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前一名相就可兴邦，如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汉朝的萧何，前秦的王猛，东晋的谢安，又或者是诸葛亮起码也能操作蜀国小打大，而北宋贤相加起来两个手都不够用，什么赵普吕夷简韩琦富弼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寇准等，却还是要低头做小，是否说明北宋宰相言过其实，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北宋是名相辈出的年代，每一位都是星光灿烂，照耀这段历史的天空，他们有：赵普、吕端、寇准、吕夷简、王曾、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庞籍、欧阳修、包拯、晏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章惇、曾布.....。
宰相是什么？皇帝的股肱、百官的首领，国政的治者，无所不统，一言一策以兴邦。商鞅变法使秦国霸于山东六国，萧何镇抚关中使汉高祖一统天下，诸葛亮运筹帷幄助刘备横跨荆川.......。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作宰相？能成为名相？需要拥有核心的治国能力，名相都是以政治能力而得名。也就是他们名气来自于他们的实力。
然而北宋这些名相呢？首先他们知名度很高，但实力派太少，大都是偶像派。有的名气来自于道德文章，如入选唐宋八大家背诵天团的那几位；或以诗词歌赋闻名，比如著名的富贵词人晏殊；或以道德品质闻名，如铁面无私的包拯包青天；或以会考试闻名，如王曾知名于他连中三元；或以史学闻名，如写出《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但其中真正有能力、有实力、能干事的能臣并不多。
他们缺乏实力？是的，韩琦是败军之帅（好水川被西夏打得全军覆没），富弼是纳款之臣（和辽国谈判后，仁宗每年多给了辽国二十万岁币），司马光是割地之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将神宗时期从西夏手里夺回土地割让给西夏以换和平）。
真正有能力的恐怕只有赵普、寇准、王安石等几位。既然有几位，那为什么还是没有起色？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权力和宋代之前的宰相不一样了。
宰相权力被分割
1、独相变为群相
宋朝之前历朝历代往往因为武将造反或权臣篡位而亡国，所以有宋一代赵氏皇族有一套“祖宗家法”来维持国祚，宋朝之所以国祚能延续三百多年而几乎没有内乱，这些“祖宗家法”功不可没。“祖宗家法”除了用“以文驭武”来防止武将造反以外。也用分割宰相权力的方法从而避免出现霍光、曹操、杨坚之类的权臣。
宋代决策军国大事的机构叫做中书门下（不是三省六部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也可称政事堂。机构的首脑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为避免出现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况，制度规定政事堂中是多人集体决策的。政事堂中还增设参知政事这个职位，作为副宰相。正副宰相都经常不是只有一位而是常常有三相（宰相）二参（参知政事），排名第一的宰相称为“首相”，排名第二的宰相称为“次相”，政事堂所有宰相和参知政事都可以称作“相公”，所以宋代，“相公”一词是用来称呼宰相的，而不是女子称呼丈夫的。
政事堂中宰相、副宰相有好几位。这样的好处是权力可以互相制约，不容易出现权臣。
2、宰相无军权、财权
宋代的官制限制了宰相的权力。与宋代之前不同，宋朝之前宰相权力是很大的，如管仲、诸葛亮无一不是集行政、财权、军权一身，和平时期治国理财，战争时期带兵出征，俗称出将入相。
但到了宋代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行政权在中书门下也就是政事堂，首脑是宰相、副相，官职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
军权则在枢密院，其长官称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全国禁军的调拨，是大宋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政事堂和枢密院也称东西两府，两府官员都可以称为“宰执”，枢密使的地位比宰相稍低。
财权则在三司，即唐代的盐铁、 度支、户部三部，但在大宋，这三个部都在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是三司。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管理全国财政，身份仅比宰执稍低。
把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分割后，只有行政权，这样就很难再出权臣了，但也做不出宋朝之前宰相的那么多作为了。
3、宰相被制度所掣肘
御史台和谏院是宋代的监察机构，简称台谏，有监察权，可以监视、弹劾宰相，有“风闻言事”的权力。所谓“风闻言事”权就是听到风言风语就可以弹劾宰相而不用提供信息来源。若弹劾不实，这些御史和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之后，百日之内没有弹劾任何大臣，则要被赶出御史台或谏院。这种奇葩制度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
北宋神宗时期有个御史唐垌，曾面在大殿之上弹劾王安石，口出污言胡说八道，要求神宗斩首王安石，按制度王安石不也没法责怪他，反而要脱帽等待皇帝发落。
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御史台和谏院牵制。而且按常规，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不能由宰相任命，也不能由与宰相有亲缘关系者担任。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最大的梦想就是搬倒某个大宰相从而名声鹊起。因此，台谏官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
这样，宰相从独相变群相以后，又失去了军权和财权，再加上台谏官员肆无忌惮的制约。所以北宋宰相已经没有宋以前宰相的权力，不可能有大作为，一人一言以兴邦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
党争过重
1、大宋祖宗家法的“ 异论相揽”制度
大宋祖宗家法中还有“ 异论相揽”的政策，所谓“异论相揽”政策就是让意见不和的大臣一起搭班子在东西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工作。这样这些大臣就互相监督。政事堂中一起工作的大臣不能是父子兄弟或者姻亲关系，否皇帝会将其中一个宰相调离中枢两府（政事堂和枢密院），免得出现危机。总之就是通过让这些宰相互相制约避免出现权臣。
但这样也限制住了真正有能力的宰相。《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记载，宋神宗时期，枢密使吕公弼将退休，大臣曾公亮建议神宗将司马光进枢密院顶替吕公弼的工作。他建议的原因就是祖宗之法中“ 异论相揽”，由于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异论，互相反对，所以要让司马光进中枢制衡王安石。
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一十三卷
2、党争影响施政执行力
北宋特别是中后期党争越来越激烈，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北宋进行过两次变法，分别史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时期的“熙丰变法”（熙宁和元丰年间变法）。两次变法都激起严重的党争。这些党争，一直持续到了北宋末年。
特别是宋神宗时期，由于看不惯旧党大臣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以图富国强兵、灭国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批变法派新官员，包括曾布、章惇、吕惠卿等，这批人被称为新党。而旧党就是反对变法改革的一批原仁宗朝的旧大臣，例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
党争对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新党掌权的时候，变法的新政策推行各地，地方上的旧党官员对新法恶评如潮，弹劾新法的奏章雪片般飞入政事堂；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则把推行新法当作政绩，对新法歌功颂德，而对于新法的一些弊端和不足不是去改善而是拼命掩盖。
但是当旧党掌权的时候，旧党又会全面废除新法，众多的新法不管是好是坏一律废除，就连新党打下的西夏领土，旧党也要还给西夏。总之新党做的一切旧党都要反对。
宋神宗时代新党上台执政，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上台，废除所有新法，归还从西夏夺取的领土。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又把新党召回，把旧党赶出朝廷，再次兵伐西夏。这样来回折腾。所以对于朝廷来说每一项政策都不能长久实行。
“异论相揽”和“党争”使得朝廷官员们没法同心同德，整个朝廷体系缺乏凝聚力。大臣们的精力都花在内斗上了。
结语
北宋名相众多，之所以没有之前的朝代一个名相就能治国兴邦主要原因是：北宋名臣多能臣少，宰相权力被分割、制约以及宋代中后期党争过重这三个原因。
参考文献
元 脱脱《宋史》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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