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政治，物质决定意识，明朝皇帝的“个性十足”以及清朝皇帝的“勤奋自律”都是明清两代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以下先从三个方面讲述明朝皇帝“个性十足”的缘由：
第一，明朝皇帝的“个性十足”是与明朝政治体制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从正统以来，皇帝已经不再事无巨细地过问全国的大小事务，这些事务已经统统被文官集团纳入了其处理范围：其中一般较小的事务由各衙门提出具体处理意见（部议），而比较重大的事务则会交由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给事中进行“廷议”。在官员任免方面，文官由吏部处理，武官由兵部处理，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在外督、抚员缺则汇集各高官大臣进行“廷推”。对于重大案件的判决，则有“三司会审”“廷鞫”等。
所有奏章以及部议、廷议的结果，均由内阁进行票拟，司礼监进行批红，而一般来讲，司礼监对于内阁的票拟并不会提出什么异议，只是对其偏旁错误者进行改正而已：“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刘若愚《酌中志》）至于皇帝颁布的诏旨，则必须由内阁草拟，如果不当还会被六科给事中“封驳”。
因此，在明代中后期，皇帝在国家政治运行中能做的，就仅仅是对章奏和阁票象征性的“略览一二”、“亲批数本”而已。
方志远在《从事必躬亲到垂拱而治：论明朝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一文中这样叙述明代中后期政治：
（明代中后期政治是）皇帝“垂拱而治”，中央以内阁为中心、地方以巡抚为中心，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为特点的准阶梯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同时辅之以文官系统和内廷宦官系统的相互制衡。这可以说是明朝国家政治体制的继生形态。如此一来，皇帝就能够完全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从而施展自己的“个性”了。
第二．明朝皇帝的“个性”是被臣下们“逼出来”的。
在明朝“（明代皇帝）受制于臣下之多，也是历代不多见的。”，明武宗仅仅是想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都要遭受朝臣乃至居庸关守将的誓死阻拦，这才有了后来轻装简从偷偷溜出北京的故事；当大臣们合力弹劾刘瑾时，武宗已经表示屈服并同意流放刘瑾，但文官却得理不饶人，非要步步紧逼，要求处死刘瑾，这才激发了武宗与文官对着干的“拗性”。武宗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叛逆”行为，未尝不与文官集团的“激成“、“管束”有关。
同理，景泰帝后期之所以坚决不立太子，且不断廷杖请立太子的朝臣，原因就是，大臣们在景泰帝心爱的儿子朱见济死时，非但不好好安慰皇帝，反而说出了这样的话：“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大家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换你去当景泰帝，听了这话恐怕也得好好的“有个性”一番。
嘉靖帝更不用说了，杨廷和那帮人真的不是一句“欺人太甚”可以形容的，认自己伯伯当父亲，即使按照正常的儒家伦理来看，也是非常“奇葩”的行为。这件事情后来就连文官们自己也感觉太不够意思，比如谢肇制就在《五杂俎》里说：
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为叔伯，于心安乎，于理顺乎，此拘儒之见，必不可行者也，肃皇帝……幸而圣心独断，天伦无亏，其神武明决，过宋英宗万万矣，诸臣之杖谴，虽永嘉不善处，而亦有以自取之也。到了万历，情况就更加严重了，群臣们为了博取名声，“以君父之喜为辱，而以君父之怒为荣”，抓住皇帝私生活的种种“爆点”进行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万历皇帝再不“有个性”一点，岂不成为了大臣的提线木偶？
第三，明代社会空气的影响
在明代，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社会享乐风气盛行，《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反映大量反映男欢女爱内容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儒家正统思想也正在进行激烈的变革。因此在思想界，涌现出了罗汝芳、罗钦顺、李贽、颜山农、何心隐等一大批提倡个性解放的大思想家，他们高举“人人皆可为圣人”的旗帜，掀翻天地，质疑一切既有规则和先圣之言（李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遂至无是非），以至于使得黄宗羲感叹“非名教所能羁络矣”。
时代风潮是无孔不入的，皇宫绝不是与世隔绝的“禁地”，追求享乐、追求个性的思想倾向，也会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到皇宫之中。因此，皇帝和明代的民间一样变得越来越“个性十足”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那么，清代皇帝又为什么会变得“勤奋自律”了呢？
首先，还是政治体制的不同。钱穆《国史新论》有述：
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至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发与六部尚书……清代皇帝命令也不一定经过尚书。关于兵事，可以直接发送于前方统帅，不经兵部。关于财务，可以直接发送于某一地方之行政首长，不经户部。而且皇帝命令可以秘密送出，此之谓“廷寄上谕”，密封，由兵部加封发驿。在清代，皇帝的命令是可以绕开内阁，直接以“密旨”的方式下发给具体执行部门的，因此皇帝对于每一件细小事务，都保留着随时发布指示的权力，而且，清代废除了明代的六科封驳制度和“廷推”制度，这样一来，皇帝就将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和诏书的下发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人都能从权力中获得快感，既然手中握着如此之大的权力，清代皇帝又怎能不“勤奋自律”起来呢？
2.其次，清代大臣们失去了明代大臣那种对抗皇帝的心态，“为尊者讳”使得清朝皇帝显得更加完美
在清代，大臣们的脊梁被打断了，再也没有勇气职责天子的过失，唯一能做的就是颂圣而已。清代明名儒陆陇其对此感叹道：
今朝廷虽大开言路，无有忌讳，而议者未能深体上意，往往局蹐而不敢尽，是以虽章奏日上，而试问引裾折槛者，何人也！碎首玉阶者，何人也！言及乘舆而天子改容，事关廊庙而宰相待罪者，何人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康熙皇帝几下江南劳费民力，但却没有大臣们去“午门长跪”；尽管他晚年立废太子造成朝政剧烈动荡，也没有大臣们去“争国本”；尽管乾隆皇帝生活奢侈浪费，也没有大臣去指责他“酒色财气”。长此以往，批评的声音没有，我们看到的清代皇帝自然也就是一副“勤奋自律”的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