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光荣与陷阱：纵横太平天国》一书里说：“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1811—1872，湖南双峰人）的劝进者行列当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当属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王虽是经学大师，但更注重经世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太平军入湘后，曾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曾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3次至曾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晚年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氏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只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进驻安庆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说咸丰已于 7月17日在热河行宫驾崩，6岁独子载淳即位，以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一消息给曾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却发生这么大变故，以后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曾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其中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他的举荐。表面上看，肃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不由得隐忧重重。
因安庆被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人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取而代之。他们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却以皇帝刚殡天而未许，只准各贺一联。其幕僚李元度（1821—1887，湖南平江人）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便是此事。李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是一致的，但胡消息灵通，对宫中秘密比曾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曾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胡瞟了曾一眼，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给曾，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曾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的亲笔，只见写着：“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读此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但当曾抬起头来，看到胡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胡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略一品味，亦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惊问：“妙在哪里？”曾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心病。”胡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两天后胡要回武昌，曾与他送别，拿出左的联语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未”字，变成“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胡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手段夺取地位，弭乱安民。但曾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胡于是提笔在曾修改的签字旁大批8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李之前，曾国藩的门生与挚友、水师大将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已经劝进过一次了。彭与曾的关系非比一般，曾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人，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安庆克复后，彭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东下，在曾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拿着信来到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亲笔所写的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时后舱里只有曾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12个字，同时见曾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王5年前劝曾自立不成，遂去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和肃的关系。王时常代肃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帝也知道肃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一见曾，王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曾虽喜王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很是反感。王见曾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王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此人是肃顺之“西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站在肃的一边，认为肃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为曾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王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桌子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便站起窃视桌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自己心存疑忌。金陵（南京）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寝食不安的问题。远在曾国藩与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捷报。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又使他晕了过去。然而，那些骄悍的湘军将领们却没有主帅这般思虑深远，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赏。果然不出曾所料，当清廷的颁赏谕旨传达到硝烟尚在弥漫的南京城时，湘军将领们全都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临死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南京者为王。但此时朝廷却只给曾封了个一等侯；给苦战两年、攻克天京的曾国荃封了个一等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曰、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葆桢、富明阿等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并不比曾国荃等低，如李鸿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很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当，致使太平天国幼主等1000多人从城中逃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实，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隐含杀机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两道上谕在湘军将领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年来，湘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万千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不是。朝廷勒令他们查清南京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南京城确有不少金银，但城破以后，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到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而且他们这些将领正是最大的暴发户，能让他们把吞下的财物再吐出来吗？一时间，湘军将帅群情汹汹，思谋对策。
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后，进入残破不堪的城里，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曾正要进入卧室休息，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报告。曾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之老九胞弟曾国荃（1824—1890，湖南湘乡人）。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即传令召曾国荃至，然后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神情肃穆，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写了14个大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灭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14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1823—1864，广西藤县人）也曾劝说过曾国藩自立。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李秀成被俘。他在湘军的囚笼中写了数万言的自供状，提出“收齐章程”，向曾乞降，并劝曾自立，还说自己愿为先锋进攻北京。吓得曾修改了《李秀成自述》的后半部分，并不顾清廷将李押赴京城的命令，匆忙处死了他。
曾国藩之所以拒当皇帝，除去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曾以他对清朝200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控制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与自己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湘军号称30万，他能调动的只有10余万。这10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虽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李不一定会像彭那样对自己死心塌地，很可能会站到朝廷那边去。即使对自己的亲信湘军，曾此时也有一层隐忧。当年自己手创湘军兵制，以有血性的书生统带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的确使初起的湘军虎虎有生气，终于以少胜多，削平大难。然而他早已看到，经过长期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超过绿营，每到一地，他们烧杀淫掠有如盗匪，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当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劝进，打着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或许还会博得天下人响应；而如今靠湘军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为自己争夺皇位，天下人谁会跟从？即使黄袍加身，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来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结果落骂名的是我，得实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国藩转念又想，南京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兄弟颜色看，其实也不足为怪。清廷享祚200多年，有几个像他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说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准了。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这10来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军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为平“长毛”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想起这些天见到的湘军官兵趁火打劫的种种表现，感到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否则不知今后会给自己惹多大的乱子，添多大的麻烦。
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首先奏请裁军。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7万多人，而鲍超、周宽世2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5万余，这正是清廷不放心的军队。8月先裁25000人，留1万人守江宁，15000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1865）初，守城部队仅余2000人，城外军也所剩无几，到清政府命曾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可调动的大支武装就仅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此年8月底，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1862年8月开始征收，二年间共解银120万两。曾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曾的奏请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留其三成作饷，曾也拒绝接受，以示“远利权”的决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即前不久同沈葆桢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随后，曾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最后，曾国藩还奏曾国荃开缺回籍。国荃虽读过几天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不仅清廷对他最不放心，湘军诸将也多与他不合。攻破南京后，他放纵部下淫掠，时人皆谓江宁财货尽入其手，直搞得舆论沸腾，千夫所指。曾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此举正合清廷之意，于是立即批准。这本是曾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地保住其既得利益。但不学无术的国荃不解其意，在曾移住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把曾弄得十分狼狈。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老家，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翌年初清政府令国荃病势大减即进京陛见，当年8月又简授其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辞谢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调其为湖北巡抚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几件事，无论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无非是像他以前对国荃所说的那样，“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善其末路”。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力，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曾带兵多年，深知兵权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否则，即使他位至督抚，在清廷眼里仍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军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然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仍有数万之众。这些军队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其旧部，其影响力还是在的。曾对李鸿章的淮军尤寄厚望，认为只要淮军能承湘军之续，李能绍己之业，使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便可“中外之患不足虑”，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曾当年大力培植李鸿章及淮军的苦心所在。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大概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平定太平天国、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近1年后。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地区发动起来。清廷再次派兵镇压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北上“剿捻”。正当曾准备北上时，王又来到他的军营。王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曾见他到来极为高兴，但因为前两次“劝进”的经历，曾自然有所警惕。但王这次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讨论学问。他对曾说：“公之文章，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起初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若从唐朝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但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还是听出王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自己做曹操。但他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这就是王闿运的不明智了。当年曾国藩兵强马壮的时候尚拒当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当皇帝，也没有这个力量和时间了。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也认为，从客观原因分析，假如曾国藩真的造反了，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军权大握、功高震主的曾国藩，最终依靠深长的谋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巩固了地位，度过了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他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却史不绝书。由此可见曾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老谋深算、处事果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