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听听兵圣孙子关于战争胜负的论述：
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翻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可通过五种情况的考察预知战争的胜者：
一是知道可以同敌人打或不可以同敌人打；
二是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
三是全军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协力；
四是以有备对付无备；
五是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
对照这五条，明军可以说基本不沾边，特别是最重要的第三条，更是一点也谈不上。在大明极其腐败的政治下，明军不败就没有道理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上腐败了，军队装备再好都没有用。当年的国民党军就是一例。
明朝为什么会被清朝取代，这明亡清兴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但显然，明朝所谓拥有先进的武器还输掉战争，这是一个伪命题。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明朝即便有更为先进的武器，也不会比清朝军队先进多少。所谓先进武器碾压，那是有条件的，比如现代军队和秦朝军队，那肯定是一种碾压态势，没啥好说的。冷兵器和现代武器差别太大。但是明朝这边即便有火器，其实也没有多少，更谈不上大规模应用，武器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第二，明末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王朝中罕见的。明末面对着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大旱灾，一个是旱灾引发的农民起义，一个是明末最后几年北方的瘟疫，一个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东北的满洲军队（清军），当然还有一个是明朝内部文官和武将、宦官集团的内斗。说实在话，即便是最优秀的统治者，面对着这些问题一起出现，都会很慌张。唯心一点说，就是明朝灭亡真心的天意，无法改变着一个结果，任何人都不可以。
所以说明朝灭亡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清朝入关成功，真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
这个问题很尖锐，本文把决定明清命运的萨尔浒大战和松锦会战基本史实简述，不难得出明軍火器先进而清军获胜的原由。清军取得这两场战役的胜利，改变了历史进程，使本来劣势的清军（前期称后金军）取得战略主动权，为统一中国奠定雄厚的基础。
第一场是萨尔浒大战，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明廷东林党掌权，任用在沒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扬搞指挥，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在辽东兵分四路：宣化总兵李如柏，四川总兵刘铤，山海关总兵杜松，开原总兵马林，计八万人马。加上朝鲜和叶赫部参战部队，共十万多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后金在身经百战的努尔哈指挥下，率四太贝勒，即代善，阿敏，莾古尔泰，皇太极，等率后金精骑兵六万，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法。这场关系明清两国命运第一次大战，从战前双方准备情况便知端倪。战功卓著的四川总兵刘挺要求率自已统领的四川三万精兵参战，川军无论在抗日援朝，还是平定播洲扬文龙叛乱中都大获全胜，是明军精锐之一。他主张与后金决战在五月，天气暖和后进行。表明：“带三万川军即胜努尔哈赤”，如是明主贤相当鼓其劲，何乐不为，却被东林党首枢臣方从哲，黄嘉善否定，扬镐又极力以红旗摧战。不容刘挺等川军聚集，强行督促出关进剿，刘铤只得率先到的八百家丁，亲兵和浙江等地拼凑的明军出关参战。山海关总兵杜松耿直，廉洁，勇敢，也认为：“战不逢时，兵饷不济，部队互不熟悉，将领之间不协调，不便于大举兴师，而经略扬镐轻率寡谋，不考虑实际情况，诸事皆谋于辽东总兵李如柏，以李如柏是非为是是非＂。秘密派人越级向朝廷报告，乞请朝廷暂缓师期，（傅宗举）《並采群言全辽安蓟书》。被李如柏侦知，信使被截回来，重责十军棍，杜松也只得带杂牌兵马积极参战。明军两名军事大将提出延期决战的请求，皆被不懂军事朝廷文官和经略扬镐否定。开源兵备道佥事潘宗颜洋开原总兵马林怯懦，不宜任主将，扬镐不听，果如潘宗颜所言。更为严重的是：扬镐在李如柏的呼悠下，二月二十四日出师前夕，前往后金下战书，订三月十五日会战，分路进军，公然把进军的秘密告诉后金，《满州实录》（卷5）。孙子曰“兵也，诡道也，不可不察”。扬镐和李如松做法客观上是在帮助观努尔哈赤，早做准备。还未开战，明军败相已很明显。努尔哈赤派大批密探，监视明军行动，一举一动皆在他掌握之中。努尔哈赤知道叶赫部和朝鲜参战，特派人游说，送朝鲜国王五百张貂皮，希望保持中立，虽然叶赫部和朝鲜没有公开答应，后来势态发展证明努尔哈赤的离间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努尔哈赤采纳明降将李永芳建议：“任明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杜松軍开始进军时，李如柏在杜松军中诈传，“清河已进兵，努尔哈赤已败”，杜松闻之则急速进兵，渡浑河一半，即遭到后金兵伏击，火炮和重火器皆未能过河。各路兵马仓促应战，杜松只得带轻火器和朝鲜火统兵攻击，击败后金大将哈都部队。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在攻占萨尔浒大营之后，对杜松部进行合围。李如柏遇少数疑兵呐喊逃走，狂逃中有一千多人自相践踏伤亡，马林遇伏並不力战而溃逃。杜松力战阵亡，全军复没。努尔哈赤集八旗全部精锐合围名将刘挺部，明军杂牌兵力弱，刘挺激励将士；“，杀身殉国，正当此时＂。剩下五千人激战，火器用尽，持刀剑血战不降，全军复没，结果是杀伤相当，刘挺奋力用大刀击杀，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所带家丁，亲兵全部阵亡，其惨烈程度也是明末用兵以来，十分罕见。朝鲜军见状向后金投降，叶赫部象征的接战即退。努尔哈赤各个击破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大战。明军名将刘铤，杜松的正确主张被否定，结果是两名明末良将以身殉国，损失相当惨重。从两军主帅分析，明经略文官扬镐根本不是身经百战努尔哈赤的对手。明四路大军，只有两路能战，李如柏部未战先逃，马林部接战即退。而后金四大贝勒部皆奋勇当先，灵活机动，明军处于劣势。东北二，三月正值寒冷季节，对明军不利，进军先失天时。地理不熟，明军深入后金地盘决战，又失地利。战前文武不和一，扬镐瞎指挥，不等刘铤兵马聚齐，在粮草不济情况下，强令进兵。刘铤在亮马甸地区，雪深数尺，马无草，人无粮，陷入绝境，情绪十分沮丧。《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铤；“气色先已暗谈，安望岂有吞胡之志”。明军再失人和，险大将于危险之地。天时，地和，人和，明军尽失，靠不多火器，岂能取胜？！更有一局，危害极大，即李如柏行动鬼诡，前期鼓动杜松轻敌冒进，致使杜松部陷入重围。后又知刘铤部血战却不援战，以迷路推诿，致使杜松，刘铤两部全军复没，萨尔浒大战惨败，辽沈尽失。言官交章参劾李如柏，援战不利，先被革职，后自杀。李如柏乃明大将李成梁次子，抗倭英雄李如松胞弟，随兄抗日援朝，击败倭寇立下战功升任总兵。遇此国难之时，理当秉父兄之志，光耀门庭，却临阵逃脱，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历史这样纪载：努尔哈赤是靠辽东总兵李成梁提携起家，努尔哈赤曾是李成梁家幼丁，父祖被误杀，李成梁扶持他当明朝的二品官，李成梁让辽东六百里土地贈与努尔哈赤，支持他统一女真。努尔哈赤孝敬李成梁自然不在话下，李如柏与努尔哈赤应该是兄弟关系。这就是李如柏鬼诡的地方，李如柏久据辽东，岂能迷路？东林自然要找替罪羊，扬镐要为失败开脱，矛头直对李如柏，万历初念李成梁，李如松有功于国家，未下狠心严惩。但言官参劾不止，李如柏自杀身亡。是悔恨，还是畏罪自杀，只有自已知道。但是李成梁，李如柏父子为努尔哈赤成功做出的贡献超越任何人，成为名符其实后金第一功臣。萨尔浒大战后，后金逐渐统一辽阳以北地区，成为明朝的劲敌。
第二战役为松锦会战，皇太极在百战中脱颖而出，在努尔哈赤去世后，因功德服众，被三大贝勒共同推举为后金汗。皇太极即位，先与明示弱议和。利用袁崇焕急于应付“五年复辽”的承诺，答应袁崇焕议和的条件是先杀掉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建立根据地，经常袭击后金大后方，金大将佟养真就是被毛文龙偷袭杀死，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在袁崇焕谋杀毛文龙后，明防御后金的防线已然崩溃，解除了后顾之忧。皇太极说服代善，莽古尔泰奇袭北京。率十万八旗军绕道喜峰口，兵临北京城下，杀明抗金名将赵率教，满桂等。崇祯帝怒逮袁崇焕下狱，八个月后凌迟处死。从皇太极巧使连环计，先借袁崇焕刀杀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千里奇袭北京，又借崇祯刀杀袁崇焕，一石两鸟，又准又狠，其文韬武略乃在其父之上，更非崇祯和袁崇焕可比，由此后金转入战略进攻节段。毛文龙被谋杀后，东江大乱，毛文龙手下将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后率家丁，兵将和成建制火器营投奔皇太极，皇太极即组建汉军八旗。大量仿制火枪，火炮，自此明朝火器优势不复存在。为拉拢汉官，汉民，改后金为大清，皇太极为大清国皇帝。封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为三顺王，统领汉八旗军。此时皇太极的雄心早己不满辽东这块地盘了，眼光已经盯上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了。为此他两次征服朝鲜，威服蒙古，剪掉了明王朝的两翼支持，拉开松锦大战的维幕。
崇德六年（1641年） 皇太极对锦州采取久围而不攻战略，促其内乱。总兵祖大寿手下蒙古兵被策反，六千多人投奔清軍，皇太极乘机发动对锦州的进攻。明朝见锦州危急，即派督师洪承畴率八路总兵，十三万步骑兵驰援锦州。洪承畴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軍还是很有办法，但是应对皇太极这个身经百战，驾驭全局的清帝王可就不行了。洪承畴放弃守战结合的战略，采纳兵部尚书陈甲建议速战速决，正中皇太极下怀。野战是满清八旗优势，据险而守，寻机进攻是明军特长。洪承畴将八路人马集中小城松山，杏山，塔山城一带，並没有入锦州城与祖大寿会合，粮草放在笔架山。皇太极得知大喜，此战关系重大，带病连夜急驰前线，命八旗精锐先攻笔架山。夺取明军粮仓，中途设伏，断明军退路。粮道被断，明军大乱，六路总兵率军连夜争先溃逃，自相践踏，清军前边堵截，后边追击，前后夾攻，明军损失大半。皇太极对据守在松山小城的洪承畴围而不攻，断其水道，果然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为内应。松山城破，洪承畴等被俘，巡撫邱仰民，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拒降被杀。可昔名将曹变蛟，李自成的克星，竞成为洪承畴兵败的牺牲品。巡撫，两总兵都不屈死在督师洪承畴的面前，而洪承畴经范文程劝说却投降了。后人粉饰洪承畴，编造贵妃劝降的故事，文人相昔，云云总总，纯属多余，投降就是投降。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击塔山，杏山城，两城守军皆降。祖大祖见援军大败，坚守到粮尽草绝，无奈献锦州投降。至此松锦大战以清軍的彻底胜利，明軍完败而告终。锦州，塔山，松山，杏山四城皆为清军占领，明朝只剩下山海关和宁远一线。清军在松锦大战的胜利，火枪，火炮得到很好的使用，明朝已毫无优势而言，火枪火炮在与李自成和南明的战争中都发挥很大的作用。松锦决战消灭了明朝的机動军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的统治，为李自成攻占北京提供难得机会。而夺取松锦大战胜利的皇太极，却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但是他为满清夺取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为击败李自成和南明，满清能够统一中国的第一人。
前期，明朝的君主专制相对集中。太祖，成祖时也有不少名将，但是，土木堡之变中，开国功臣与靖难功臣之后被一网打尽，文官自此坐大。
而到万历年间，东林党影响极大，甚至民间也有了极其深的根基。再加上万历长大后废除张居正新政，大明从此回天乏力。
再到后来的崇祯，不懂帝王之术在于平衡，一上来就搬倒魏忠贤，又不扶持新的魏忠贤，致使朝政失衡，东林党人坐大，大明帝国逐渐转为服务于东林党人，国势每况愈下。
崇祯时期，宗室王爷近二十万人，占有全国十分之一的良田，不仅不交税，还吃国家20%的财政收入。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于1639年禁止用白银与大明贸易，日本于1640年禁止白银外流，造成了明朝通货紧缩，大明严重缺钱。
再加上鼠疫泛滥、小冰河天灾等，导致民变峰起。
明军即要对抗后金，又要镇压西北起义军，还要在西南改土归流。三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
崇祯急于求成，滥杀滥换大臣，听信流言，撤换了熊廷弼，使得辽东失陷。又喜欢限期破敌，多少忠臣良将，因此陨落。
明军大量装备火器不假，但先进的不算多，改变不了大局，武器质量也不行，再加上战术方面也乏善可陈，所以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反之满清虽以骑兵为主力，但重装步兵也很强（包括纯步兵和下马骑兵），步兵加楯车克制明军火器。后期在火炮方面也反超明军。尤其是清军战术灵活，对明军的火力优势往往避其锋芒，利用明军的弱点披亢捣虚，一击得手。
先说硬件：火枪而言，北兵大部分都是落后的三眼铳，三眼铳属于火门枪，铳身短射程近不说，一手挟铳柄，一手点火，无法精确瞄准，毫无精度可言。远距离打不穿重甲，近距离一锤子买卖。明朝虽然也有更先进的鸟铳，一则数量不足，二则属于短管轻型火绳枪，远距离杀伤力还是略有欠缺。至于火炮方面，红衣大炮太少，且没有合适的炮车，引进的本是舰炮，明军旧有的炮车承受不了红衣大炮的后坐力。所以红衣大炮多用于守城守寨，少用于野战。野战主力是落后的大将军炮和佛郎机，一样射程有限。再加上明朝匠户制度以及整个国家机器的腐朽，军器制作滥竽充数，铳炮多有炸膛，就更别提精度了。反观满清，前期吃了大炮的亏后，高薪引进炮匠炮手，优待俘虏的炮手，再加上孔有德带着一批明军最优秀的炮兵人才叛逃降清（登莱巡抚孙元化是明朝火器专家，师从西学大家徐光启，培养出了一批明朝最优秀的炮匠炮手），清军的红衣大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反超明军。
再说软件，也就是战术方面：明初就发明了三段射，但腐朽的明军早就把祖宗的本事丢了，只会一波流。而且明军火炮火铳射程短，一轮爆射之后，敌人也就冲到跟前了，敌人要没溃退，必须继之以肉搏。也就是说，长枪和刀牌手必须接替火铳手，攻击或至少挡住被火铳打乱阵型的敌军，以严阵以待之兵打行伍散乱之兵，本应颇有胜算。但大部分明军肉搏战力孱弱，过于依赖火器，一旦近身肉搏就作鸟兽散了。但明军底蕴深厚，毕竟还有几支精兵劲卒可以一战，火铳和佛郎机的近距离爆射也不是铠甲都能挡住的。所以清军针对性的发明了楯车，掩护步兵接敌，等明军把火力倾泻到楯车上之后，再冲锋陷阵。个人感觉如果有足够的野战火炮，再把散弹改为大一些弹丸，破楯车还是有希望的，但僵化的明军直到败亡也没有作出任何有效应对。除了中后期的楯车，早期清军则是通过伏击和运动战抵消明军的火器优势。铳炮必须列阵集群密集发射，方有威力，行军之中，行伍未及展开，火力优势就无法发挥，只能任人宰割了。如果是阵而后战，楯车发明前主要是通过佯动诱使明军过早开火，然后发起突袭，到了后期，不但有楯车，清军的火炮也占尽优势，在对射中火力占有优势。
最后从战略角度说，明朝腐朽，制度畸形，又遇上小冰期与瘟疫的天灾和天灾导致的流民人祸。财政上不足以支持长期作战。在军事上导致的结果就是崇祯急功近利，逼迫前线将领冒险仓促决战，输光了最后的家底儿。松山洪承畴军粮库被毁，再有什么火器也只能兵败如山倒。
综上所述，明军的火器虽多，但先进者寡，质量和战术都不佳。清军战术素养极高，尽量不和火器硬怼，利用明军火器的弱点伺机反杀，牢牢占据上风。明朝缺钱，军饷长达数年不发，后勤保障极差，士兵变卖盔甲兵器来换取食物来填饱肚子，形如乞丐，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打胜仗？后来明军投降清朝后，由于后勤保障给力，这些前明军脱胎换骨，战力爆增，横扫中原，平定江南，战功赫赫。
明朝是穷死的！
你好，我是凉夜寒塘，历史爱好者，很荣幸能回答你的问题。
大明一朝国祚276年，历经风风雨雨，最终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被清朝所灭，同时留下了崇祯皇帝“君王死社稷”的故事。纵观明朝历史，从初期的“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到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及后金（清朝前身）的动乱，276年的时间里太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回到问题，为何明末时期，明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却打不过满洲骑兵？接下来凉夜想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一下。
相比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早式火器，明朝末年的时候明军所拥有的武器比起之前是要强上许多倍的。明朝万历年间火器专家赵士桢在他的著作《神器谱》中就写到：
“然行军战阵随带便利，亦不过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诸器。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又失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弹已先出。高低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
不难发现，明朝末年的时候的武器经多年发展，弹药、射程、火力、威力方面都不容小觑。而此时的清军呢？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在战乱中被明军误杀。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悲愤交加，以祖、父所遗留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了漫长的征战之路。
此时清军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是来自于满族或者说来自于原先女真各部的游牧民族，他们所依靠的武器还是以冷兵器为主，比如刀剑弓弩。
武器方面，明军凭借火器所带来的优势，理应稳压使用冷兵器的清军，那么为何明军会被清军打败呢？
二、明军战败原因思考
1、骑兵对步兵的天生优势
明朝的火器威力巨大，虽射程、火力等方面比起明朝初期要强上很多，但和我们印象观念中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明朝末年的拐子铳，射程是150米；外号“九头鸟”的大型抬枪，有效射程也不超过200米，这样的距离对骑兵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基本几秒钟就能冲到跟前。
明朝末年，拐子铳
再者，弹药更换需要时间，清军的骑兵只要躲过第一轮攻击或者一齐上阵，这里面再算上明军可能会发生的失误加上清军骑兵灵活的走位，明军的火器部队根本招架不住。
清朝骑兵
游牧民族骑兵的机动性对相当于步兵来说的明朝火器部队还是比较克制的。
2、民心倒戈，军心不振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明朝末年恰逢“小冰河期”，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粮食产量呈指数型下降，这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帝国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气候使得降雨区域普遍向南转移，这也导致了明朝末年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
粮食产量欠收加上随之爆发的大范围性疫情，明朝末年全国上下几乎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生活凄惨的老百姓在这样凄苦的环境下还要被强征入伍，内心深处自然是一千个不愿意，由此军心不振。
明军将领对征调而来的兵大多也是不仁不义，最终导致民心倒向清军。这些将领在军事上只会搞龟缩防守，要不就是内斗，像袁崇焕这种大将不是被撤职就是被杀掉，最后带兵打仗的就剩一些无能之辈，关外之地的陷落理所当然。而李自成的狂妄自大导致吴三桂这最后一个有能力挡住清军的将领向清军投降，最终将清军引人关内。反观清军方面，每次打仗前统帅将领都要在阵前指挥，军队上下同心协力。
民心所向，国之根本。一旦失去民心，想要取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3、军力配置
按理来说，当时明军人数是要远多于清军的，但事实上只有人数不到一万的关宁铁骑在和八旗兵打架(八旗兵是清朝主力部队)，剩下的几支战斗力还可以的部队，都被派去对付国内的李自成 张献忠等等的几百万部队。
明军虽然数量上占据优势无奈太过分散，不足以抵抗清军和起义军的联合进攻；而清军方面，虽人口比较少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以能取胜。
结语
首先，就武器方面而言，明军所使用火器是要强于清军的。但清军中骑兵的机动性对明军产生了反制作用，使得火器的威力无法充分发挥。其次，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造成了明军的士气低下，军心不振。而清军一心想要推翻明朝的统治，可以说是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军心和民心方面，明朝军中比不上清军。再者，明朝仅有的部队中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将领太少，大多庸才当道，加上对内对外兵力分散，军队实力又跌一个层次，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为何明军拥有先进的武器却打不过满洲骑兵？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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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大量装备火器不假，但先进的不算多，改变不了大局，武器质量也不行，再加上战术方面也乏善可陈，所以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反之满清虽以骑兵为主力，但重装步兵也很强（包括纯步兵和下马骑兵），步兵加楯车克制明军火器。后期在火炮方面也反超明军。尤其是清军战术灵活，对明军的火力优势往往避其锋芒，利用明军的弱点披亢捣虚，一击得手。
先说硬件：火枪而言，北兵大部分都是落后的三眼铳，三眼铳属于火门枪，铳身短射程近不说，一手挟铳柄，一手点火，无法精确瞄准，毫无精度可言。远距离打不穿重甲，近距离一锤子买卖。明朝虽然也有更先进的鸟铳，一则数量不足，二则属于短管轻型火绳枪，远距离杀伤力还是略有欠缺。至于火炮方面，红衣大炮太少，且没有合适的炮车，引进的本是舰炮，明军旧有的炮车承受不了红衣大炮的后坐力。所以红衣大炮多用于守城守寨，少用于野战。野战主力是落后的大将军炮和佛郎机，一样射程有限。再加上明朝匠户制度以及整个国家机器的腐朽，军器制作滥竽充数，铳炮多有炸膛，就更别提精度了。反观满清，前期吃了大炮的亏后，高薪引进炮匠炮手，优待俘虏的炮手，再加上孔有德带着一批明军最优秀的炮兵人才叛逃降清（登莱巡抚孙元化是明朝火器专家，师从西学大家徐光启，培养出了一批明朝最优秀的炮匠炮手），清军的红衣大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反超明军。
再说软件，也就是战术方面：明初就发明了三段射，但腐朽的明军早就把祖宗的本事丢了，只会一波流。而且明军火炮火铳射程短，一轮爆射之后，敌人也就冲到跟前了，敌人要没溃退，必须继之以肉搏。也就是说，长枪和刀牌手必须接替火铳手，攻击或至少挡住被火铳打乱阵型的敌军，以严阵以待之兵打行伍散乱之兵，本应颇有胜算。但大部分明军肉搏战力孱弱，过于依赖火器，一旦近身肉搏就作鸟兽散了。但明军底蕴深厚，毕竟还有几支精兵劲卒可以一战，火铳和佛郎机的近距离爆射也不是铠甲都能挡住的。所以清军针对性的发明了楯车，掩护步兵接敌，等明军把火力倾泻到楯车上之后，再冲锋陷阵。个人感觉如果有足够的野战火炮，再把散弹改为大一些弹丸，破楯车还是有希望的，但僵化的明军直到败亡也没有作出任何有效应对。除了中后期的楯车，早期清军则是通过伏击和运动战抵消明军的火器优势。铳炮必须列阵集群密集发射，方有威力，行军之中，行伍未及展开，火力优势就无法发挥，只能任人宰割了。如果是阵而后战，楯车发明前主要是通过佯动诱使明军过早开火，然后发起突袭，到了后期，不但有楯车，清军的火炮也占尽优势，在对射中火力占有优势。
最后从战略角度说，明朝腐朽，制度畸形，又遇上小冰期与瘟疫的天灾和天灾导致的流民人祸。财政上不足以支持长期作战。在军事上导致的结果就是崇祯急功近利，逼迫前线将领冒险仓促决战，输光了最后的家底儿。松山洪承畴军粮库被毁，再有什么火器也只能兵败如山倒。
综上所述，明军的火器虽多，但先进者寡，质量和战术都不佳。清军战术素养极高，尽量不和火器硬怼，利用明军火器的弱点伺机反杀，牢牢占据上风。
因为匈奴被打于汉朝强盛之时，清朝崛起于明朝衰退之际，就这么简单，战争胜负从来不决定于武器，而在于使用武器的人，举个例子甲午中日之战中国一败涂地，朝鲜抗美援朝中国取得辉煌胜利，这难道能用武器差距的大小来解释吗？
火器作为战争工具，具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期的黑火药时代主要在中国，黑火药多数用于前膛火炮使用，但由于铸造技术和火药储存，装填效率等，前膛火炮在战争中并不能有效对抗快速移动的骑兵，自然也不可能做到所谓的炮火延伸，步炮协同等等先进战术。前膛火炮在全世界范围上，也一直沿用到清朝中叶，直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人率先发明后膛火炮，才大大提高火炮装填效率，减少炸膛，提高精度，火炮的战术才开始逐渐丰富起来。
明朝时期使用的火炮自然是前膛炮，这种火炮最大的威力便是守城，因为攻城部队移动范围有限，努尔哈赤便是一时大意进入了火炮射程，可以说是相当不好彩被毫无精度可言的乱炮轰中。
可是我们古代的火器，除了火炮还有很多，例如骑兵的手铳，步兵的火绳枪等等。但同样的道理，这些前膛火器，因为没有膛线，射击精度差，装填费时，黑火药迸发的弹药射程短，在战场上更多的作用只是用一阵阵的巨大声响震慑和扰乱对方的马匹和一些新兵。实际作用甚至不如弓箭来的高效。而满洲骑兵并没有使用笨重的铁甲，而是使用了更轻便又有一定保护能力的棉甲，而棉甲相比于铁甲，成本更低，材料来源方便，棉甲制作容易，价格低廉，且不像传统重型铠甲需要量身定做，方便大批量生产，重量轻，对当时的火器有很强的防护力。导致明军的火器在远距离时候基本不能发挥作用，等到近距离对战时候，满洲骑兵的马刀已经挥到面前。
而威力更大，可以使得弹药射程更远的黄色火药，可是到19世纪后面由诺贝尔发明出来的哦。
希望你还能看见我的回答。要说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是很有气节的。不仅有气节，还有一定得军事实力。明朝并非是打不过满清，而是无法发挥帝国最大力量，集中对抗满清。明朝永乐帝时期，文官集团就开始显现了，当时又是心学，理学繁华的时期，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我想你应该知道明朝税收全靠农民，商人和文官那些大土地主是不交税的，历来掣肘封建王朝的都是土地兼并问题，当文官，商人等大土地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的时候，相应的农民拥有土地就会减少，帝国税赋就会变少，中后期难以支撑帝国各个发展。明朝中期张居正（你肯定听说过），对此事改革过，有一定的意义，但他本身也是文官集团（东林党）所以最后治标不治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的就是东林党，这个并非只是褒义，前期文官集团还是卖力为帝国荣耀而奋斗的，但你也知道，没有什么是持久的。中后期，东林党只是用道德正义胁迫帝国各个阶层，而是自己达到目的罢了。文官与商人勾结，但明末军费都没有，皇帝还要依靠宦官去收税，一开始收的就是文官和商人的税，结果到了地方就变成了宦官当道。其实宦官都是无根的人，他们活着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后代，因为自己没有亲生的后代，所以他们只能为了皇帝效力，在地方上替皇帝与文官角逐，但是文官效应太高了，农民其实是受害者，但是对文官的道德束缚住，结果演变成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宦官，其实就是反对中央对文官集团和商人收税。明朝灭亡以后，满清对南方的侵略，搜刮了很多财富，哈哈 到最后这些财富还是被掠夺了。如果支持帝国的话，也不会变成这样。。还有就是天灾，人祸。怎么说呢，明朝是挺有气节的，但是没有实力，再有气节也是没用的。万历皇帝如果再给力点，话说万历皇帝最喜欢敛财，积累财富，我估计他是发现了帝国文官集团越来越强了，所以想现在财富上压制文官集团（商人不必直接压制，因为商人本来就是依附文官集团的），但事与愿违，万历能力也有限，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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焱小小小小彧
LV.112018-05-24
我们知道明末时期的党争现象之严重堪比黄河决堤，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互相争，武将集团夹在中间始终像条夹着尾巴的狗，谁得势便听谁的，自宋以后这是武将集团最为无奈的地方。
明朝灭亡的最后两个关键时间段:
天启时，魏忠贤上位以后，无论是对于文官集团还是武将集团，只要不是他的派系，他皆会想方设法压制，可是对于武将集团他基本可以掌握尺度，在危急时刻仍会起用熊廷弼、孙承宗这些将领。魏忠贤之所以会杀熊廷弼，是因为集团高层王化贞牵涉其中并负主要责任，他只好不要脸地拿熊廷弼顶罪了。魏忠贤为人贪腐，心胸算不上宽厚，所思所虑也很少是出于为国家考虑的层面，他对朱由校倒是忠心的，也很少克扣守边将士的基本工资，这是魏忠贤当政时边事较崇祯时稳定的原因。同时，魏忠贤还狠狠地在士绅地主身上刮钱养自己、养集团、养军队、养国家。
朱由检即位以后迅速铲除魏忠贤，谁知文官集团难堪重任，致使朝政更加混乱和失稳。崇祯时，文官集团所做的两件对于明朝的危害性最重的事，一是急功近利地怂恿崇祯除掉魏忠贤，一是无知地处死袁崇焕。魏忠贤下台后，文官集团急忙忙找回以前被魏忠贤砸的场子，然后将怒气转移到百姓身上，继续搜刮民脂民膏。阉党和文官集团的连续作案，为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奠定了起义基础。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负面影响更是宛如海啸，因为武将的政治地位本来便低，袁崇焕当时在军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百姓也将希望寄于袁崇焕，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到辽东，马上军心不稳，将领心中惶恐不安，谁也不知道哪天便会落得个和袁崇焕一般的下场。袁崇焕的被凌迟处死可以说为明朝将领降清提供了最为心安理得的理由，明末的将领最缺乏安全感，不是怕后金，而是怕明朝的文官。
明朝降清将领，他们很多人在降清以后作为统一中国的主力军，所以有人说那段时期汉人打汉人打得最为起劲。
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抗清事业中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只是很可惜，因为手下将领诸如李定国之辈的叛变降清，最终被清军所杀。
败汉人者汉人也，非满人也。
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力，女真绝不是汉人的对手，汉人占据绝对的优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上，可是崇祯却任由那帮不知所谓的文官白白糟蹋完了明朝最后的家底和人心，最终将江山拱手相让给满清。即使崇祯死后，苟且偷生的南明小朝廷仍然死性不改，江山都快让人给抢完了，内部还在为了自己的丁点私利斗得你死我活，可悲可笑啊。
根据王朝周期律，大明王朝历经了两个半世纪，进入了末代腐败期。国家内部各种矛盾积累既久，难以调和。土地向地主集中，贫富分化日趋严重，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历史包袱沉重，经济增长发展缓慢停滞，社会自我调节修复机制失灵。
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明朝皇帝，由于终身成长丶生活在深宫内院，自幼养尊处优，脱离社会，脱离实际，不辨是非，不识忠奸，偏听偏信，一代比一代昏庸无能，已完全失去明晰判断局势丶选贤任能地使用辅臣丶正确决策的能力。朝庭内大臣党争严重，宦官弄权，政治腐败，贪贿盛行。大明王朝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病入膏肓。
天灾（连续多发的自然灾害）丶民愤（各地的灾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丶外患（山海关外强悍的满清八旗兵）丶人祸（内奸叛将勾结协助外患），加速了明朝走向败亡。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创立于1368年）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在内忧外患中灭亡了（亡于1644年）。
武器是战争的胜负丶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一个王朝（帝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人事丶政经机制的清明与腐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