铁路炸毁一小段，同时要求爆炸之后的铁路仍然可以正常通行。当一切就绪之后，在9月18日夜里10点20分，随着一声巨响，蓄谋已久的事变正式发生。
石原莞尔是日本不多的具有全局视野和战略思想的人物，亲自策划和发动了“满洲事变”，后来又因为竭力反对全面侵华而被军部抛弃
在炸掉南满铁路后，在现场的日军中尉河本末守马上向川岛大尉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川岛心领神会，马上将这一情况一本正经地报告给当时的日本奉天关东军司令部，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不在现场，而是返回了旅顺，而且也不知道石原等人的具体计划。板垣征四郎以司令部的名义，下令在奉天的日本军队“自卫”。果然事变不出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的预料，北大营的东北军并没有激烈抵抗，甚至连反抗都不存在。
9月19日，接到紧急电报并且已经决心支持事变的本庄繁从旅顺赶往奉天。因为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于是在奉天的东北军将士未能反击即撤出奉天，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奉天城。紧接着，又拿下了安东、营口、长春和凤凰城等地。后来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军部和内阁再次扯皮，军部向内阁提出增兵，而内阁在确定“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训示军部的好战分子。但是彼时的日本内阁根本无法制止军部的行动，石原莞尔等人的冒险成功则更加刺激了军部和内阁中的主战派。本庄繁在得到军部的首肯之后，开始调动驻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于是，日本关东军一路横扫，不到四个半月即占领东北全境。
那这个时候的少帅在干什么呢？事变发生的时候，据张学良晚年的采访，当时的少帅正在北平邀请英国公使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表演。所以后来有人捕风捉影说张学良当时在和上海演艺明星胡蝶跳舞，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这件事情与胡蝶没有关系，真正的决策者仍然是少帅。
张学良在接到东北奉天来的紧急电报之后，依然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这是在其晚年的采访中自己亲自承认的：“我当时想这样做对日本一定是很不好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要是知道他这么大胆，敢这么干，我就拼了。”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澄清了“不抵抗”命令的真正来源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9月1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视察北大营附近的日本军队的时候，日本方面就已经以军事演习的姿态一直挑衅北大营内的东北军。东北军将士义愤填膺，此时的张学良知道日军方面的意图乃是用此种方式来吸引东北军射击，从而造成冲突的口实。所以当时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均告诫部下忍辱负重。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做出此种决策的原因：中国和日本当时国力上还有差距，而东北不仅有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有苏联人和日本人的武装力量。东北时常处于外国势力的挑衅之下，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方面，其意图就是借挑衅来达到开战的目的。因此，张学良根据往常的经验，认为这一次仍然是像往常一样，只要不予理会，就可以度过危机。他根本没有想到过日本人这次是来真的，关东军的疯子们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豪赌，而日本政府根本制止不了军部的少壮派们。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挽救。
在少帅的命令下，东北军撤退到锦州。当时的石原莞尔们被自己的成功刺激，不理会内阁和外务省要求停火的命令，直扑锦州而去。在黑龙江沦陷之后，南京政府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但是日本关东军方面不予理会，继续进兵。当时的国民政府一直在命令张学良抵抗，但是张学良声称“要玉碎不要瓦碎”，断然拒绝，并于1932年1月3日命令东北军全数撤离锦州。于是日本完成了对山海关以外东北全境的占领。
由上观之，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少帅一开始之所以不抵抗乃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时常跋扈，而东北军和国民政府鉴于当事双方实力上的真实差距，所抱有的政策时常是忍辱负重，不给对方开战的口实。但是这种不主动攻击的对外政策，终于在少帅离开奉天之后给了关东军机会，石原莞尔等将挑衅转变成侵略。此时的张学良还抱有的是用不抵抗来化解危机的想法，于是局面急剧恶化。当在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撤退到锦州的时候，其心里所顾虑的乃是担心抵抗后东北军人生命的牺牲，属地方军阀保存实力的一般想法。前期不抵抗，是局面判断失误所导致；而后期在锦州的不抵抗，则是出自于维护自己东北军实力的考量。究竟孰是孰非，只能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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