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著名的第五代导演胡玫勇敢地尝试过用镜头再现孔子的一生。可遗憾的是，这部以“孔子”为名的传记电影却只在豆瓣上留下了5.4分的恶评，无奈地沦入一众烂片的沼泽。
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孔子》的失败是胡玫导演的艺术创作能力出现了大的问题，相反，无论哪位导演来挑战这个题目，恐怕都很在银幕上塑造出一个让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满意的孔子。
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长达两千多年的传奇人物，孔子的形象自从中国迈入近代文明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变得复杂而扭曲了起来。百日维新、洪宪帝制、新文化运动……，在这些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上，尊孔与批孔的议题总是和专制与民主的政治争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直到今天，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仍然被不少人视作古老中国向现代文明艰难转型的绊脚石。
在历史的经验还没有得到充分沉淀之前，我们很难准确地重估孔子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拍出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因为对孔子，我们本来就还没有清晰的共识。
抛开这一层文化心理的因素不谈，孔子形象的模糊同传记数据的缺失与谬误也有直接的关系。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首先得基于准确的历史事实，而《史记》中的那一篇《孔子世家》虽然是中国历史上问世最早、影响力最大的孔子传记，但其中记载的孔子事迹却是真伪难辨、虚实莫测。这同样给孔子题材的文学创作造成巨大的困难。
曾有影评人质疑，为什么在电影《孔子》的一开篇，导演所展现的孔子就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形象？没有对孔子早年经历的生动描述，让当代观众如何能走近一个已经陌生了太久的文化符号？
我不知道这位影评人在撰文之前是否认真读过司马迁写的那篇《孔子世家》，是否知道以这篇传记的叙述为准，从哇哇坠地开始讲述孔子的一生将会面临怎样的尴尬？但我猜，关于这一点，导演胡玫是知道的。因为影片中设计了这样两句饶有深意的台词来交代孔子的身世。
季桓子问孔子道：“我听说你没有父亲，这么好箭术哪儿学的？”
这话问得多怪：人谁能无父？可电影的主创者为什么偏偏要说孔子没有父亲？因为《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原文是：
（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要照司马迁的这个记载，被古代王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竟然是一个非礼而生的私生子。要是在影院里将这个不光彩的身世赤裸裸地宣之于众，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个尴尬的“事实”呢？所以导演不得不为尊者讳，轻描淡写地掩饰说孔子“没有父亲”——并不是孔子无父而生，而是他和叔梁纥的父子关系不为世俗礼法所承认。
胡玫导演的这份用心值得尊敬，但太史公的那段记载却未必就是事实。因为魏儒王肃所作《孔子家语》一书对孔子的出生还另有说法：
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大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家语·本姓解》
根据王肃的说法，叔梁纥在与孔子的生母颜氏结合之前曾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幸的婚姻：叔梁纥的正妻一连为他生下了九个女儿，却遗憾始终未见嫡子。
倒是有一个妾室为叔梁纥诞下一个庶子，可惜这个儿子竟是个残疾。迫于传宗接代的压力，叔梁纥休掉前妻，转而向颜氏求婚。——颜氏夫人既然是在父亲的主持下嫁给叔梁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班班见在，又怎么能说是“野合”呢？
历史上，为了弥缝《史记》与《孔子家语》在这个记载上的矛盾，学者们尝试着做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算唐代学者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他说：
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史记索隐》
叔梁纥与颜氏年龄差距过大，像他们这样老夫少妻的结合是违礼的。直到清代，大儒江永撰写《乡党图考》的时候仍然还在重申司马贞的意见：
《史记》所谓野合者，以年不相若也。——《乡党图考》
不错，汉代儒者对先秦婚俗的确有过“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描述，似乎夫妻婚配较适宜的年龄差距普遍就在十岁左右。
对于年龄差距过大的男女结合，老夫少妻则被古人喻为“枯杨生稊”，老妻少妇则又讳称“枯杨生华”——渐趋枯萎的杨树还能再次青春焕发，生出嫩芽和花串来，显然这并非寻常的状况。但是，这样老少婚媾的形式在中国古代并不会被一概视为“非礼”。
正如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一书所言：
老夫不有老妻而得女妻，无非过分相与而已；若老妇不偶老夫而得士夫，则更视为耻辱之事矣。——《中国婚姻史》
真正不能为社会舆论所接受的只是老妻少夫。至如老夫少妻的婚姻，则古时的人们还是能宽容对待的。
所以80岁的宋代词人张先娶了芳龄18的小妾，忘年交苏轼贺他“一树梨花压海棠”；所以年近六旬的理学大师曾国犹豫着要不要纳一房小妾，九弟曾国荃专门写信劝他说“以少阴辅助老阳，甜适而有余味”。老夫少妻，未见遭到违礼乱法的批评，故而纠谬《史记》最得力的清代学者梁玉绳才会对司马贞的违礼说提出质疑：
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故自行媒、纳采、纳征、问名、卜吉、请期而后告庙。颜氏从父命为婚，岂有六礼不备者？《檀弓疏》及《索隐》、《正义》以婚姻过期为野合，亦无所据。——《史记志疑》
如果说叔梁纥与颜氏的婚配并不因为年龄的差距而构成礼法上的障碍，那么这个“野合”之说又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近代学者崔适的这番分析值得我们注意：
案此文疑本作“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邱埽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犹诗所谓“以弗无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犹《诗》所谓“履帝武敏歆也”。故曰野合。《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太公徃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髙祖。”即《诗》齐、鲁、韩，《春秋》公羊学家所谓“圣人皆感天而生”，此所谓野合而生也。——引自《史记会注考证》
崔适指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这三篇文章时，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共性：商、周、秦三族的始祖殷契、后稷和大业在司马迁的笔下都不是人类有性生殖的产物，而是伴随着灵异事件神秘降生的灵儿。
殷契和大业的出生都是玄鸟（也就是燕子）陨卵，被母亲吞服的结果。至于周祖后稷来到人世，则是因为他的母亲姜原偶然踩中了一个巨人的脚印，感而成孕。
不但这些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就连开创西汉王朝的刘邦，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描述这位“当代史”人物的诞生时也同样为他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太公徃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髙祖。——《史记·高祖本纪》
用现代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来分析《殷本纪》、《周本纪》与《秦本纪》中的记载，关于三族始祖的起源传说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三个古老的部族多半起源于人类的母系氏族时代。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因此当历史迈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后代要想逆向追溯其父系始祖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得已只能杜撰些许光怪陆离的传说来补足先祖的历史。
虽然这些传说的内容不足凭信，但它们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极其深远。这些传说令古代的中国人普遍相信，那些曾经统治天下的“圣人”都是受命于天、感天而生的。这个“受命论”随着后世儒家对《诗经》、《春秋》等经典著作的阐释与传播而被代代发扬，终于成了一条不容质疑的政治常识。
即便你九五称尊，掌握着统治天下的权力，也不得不向“受命论”的观念做出妥协。比如刘邦，司马迁既然明确地记载了刘邦的父母是刘老太公和刘媪，那刘邦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儿子。
可西汉之前，华夏大地一直由世袭贵族统治，现在冷不丁的，一个赤脚贫民的子弟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黄袍加身了，这让那些连秦始皇的权威都敢挑战的山东六国贵族后裔怎能心悦诚服？如果不为刘邦编造一段遇龙而生的传奇身世，如何堵住悠悠众口，让世人相信这个穷小子就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呢？
受命而生的神秘传说在古时候只能是帝王家享受的“专属待遇”，而孔子一向被称诩为有德而无位的“素王”——也就是说孔子有统治天下的能力与影响力，唯独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因此是无冕之王——那么孔子当然也有资格分享专属于帝王的这份身世特权。
《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这应该是关于孔子身世的早期传说。
因为古代先民对住地附近的名山大川往往具有朴素的崇拜心理，而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那附近最高大的山便是尼丘山。这便杜撰出了孔子的父母向尼丘山祝祷而后生下孔子的故事，目的自然是为了证明孔子也是一个感天而生的灵儿。
可是关于孔子的出生传说为什么不到此为止，却又旁生枝节地衍化出来“野合”的讹传呢？《史记·三代世表》中记载，曾有人向西汉经学家褚少孙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诸传记咸言有父，得毋与《诗》谬乎？——《史记·三代世表》
这位勇气可嘉的提问者将质疑的矛头直指那些无父而生的帝王神话，显示出西汉时代的知识精英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有性生殖知识，因此玄鸟陨卵之类的浪漫传说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上古时代人类起源的求知与探索了。面对着这样的提问，为《史记》作补书的褚少孙回答道：
“《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史记·三代世表》
褚少孙的回答显示了一种调和古代传说与当代知识的努力：一方面他承认倘若没有父亲，就算凭借鬼神之力也不能让一个小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干脆戳穿受命而生的上古神话，仍然坚持儒家那一套圣人降世必有天命所赋的文化观念。
从褚少孙的左右为难去推想孔子出生的“野合”传闻，它的产生过程恐怕是这样的：
这个传说最初的雏形可能只有“祷于尼丘得孔子”这一个简单的情节，但这样一来，孔子在后世心目中便成了“无父而生”的怪胎。为了回应对孔子出生情形的质疑，后来的创作者们又在传说中加入了叔梁纥与颜氏“野合”的故事元素。
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如果孔子的身世都需要加入这类新的元素，为什么《高祖本纪》中的刘邦却还是“无父而生”的老样子呢？我想这恐怕跟这两个人物传记的虚构自由度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出生情形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他生平故事的任何杜撰都有可能遭到行政当局的严厉制裁，这么犯忌讳的事儿可不是谁都有勇气尝试的。而相比于汉高祖，民间学者们杜撰孔子的身世显然不会遭遇这样的障碍。
崔适说孔子的出生故事在经历二次创作之后呈现的最终形态应该是“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要说编故事的人就一定是司马迁，是他“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尔”，恐怕又不尽然。
因为《孔子世家》的原文写作：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很明显，第一句中的“生孔子”和第二句中的“得孔子”重复累赘，显示出原始史料未经裁剪的生拙形态。
如果是司马迁操刀原创的故事，以太史公雄深雅健的古文造诣绝不可能写得这般啰嗦。他应该是把自己听到的“野合”同“祷于尼丘”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口述历史并列写进了《孔子世家》——因为厘不清两个传说故事间先后继起的关系，所以无法定夺它们的正误。
两存其说本是出于一个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这样一来，这两个本是要神化孔子的传说，流传至今，反而成了孔子身世的“污点”，这恐怕是太史公始料不及的吧。
参考文献：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
江永《乡党图考》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梁玉绳《史记志疑》
王肃《孔子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