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依据考古发现，结合民族历史学家的考证，我们可以确定，金国女真人肯定不是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二者不是一个民族，他们纯粹是并列关系，而不是继承关系！
虽然，都是有着“女真”之名，但相隔了400多年的两个时代的“女真”，却是“同名”不同族。
所以，就好像两个人同名同姓，只是巧合，但非要说是一个人，你肯定不同意，说不定还会和我急眼！
那么，金国和后金国，都叫“女真人”，他们怎么就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呢？
考古发现揭开“女真汉化”之谜。
事实上，金国时代的“女真汉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猜想，或者说学说之类，而是学术界的定论。
30多年前的一次震动考古界的“权威”考古发现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权威论断。
1988年，在我国黑龙江阿城发现了一个金国时期的女真墓。墓主人是金国女真人，名叫“完颜宴”，他是生活在金国金熙宗时期的金国人，真正的金国“王爷”，其身份是左丞相和都元帅。
打开古墓后，专家们有了几个重要“惊人”发现:其一，整个墓的风格都是很“常见”的中原特色。
墓葬发掘之初，专家们被出土的的墓葬品给“欺骗”了，他们凭直觉判断这可能是一个“明代”贵族大墓，但经验是靠不住的，墓志证实这是“如假包换”的金国女真墓。
其二，这个金国人完颜宴没有辫发痕迹，却梳理着汉人发式，他的头上“束着发”，而且使用的是当时最昂贵的“玳瑁簪子”固定头发。
尤其是让考古专家震惊的是，他戴着一顶中原人常戴的帽子——幞头，从里到外，竟然有三层。
第一层，叫抹额。紧贴额头，就是我们明代的“发巾”。但与明代制式不同，它的前额部位带孔的网巾这说明，古人束发，是要用发巾的。
（第一层，抹额）
第二层，抹额之上，是一顶“无脚幞头”。这乍一看，好似一顶瓜皮帽。
第三层，就是官员戴的“有脚幞头”帽子。
其三，这个金国人的服饰是和中原人一样的，他穿着丝绸衣服下葬，而且是当时最高级的“金锦”丝绸服饰。
这种服饰，在我国著名服饰历史学家沈从文笔下记载过，老先生皓首穷经研究至死，都没有看到过这种顶级丝绸的“实物”，如今反而却被我们普通人都可以“一睹为快”，看到“真东西”了，幸事。
其四，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物件，包括“纳言”、“握金”、“玉腰带”、“丝帛”图案等都保持了和中原文明的一致性。
其五，墓主人是中原文明形态，同时发现的其妻子，衣着依然保持完整，不但有华丽的丝织品衣物，其头上的凤冠采用了多颗东海大珍珠。
这表明，当时的金国经济发达，简直是“富甲一方”，而经济是文明的体现，金国女真的文明程度不是原始状态！
这个发现很重要！?圈出来，有两大考试难点。
考点1:83年黄日华和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金国王爷是“辫发”，94年李亚鹏、周迅版本的《射雕》，金国王爷是“束发”，哪个正确呢？
考点2:金国文明已经很高，那么，明代那个声称自己是“女真”的部落，却是原始形态、奴隶制度，能是一个民族吗？
而这个金国王爷墓葬的发现证明了一个情况，即是关外的东北女真人，他们在完颜氏族政权存续期间，已经实现了“汉化”。
其六，这个墓葬的发现表明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辽东汉人”一个主要来源就是金国女真人。
过去，因为没有搞清楚东北金国女真人汉化情况，网络上出现了“东北嫁妆论”的荒谬观点。
这个墓葬的发现，有助于解开两个真相:
一是金国时代就已经牢牢把控的东北，历经元明巩固和发展，已经完全奠定了中国领土在“东北和外东北”的基础。
二是“辽东之屠”导致汉化的金国女真人在东北锐减。而墓中的墓主人之一经推测是宋徽宗的女儿，赵英姑。
至此，这个关外的重大实物考古发现，把过去争论不休、那些坚持说关外女真人没有汉化的观点彻底推翻了。
既然事实很清楚，为什么总是让人把“两个女真”混淆不清呢？
网络上，还经常有人为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有的人还急赤白咧愤愤然呢？有人心生不悦，有人暗自欢喜，其实是和一个人有关系，他首先惹了祸。其后，清人编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关历史书籍让整个事件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这个惹祸的人，叫努尔哈赤，原来是他带头认错了祖先。
努尔哈赤为什么会认错祖先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把建州女真人称为女真后，这让他的儿子皇太极尴尬万分！努尔哈赤的目的当时只是为了让来自于通古斯的部落，在文化传统尚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能够尽快摆脱相邻部落部族的“白眼”，能够直得起腰板，“文化自信”才是他所看中的！只是他在构建文化自信的时候，明显是“病急乱投医”，把女真套在了自己头上。这个帽子很大，并不适合他，这些都不管了。因为，当时的辽东很多部落都是这么做的，已经形成的有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以及更东边还有一个北山女真。
而被明成祖朱棣“厚爱有加”，能征惯战的努尔哈赤的祖先，真实身份是胡里改人，这个“女真”部落被安置在建州卫，被称为“建州女真”。
但他有自己的私心，就是通过“拉虎皮做大旗”的通常做法，借助金国女真的名号，走捷径，轻而易举达到叛乱割据东北的目的。
他成功了！
他用入主中原的“金国女真”的名号让自己的部落名正言顺入了主流，从此，周边部落不再讥笑他们是蛮族。
当时，文化相对发达的是“海西女真”，他们对落后的建州女真鄙视为“蛮族”，努尔哈赤内心的自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文化不足造成的结果。
到了皇太极时代，他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
他一改努尔哈赤的做法，重塑了“文化自信”，放弃了“哈女真”的守旧传统，结束了东北长期存在的“泛女真”现象。
那是因为他整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复合民族——满洲民族。史学界已经有了共识，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典型的民族共同体，由建州女真和周边部落部族融合的满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共同形成的一个“旗人”概念。
这个概念，包括了很多成分，包括朝鲜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锡伯人和达斡尔人等。
由此，我们就清楚了，新兴的旗人本质上是一个不依靠血统，不依靠语言，而是依靠地域和利益捆绑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这个群体在入关之初，其规模为50万人，即，打仗的军人和不打仗的老人，妇孺，包衣奴等都计算在内。这个旗人群体最后逐渐就演变成了有清一朝、享有特权的权贵阶层。
到了清末，旗人包括包衣人数在150万人，他们成为后来的满族主体。
清人史料记录有误，造成以讹传讹，真假难辨。
事实上，让金国女真人和建州女真人，傻傻分不清楚，还有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清人官修史书的问题。由于搞不清楚努尔哈赤上溯六世更早的历史源流，只能靠神话来“编书”推波助澜，把金国女真和建州女真搞得虚虚实实，让人莫衷一是，成了努尔哈赤乱认祖宗的无形推手。这说明，清代的历史史籍没有并没有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反而帮了倒忙，还误导了后世的历史学者。
这么重要的两本书，一本书是《满洲源流考》，还有一本是《满洲实录》。
神话起源说，来论证民族来源？这是猴子来逗比的吗？清人就这么干的。
事实上，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历史事实称为史实，清人编写的《满洲源流考》，乍一看是历史考证，但实际上，只能把努尔哈赤的祖先上溯六代，就没有任何的实证了。
然后呢？《满洲实录》用布库里雍顺的神话来想象了一个比其六世祖更远的先祖。 然而，这个依靠传说写成的“神话故事”，也就是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天鹅仙女”的故事，却为我们研究解开建州女真人来源之谜造成了干扰。
在这个神话里，他们把建州女真的来源确定为“龙兴之地”。而这个“龙兴之地”具体在哪里呢？在“长白山”。
正是这个“长白山”的清人记录，让后世学者走了弯路，他们和韩国学者共同把目光聚焦在“吉林”长白山，并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能自圆其说。
学者接力，终于破解“建州女真”人来源之谜。
从老一辈的民族历史学家孙进己到后来的清史学家戴逸、王钟翰等，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终于逐渐解开建州女真民族的来源之谜。最初以为，起源是吉林的长白山，但后来发现，错了。
学者王钟翰在《满族发祥地问题》中提出质疑，开始寻找答案。
因为中韩学者最初把目光聚焦在长白山，认为这里可能是发源地。这也是韩国学者非要抢努尔哈赤认为他是“韩国人”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满洲源流考》，错得离谱，它把朝鲜人和建州女真人混为一谈。
原来，《满洲源流考》记录康熙原话，认为“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地”。但两国学者齐刷刷误把“吉林长白山”认定为史书中的记载，而学者在反复一步步求证后，却证实这是错误的。
两个“长白山”是不同的！
清史学者戴逸在他的研究中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清代史籍的长白山是想象出来的仙山”，他把这个研究作了一个专门的注释，实际上进行了大胆猜想。
学者们继续深度研究后发现，这个“长白山”当在外兴安岭。循着这个思路，近年来发现了北山女真和建州女真的亲缘关系，而把建州女真的来源定位在西伯利亚。
这是因为，通古斯语族的民族遍布西伯利亚，分布极其广泛。而《满洲实录》说，祖先距离赫图阿拉在4500里之外，两者正好相互印证。
所以，学者王钟翰在《满族发祥地问题》中也指出，清人所说“长白山”并非吉林长白山。
学者研究后发现，金国女真语言在明初时期尚存在，但不是建州女真语。
但是，努尔哈赤时期，部落里已经基本无人通晓金国女真文字。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又没有本部落自己的文字，为了和明朝语言沟通，该怎么办呢？学者王钟翰找到了答案。原来，他们会找那些依然还会写金国女真文字的人书写书信函件。当明朝设置专门的语言“研究机构”——《四夷馆》进行保护性研究后，才发现建州女真等那些所谓“女真”部落都不用这种文字，只有少数“文化人”才用——不是不想用，是多数人不看不懂金国女真文——那可是仿汉字的文字。
这让当时的明廷大为困惑不解，怎么这些自称女真人的部落，竟然不用“自己”的文字？
同样的困扰也让建州女真的酋长努尔哈赤尴尬万分，本族人不通晓“女真文字”，自己却坚持说他们是金国女真人，岂不是笑掉大牙？
这样的事情非同小可，绝不能等闲视之！
在明明知道是“乱认祖宗”的问题上，努尔哈赤的做法是，将错就错，自圆其说。
他选择了另起炉灶，创建新的文字，这就是后来的满文。因其部落长期与蒙古人相处，对蒙古文字精熟，便以蒙古文字为蓝本创建了建州女真文字——老满文。
至此，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而明代创立“四夷馆”并研究了进入朝鲜且在当时尚存的部分金国女真人，并编辑制作了一本语言研究书籍——这就是保留至今的《女真译语》，为我们解开金国女真语言和满语的区别，提供了更有力的“力证”。
关于两种语言的区别和关系，艾米将在后续问答里，做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所以，金国女真和建州女真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的答案，越来越清晰。这就如同，韩国人有自己的文字不用，会用日文？或者，再造文字？费力不讨好的事，同一个民族是不会这么做的。
学者也找到了金国女真语言和满语二者的关系。
他们同属于通古斯语族，但不是一种语言。
过去，有人把这种关系搞不清楚。但是打个比方，很多人都能明白。
比如，英语和德语，不是一种语言，但却属于同一个语族。
而一直致力于女真民族历史学研究的泰斗，留下权威著述《女真民族史》的已故著名学者孙进己老先生也给出了答案，他盖棺定论地指出，明末女真现象是“泛女真”现象，并不是金代女真！
（通古斯语族人群分布图）综上所述，金国女真和建州女真100%确定，不是一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