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为什么大多数都重用舅舅,而不重用叔叔呢?:中国历史上,有关皇帝的亲戚们那些事儿,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舅舅们,皇帝大多高看一眼,即使不重用
中国历史上,有关皇帝的亲戚们那些事儿,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舅舅们,皇帝大多高看一眼,即使不重用也会优待;但对于自己的叔叔们,大多都跟防贼似的,甚至全砍完也不是没可能。
前者比如汉朝——两汉的皇帝,大多重视外家,尤其是东汉,外戚把持最高权位——大将军几乎成了定规;后者则可以参考南朝刘宋时期的几位小皇帝,个个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叔叔们往死里弄,最后让萧道成占了便宜。
这就很奇怪——按道理说,舅舅毕竟是外人,和自己还差了一道;叔叔伯伯可是正经自家人,流着一个老祖宗的血,带着同一条Y染色体,怎么皇帝们就那么不喜欢叔伯呢?
其实原因归根结底就一条——权力。
无需大数据分析,熟悉历史的朋友自己就能想到——
中国历史上外戚篡夺皇权成功的案例,基本只有王莽一个(王莽也不是小皇帝的舅舅);但是由宗室篡权成功的,可就数不胜数了。且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数不胜数的宫廷政变,单说大名鼎鼎的靖难之役,不就是叔叔篡夺侄子权力的最典型案例?
为什么叔叔们容易篡权呢?因为他们和皇帝是一家人。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所以不仅在法理上存在着当皇帝的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更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野心。还是以朱棣举例子,他如果不是朱元璋最能干的儿子之一,会有那个胆子去抢侄子的位子?
但是舅舅们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外戚也是最显赫的贵族,但却没法和皇帝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宗室亲王们相比。从篡权的实际可能来说,他们篡位的可能性比宗室要小得多。而王莽的案例和结局,不仅警醒着每一位外戚和皇帝,更宣告了外戚夺权的不得善终。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外戚的尊贵是寄托于固定的皇帝身上的,而宗室的身份却是天生钦定的。比如朱允炆的舅舅,在朱允炆失踪以后就立刻失去了外戚的身份;但是朱允炆的其他叔叔们,却并不在乎朱允炆死不死——反正他们都是亲王。
天家父子无亲情,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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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南岭说史,以下是我的答案:
古代做皇帝虽说是九五之尊,万人之上的唯一一人,但治理国家往往还是需要“助理”的,这些人或为身残志坚的太监们,或为自家大舅。为什么不用关系更为亲密的叔叔而是大舅们呢?
一起来看看原因吧。
在农村有句俗话叫“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话虽如此,但其实叔叔和舅舅从血缘上来看都是差不多亲。这里所谓的“姑舅亲”其实是一种感情的上的亲,而在古代的帝王家中,皇家的法统来看,叔叔却是更亲。这个亲不是说关系上的亲,而是因为叔叔也是皇室中人,而舅舅属于外戚,是“外面”的人。
故而舅舅从法理上不具有危险自己正统帝位的可能性,除非篡位。而叔叔却是有可能可以继承帝位的人选之一,因为宗法制度承认叔叔,不承认舅舅。
五代南唐时代,南唐元宗李璟,在南唐保大五年,以弟弟李景遂为皇太弟。“五年,以景遂为太弟。”-《新五代史》
而且还把政务交由李景遂处理,但弟弟其实不太愿意当皇帝,一直推脱不愿,之后终于改立其长子李弘冀为太子,但二人的矛盾却是埋下了祸患。
成为太子的李弘冀可能出于字自卑的心理,担心父亲再改立叔叔为太弟,竟然下毒手。《南唐书》记载:
弘冀刺知之,乃使亲吏持鸩遗从范。使毒景遂,景遂击鞫而渴,索浆,从范以进之,暴卒。
再如明朝建文帝时代,叔叔们各握重兵,朱允炆哪敢重用。因为重用很大的可能是养虎为患,令叔叔们在朝廷之中结交百官,岂不更危害江山社稷,所以对于叔叔而言,只有“削藩”的路子。
叔叔夺位的情况历来都有,南朝宋明帝刘彧夺侄子刘子业帝位,南朝齐明帝萧鸾夺侄孙萧昭业帝位,南朝陈宣帝夺侄子陈伯宗帝位等等。
所以不能“养叔为祸”,因亲而疏。
很多时候,皇帝重用舅舅,不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原因。皇帝年幼,太后辅政,而太后能依靠的不是夫家的人而是自己的兄弟。
比如汉朝明帝病逝后,十岁的刘肇继位为汉和帝,之后任用母亲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多次对匈奴用兵,但窦宪后来膨胀了,13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除掉窦氏一族。
东晋时期的庾太后在其丈夫晋明帝死后,晋成帝继位,太后哥哥,晋成帝舅舅庾亮辅政。
东晋的朝廷初期其实非常的乱,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晋成帝在位期间,任用舅舅庾亮执政,试图排斥王导势力,振作东晋王室,虽然收效甚微。
等等。
虽说是皇帝,但也有看重情谊的皇帝。
北魏宣武帝元恪在外祖父高扬死后,开始思念起舅舅来,就把舅舅高肇兄弟几人都征召入宫,封高肇为平原郡公,高肇弟高显为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
之后高肇担任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冀州大中正,还两次娶北魏公主为妻,更是达到权倾朝野的地步。
宋朝曹皇后的弟弟曹景休,传说中八仙之中的曹国舅,宋英宗虽是宋仁宗的养子,却也在即位后对舅舅很照顾,曾被封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年老时还允许入宫亲侍太后疾。
皇帝重用舅舅的原因有多个,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应属舅舅不具有宗法制的法统的原因。但惧怕叔叔谋权而重用舅舅,却往往导致另外的局面,也就是外戚弄权的情况,轻者为不法之事,重者颠覆朝廷,危险系数也是很大的。
确实,排除舅家无人可用的案例。大多数情况都是更重用舅舅而非叔叔辈。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舅舅容易在皇帝登位事上立大功:一般来说,不管皇帝登位前是太子还是一般皇子,舅舅都会或多或少的起到拥立的功劳,而他的叔辈,则一般都有觊觎之心,真心拥戴的情况不多,特别是近支叔辈。有拥立从龙之功,自然容易得到重用;
2,私人关系:不同于清朝,大多数朝代的皇子都是亲生母亲抚养,舅舅由于和母亲辈的天然亲密关系,一向是经常往来探望问候相互支持的,关系更好。叔辈则不然,除非必要的宫廷宴会或者私人宴会事情,一般很少碰面。
3,风险:似乎还没有一起舅舅成功篡位的案例,叔辈成功篡位或者造反可是司空见惯,毕竟叔辈也是在正儿八经的继承人之例。
4,皇太后的因素:很多皇帝是冲龄继位,皇太后辅政,自然要重用娘家人,舅舅年富力强,正是强有力的外戚助力。同时,皇帝登基后出于孝道和提升自身地位,第一件事就是尊母为太后,母家舅舅很容易得到尊赏赐爵进去朝廷中枢,叔辈一般爵禄已定,很难调动。
5,最根本的原因:利益捆绑关系上舅舅比叔叔辈更紧密,外戚的利益捆绑核心在皇太后在皇帝本人,叔王的利益捆绑核心在上一任皇帝,亲密关系一目了然,重用更亲密圈层的人(舅舅)很正常。
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系社会中,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就连血缘关系也以父系为先。对于封建皇权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言,这种以父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更为明显。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状态的同时,也将父系亲属——宗亲和母系亲属——外戚,在各个方面予以明确分开。
就清代爵位而言,爱新觉罗氏作为皇室宗亲,拥有诸如亲王、郡王、贝勒等级别更高、待遇更高的爵位等级;而清朝的外戚成员,至多会获封一等公爵位,较之宗亲爵位,远远不如。
另外,根据《清史稿·诸王列传》的记载,清朝乃系爱新觉罗氏的诸王贝勒“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的结果。有鉴于此,清朝入关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康熙年间,“仍以诸王典兵”;雍乾年间,“亦领以诸王”。
而在国家政务处理方面,自清朝创立之初,就有着“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的明确规定,直到嘉庆年间,才短暂有过“以亲王为军机大臣”的特例。同治年间,鉴于皇帝年幼、两宫皇太后不便公开理政,只得以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主导政事处理,但这也仅是“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恭亲王奕訢以后,才有了“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的改变。
也就是说,清朝爱新觉罗氏之皇室宗亲,也就是清代皇帝的叔叔伯伯们虽然屡屡被委以领兵重任,但在国家政务处理方面,宗亲被重用的程度较之外戚则远远不如。
抛开外戚家族主要集中在蒙古王公的清初时期,自康熙年间开始,诸如佟佳氏、钮祜禄氏、那拉氏、富察氏、赫舍里氏等外戚家族迅速崛起,并在内廷、外廷中逐渐开始担任重要职务,发挥关键作用。行至清朝中叶,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外戚家族也逐渐取代皇室宗亲,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随着清朝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清朝皇帝为何对自己的叔伯们不再信任,反而逐渐信任和重用诸如自己的舅舅等外戚势力家族了呢?
其实,这既是清朝皇帝稳固皇权统治的必然选择,也是后宫影响之下的无奈结果,更有着清朝祖制规定的约束。
和前朝历代基本相同,清代皇帝要想使得自己的皇权稳固,必须争取皇室宗亲、满洲勋贵、蒙古王公乃至朝臣势力等各方势力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但对于皇室宗亲,尤其是近支宗亲中的叔伯而言,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距离皇位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皇帝对这些叔伯重用,势必会影响其在皇室宗亲、满洲勋贵等势力群体中的影响力、支持度,对于皇权绝对是最直接、最实际的巨大威胁。
而诸如佟国维、隆科多这等皇帝的舅舅们,虽然属于皇亲国戚,属于满洲勋贵,但其依然是皇帝的奴才,在皇帝面前依然是君臣关系明确的所在。如此外戚势力,哪怕诸如鳌拜、和珅此等嚣张人物,也断然不敢生出造反之心,只能乖乖服从皇权,服从统治。
所以,鉴于稳固皇权的实际需要,清代皇帝对于诸多舅舅等外戚势力的重用,乃属必然结果。
外戚势力之所以能得皇帝重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后宫母后、皇后乃至妃嫔的影响。对于清代皇帝而言,册立中宫、迎纳妃嫔,绝不是仅仅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繁衍皇嗣,更多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后宫后妃的管理,拉拢或者制衡前朝势力,以达到稳固皇权的最终目的。
外戚势力和后宫妃嫔之间的关系,乃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所在。也就是说,皇帝对于后妃的恩宠,带来了对外戚家族势力的重用;而外戚家族势力的强大,又会直接影响后妃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恩宠程度。也就是说,对于外戚势力的重用,既是皇帝对前朝势力平衡的必然结果,又是恩宠后妃带来的必然结果。不管如何,都是皇帝鉴于皇权稳固的无奈选择。
另外,皇太后对于皇帝的主观影响,也是决定皇帝重用外戚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太后的兄弟,皇帝的舅舅们,既是皇帝能够足够信任,也是鉴于皇太后主观影响的无奈选择结果。
除此之外,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步增强,后金政权时期皇室宗亲“内襄政本,外领师干”的积极作用,逐渐演变成皇室兄弟夺嫡内斗、手足相残的资本和起因。有鉴于此,“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的祖制规定才更被皇帝重视,以致皇帝逐渐对自己的叔伯不再信任和重用。同时,作为上一届夺嫡失败而心有不甘的叔伯们,皇帝对他们有着先入为主的提防心理,也导致了皇室宗亲不被重用的现象变成了常态。
参考文献:《清史稿·诸王列传》、《清太祖实录》、《啸亭杂录》
皇帝重用舅舅不重用叔叔有两个原因:
一,帝王权利制衡朝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讲的是一人荣华富贵了,全家跟着享福!当了皇帝自己的叔伯肯定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同样有大官可以做,权利自然也就高了,一定程度上分散着皇权,这种情况下,皇帝只能重用舅舅们抑制叔叔们的权利,让他们争权,同时自己能够驾驭他们两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皇权,同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一方就被另一方吃掉,或者皇权也有可能被彻底分散!这是帝王处理朝政一言堂的最好办法!比如康熙皇帝,在明珠索额图的问题上就处理的很机智!
二,培植自己的力量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皇帝无能,或者臣强主弱,就会有叔伯兄弟等来抢夺皇位,他们是第二继承人,如果叔伯抢班夺权,就只能靠舅舅们领导群臣来抵抗夺权者,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重要棋子!
叔叔的儿子也有资格当皇帝,舅舅的儿子没有资格当,叔叔有念想,舅舅不可能有这想法,难度太大。
客观的说:皇帝重视叔叔,多于舅舅。因为皇帝的权力来自家族,首先要家族承认,当然也需要朝臣的认同。
外戚、宗室、勋贵、科举官僚是权力核心的组成部分。古代封建社会,宗室是皇帝的本家;勋贵、科举官僚是臣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外戚介于臣子与本家之间。
相对,外戚、勋贵、科举官僚,宗室有一种基于血缘的特权,可以世代承袭。其中皇帝的叔叔是主要代表。
以汉朝为例:
小皇帝对朝政不熟悉,就会扶植自己的亲信,天然的就是自己老婆的兄弟。这对于下代皇帝来说,就是舅舅了!然后这代皇帝再培养老婆家的兄弟,打倒前者,实现自己亲政的梦。
为什么汉朝的皇帝喜欢重用舅舅呢?
这本身就是错的!
首先、汉朝容易出现小皇帝。
其次、小皇帝为了夺权、亲政,往往只能联合宦官和皇后家的人。
其三、最后宦官做大。但是三国初期,刘氏宗亲任州牧、刺史的人大有人在!
总而言之,皇帝对舅舅的任用更多的是敌视,这是母后势力的延伸。但是清朝也有“亲王不入军机”的传统,可是皇家对宗室显贵的限制和外戚、宦官相比,更宽容!
肃顺,庶出,虽然宗室出身,入主军机处。
奕昕,恭亲王,打破“亲王不入军机”的惯例,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议政王。
宋朝,包拯阻止张皇后父亲的任命。
以及汉朝,皇帝与权臣舅舅,你死我活的厮杀。均证明:历史不是想象中,皇帝重用舅舅,轻视叔叔的。
〔原创首发〕
民间话说“天上雷公,地上母舅”,就是意思说人间有不平事雷公会劈死,也是说母舅比叔叔更有权威主持公正。在农村以前家里儿子多,都是请母舅来分家,而不是请叔叔来分家。大家一致认为母舅,是最公正的人。
舅舅是外戚,叔叔是宗室。按照古代法统,外戚是皇权的附属品,宗室是皇权的对立面,一个是“盟友”,一个是“敌人”,你会选择谁作为信任的对象?
虽然按照宗法制,叔叔是家里人,舅舅是外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往往“家里人”带来的伤害,远比“外人”要严重。
外戚成为政治势力,是从西汉开始,我们通过具体事迹,来比较一下外戚与宗室势力对皇权的作用。
1.宗室势力给皇权带来的伤害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皇帝坚信自己的儿孙们,一定会具有保护家族共同利益的自觉性。可事实却是:龙椅既然是家族共有财产,为何我就不能坐?
从西汉的“七国之乱”,到西晋的“八王之乱”,再到大明的“靖难之役”,都是宗室势力对皇权的赤裸裸挑战。靖难之役导致嫡庶倒置,八王之乱直接终结了西晋帝国。
这只是掀起全国动乱的政治事件,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宗室谋反,历史上数不胜数。
宗室为何热衷于谋反?因为是自家人,谁坐龙椅都合法,凭什么我不可以试一试?比如七国之乱,刘恒是刘邦的庶子,他能代替汉惠帝嫡系,我们庶系代替庶系有何不可?
所以,宗室谋反通常会被戴上“皇家内部事”的帽子,很具有迷惑性,容易被社会舆论接受。比如朱棣明明说清君侧,可结果连君也一起“清”了,谁能说半个不字?
宗室对皇权的保护作用呢?有,几乎可以忽略。
2.外戚势力对皇权的两面性
相对于宗室势力的戕害,外戚更多地表现出对皇权势力的保护。
比如西汉第一个外戚吕氏,如果没有吕氏,恐怕刘盈在就被功臣势力干掉了。又比如外戚势力最牛叉的东汉,没有外戚势力代表皇权抗衡士族豪门集团,恐怕东汉提前进入南北朝,皇权被门阀当球踢的时代。
虽然外戚势力也阻碍了皇权的独立性,但是总体上,它对皇权的维护效应更显著。政治本质上是势力平衡问题,皇权孱弱时期,如果没有外戚,根本不是士族集团的对手。
估计有人会拿王莽、杨坚说事:他们不都是以外戚之身,彻底葬送了皇权吗?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王莽和杨坚是外戚,但是他们身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签:士族、门阀。本质上不是外戚干掉皇权,而是士族集团干掉了皇权。
3.结论
从历史事实明显看出,外戚对皇权整体上来说,维护大于伤害,而宗室势力恰恰相反。原因在于,宗室势力具备替代皇权的“合法性”,而外戚想取代皇权,很难跨过“法理”问题,缺乏拥护势力。
这么一说,似乎宗室就是皇权的“天敌”。是的,宗法势力从诞生第一天起,本就是为“架空皇权”而存在,只是后来被关进了笼子。
周公创立宗法制后,就形成了以宗室势力为核心的政权结构。虽然从一开始,宗室表现出对王权的维护,但是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其戕害效应一定会占据主体。由此诸侯反过来打周天子,卿大夫架空国君,士族又玩弄卿大夫,导致天下大乱。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核心就在于干掉了宗室势力对王权的掣肘,实现了王权独裁和中央集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社会运作效率。
所以,后世恢复分封制,提高宗室地位,本质上是历史的倒退,它必然会再次陷落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历史上的几次藩王之乱,也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宗法制弊端的必然结果。
所以,“叔叔”天生不可靠!
“叔叔”不可靠,“舅舅”也不全是省油灯,皇帝们为何要选择“舅舅”呢?因为外戚作为政治势力,存在天然的缺陷,导致外戚不会形成对皇权的本质伤害。
这个缺陷就是,外戚在宗法结构中的附庸地位,使得其政治势力不能累世叠加。
外戚掌权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太皇太后代表皇权行使批驳权;二是舅族借助与太皇太后的支持,控制外朝政治势力。这两个因素叠加,才构成外戚专权。
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外戚覆灭大多很简单,往往太后薨世,皇帝一道圣旨,舅舅们立刻下课。太后们再长寿,总有老去的那一天,她的地位是无法复制的。当太后老去,新的后族就替代了老外戚。虽然都是外戚,但是替代性很清晰,西汉就有一个潜规则:后族大于舅族。
由此可见,外戚其实就是靠皇帝与太后的亲缘关系,而维系存在的政治附庸,其寿命及短暂,也很脆弱。
所以,“舅舅”天生具备可靠性!
说到这,忍不住感慨:舅舅是亲人,叔叔也是亲人,怎么会搞成谁欠了谁两块钱似的?
没办法,皇帝首先代表的不是自然人,而是利益。中国古代,与皇权斗争伴生的最大政治势力就是士族阶级,他们与外戚、宗室之间,形成皇权周边的“三国演义”。站在皇权立场,士族阶级相当于狼,宗室势力相当于虎,外戚则相当于狗。
1.士族阶级是威胁皇权的狼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士族阶级的历史,这话既准确且精妙。
中国自从西周以来,士族阶级一直伴随王(皇)权生长,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士族阶级进入发展快车道。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是士族阶级与皇权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二者之间的矛盾展开。
士族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仅局限于掣肘皇权,而是直接拿皇帝当年过。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朝,皇权才走向真正独裁,士族阶级的狼牙才被拔掉。
请注意,这里没有褒贬的含义。
2.宗室势力是头不能释放的虎
宗室势力之所以反复,其实就是皇权对付士族阶级的一种选择。事实证明,宗室其实就是一头虎,只要给它松套,它比士族集团还要不讲规则,甚至与士族阶级沆瀣一气。
3.外戚是条尴尬的狗
于是,外戚这条尴尬的狗出现。首先它天生就是皇权豢养,离开皇权混口食都难。其次它的杀伤力有限,随时可以让人消失。最后这是一群狗,互不统属,轮番替代。
由此,它被皇权选中,借助皇权的天然优势,充当皇权的打手。
然而,外戚也深知自己的短命,所以,为了长远利益,他们又往往选择与士族集团媾和,在士族集团狼群的拥护下,表现出对皇权的戕害。
比如王莽和杨坚,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士族力量的支持,他们的外戚身份,就是一件漂亮的外衣。
因此,当皇权逐步走向独裁化之后,比如明清,外戚这个尴尬的政治群体,第一时间被踢出了历史舞台。
从此,永远没有了世上只有“叔叔”亲,还是“舅舅”亲的争议。由此皇权成熟了,也由此一个成熟精致的帝制结构,开始从顶峰开始滑落......
不请自来,我是昊涛说史。纵观中国古代史,皇帝可以说当时所在时期的唯一主角,可谓是言出法随生杀予夺的存在。但皇帝终究也是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心腹或者说重用一批人来协助自己治理国家。而纵观中国古代史,皇帝多是喜欢重用舅舅或者外公等,而不喜欢重用自己的叔叔等本家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主要原因在于舅舅或者外公等属于是外戚,而皇帝叔叔是皇族成员,属于是藩王。一般来说皇帝的叔叔属于是本家人,对于家产拥有一定的继承权,而外戚是没有的。所以皇帝自然要防备自己的本家,免得他犯上作乱威胁自己或者抢自己儿子的皇位。因此相对来说皇帝自然放心外戚这样的外人,因为外戚不属于本家,相对来说外戚没有本家夺家产那么方便,所以自然更受皇帝重用。接下来就列几个例子来说明外戚和藩王的区别。
纵观历朝历代,一般来说藩王篡位要比外戚篡位容易得多了,因为藩王跟皇帝一般,也具有皇室血脉。 诸如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莫名其妙的死于烛影斧声谜团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当时均已成年,结果是弟弟晋王赵光义继位。 晋王赵光义为什么可以跳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或者说剥夺了赵匡胤两个儿子的继承权而继位呢,当时的官方解释是“金匮之盟”。实际上主要在于宋太祖在位后期,晋王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不论赵光义是否篡位,他的实力已经足够支撑他登上皇位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虽然自古以来不乏忠君爱国的大臣,但往往很多大臣忠于的是皇室,而不是具体到皇帝个人。因此藩王篡位时,大部分大臣认为反正都是皇族成员坐天下,没必要反对的。而且以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藩王篡位成功以后,这些大臣没必要因为一个失败者而与藩王硬碰硬的。 正因为这个重要原因,所以自古以来藩王篡位的难度比之外戚的难度系数低多了。因为藩王篡位只是皇室内部斗争,不至于亡天下,不至于改朝换代。像明朝朱棣经过四年靖难之役,将自己侄子赶下皇位以后,自己登基为帝,虽然反对大臣很多,但更多是默认朱棣成为皇帝的事实,就是基于朱棣也具有皇室血脉的原因。
而且很多时候外戚就是皇帝用来制衡藩王或者大臣的存在,所以皇帝自然对外戚限制少而重用多。 而说到藩王问题上,因为藩王对皇权威胁太大了,皇帝可谓是对其如防虎狼。 诸如君权高度集中的明清时期,对于藩王就一直防备。明朝是自中后期以后,不只是剥夺藩王的兵权,更是将藩王搞成被圈养的高级动物,不只是二王不得相见,就是藩王出自己的封城去扫墓,都要“请而后许”。简直是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可见皇帝对其提防之深。
正因为帝制时代的局限性,所以皇帝更喜欢重用诸如舅舅等没有继承权的外戚,用于制衡其他势力。而对于威胁较大的藩王则是提防很深,自然是不喜欢重用叔叔等藩王了,因为他们有一定继承权,威胁太大。 但历史的演变暴露出这个局限性的一大弊端,那便是外戚也不是省油的灯,外戚篡位的情况其实也不少。所以说帝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容易,防这个防那个的往往是防不胜防,你这代篡不了你的江山,说不定下代或者下下代就篡夺了,真可谓是高危职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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