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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真的拍手称快了吗?我看未必吧。

雍正二年,河南封丘一带的黄河工程工期紧张,必须加派人手紧急维修。修浚河道本来是一件正常工作,而且对老百姓和当地官绅都有好处,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麻烦。

但是,当时雍正已经开始推行“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还让田文镜来河南强力推行,就麻烦了。地方的士族官绅一直都是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者,他们也习惯了不交税不服役,属于特权阶层——但是现在让他们出钱出力,谁会愿意?

所以,当封丘县令要求当地士绅也“每田百亩,出夫一名”干活的时候,这些人就不愿意了。实际上这个要求很难完成吗?当然不是,士绅们随便派个家丁或者雇个农民过去就行了,花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们非常反感“一体当差”的政策,觉得自己的特权被剥夺了。


于是,他们开始闹了,最后闹得当时的生员要罢考。

田文镜的手段凌厉,所以该抓的抓该打的打,把事情压了下来。不过,那些清流官员不愿意了,纷纷想办法弹劾田文镜,幸好雍正站在田文镜这边,强力打击闹事者。

田文镜敢这么整治乡绅,是因为雍正在背后的强力支持。而雍正推行这一政策,是因为国库里确实没钱了。康熙晚年的土地兼并已经相当严重,而豪强世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凭借特权身份不纳粮不服役——这意味着大量的钱都留在了士绅手中,雍正手头越来越紧。

再这么下去,不仅是钱的问题,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也会影响朝廷的控制力。所以,雍正打击地方士绅,不管多大的压力都要做下去。


以最理想的情况来看,如果地方士绅也“纳粮服役”,和老百姓“平等”了,确实会赢得底层人民的赞誉。但是,现实情况没有这么美好。

田文镜的推行新政被士绅抵制,他们就不怕掉脑袋?怕,但是他们知道朝廷不会轻易动手,因为地方控制权在他们的手上。他们绝不会让老百姓感觉到新政带来的实惠,所以一定会动用手段,鼓动百姓抵制田文镜,抵制新政。

羊毛出在羊身上,田文镜的新政实施以后,当地士绅只要加重一些对雇农的剥削,自己就不会受一点损失了。你让我出钱,可以啊,我就给雇农加租,让他们替我出钱;你让我出工,可以啊,我就让手下的雇工去,他们敢不去吗?

所以,新政无疑是加重了基层百姓的负担,他们怎么能拍手称快?

这个“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新政,在当时是推广不了的,所以乾隆帝一上台,立刻就废止了。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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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真假掺半的记载,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是假的,且假得很厉害。

话,得从雍正二年说起,那一年黄河修堤坝,河南有个封丘县,这就拿出了一套《治理黄河人工费用施行办法》,核心就是十个字:每亩田出夫一,计工受值!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亩地,就要出一个人工。

河南布政使田文镜觉得封丘县的这个办法不错,便进一步作了扩充:“沿河大堤一二百里内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户多少,应出夫若干,根据堤防工程需要,随传随到。“而且不再只有封丘一县如此,整个河南都照此办理。

但问题是:这些东西,与往日的大清国法律是不符合的。在康熙年间,早就制定了相关治河办法,那就是国家出钱募夫修筑。

既然康熙爷说了,治理黄河,国家来拿钱,那么为什么到雍正这里,就得河南人自己掏钱给自己修堤坝了呢?

田文镜丢出八个大字:固堤防汛,人人有责!

但这是屁话,保护卫生,也人人有责。照你这逻辑,这大千世界的每一件事,都是人人有责。那还要你这朝廷作甚?而且就算人人有责,河南百姓交的税赋,不就是让你干这个的吗?

所以,这件事表面上是河南官府要求河南百姓不管绅士农民,统统都要出来治理黄河,但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应该拿来治理黄河的钱给挪用了,现在又要求河南人再出一笔钱。

河南人当然不干,但百姓不敢闹腾,于是便只有士绅阶层出来闹了,他们跑到河南巡抚衙门,说: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体完粮,一例当差。若要我等赴考,必须分别儒户,将我等之伕概行豁免,征比钱粮不许与百姓一例滚催。并要将知县参了。

这些台词是河南官方的版本,看起来这些绅士颇嚣张,但我们都懂的,大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做绅的敢如此嚣张地跟官老爷闹的,所以台词语气,其实都是官方师爷改造的结果。不过实质内容还是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你们再搞钱,也不能搞我们啊!我们马上要参加大清国的科举考试了,如果你们一意孤行,我们就拒考。

老实说,这样说话,也是很硬气了。

为什么这么硬气呢?因为当时河南官府里,也有不少人觉得田文镜这厮太黑,吃相太难看,譬如当时主管河南生员的河南学政张廷璐、河南开归道陈时夏、河南按察使张保。

结果田文镜笑了,俺就等着你们这一手呢?一转身,他就给皇帝打小报告,说河南学政张廷璐,”诸事沽名,欲做好人,并不肯秉公执法”,陈时夏更是丢了大清官员的脸,绅士来闹事,他居然还到街上借了很多板凳,请那些闹事的人坐下好好聊,劝他们还是赶考为好。至于张保则一手推开: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皆非职掌。

雍正收到小报告,立马发下八个字:”查拿为首,申明国宪。“

这就是君权政治的黑暗所在,如果按法律,康熙爷当年的法律在,你按他的规定,就是田文镜的问题。可实际上在大清国,就算康熙爷当年说过的也没有用,就得看雍正的心思,而此时显然雍正和田文镜是穿一条裤子的。

而田文镜拿到这八个字,立马屁颠屁颠开始大施淫威。首先将张廷璐这些货全部送去双规,其次是奏请将革退获罪监生的批准权由原来的礼部划归各省学政,这样一旦查实监生确有不法情事,即可直接将其功名革去听候审理,只需事后再报礼部备案即可,简化了涉及生监案件的处理程序——换句话说,以前你们这些有功名的,必须礼部才能办你们,现在只要各个省的学政就可以搞定。至于本次事件,为首闹事的王逊、范瑚这些人自然是要缉拿待审,而河南沿河各处衿绅一体当差政策不变——换句话说,田文镜大胜,河南人在已经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包含了治黄河的开销)、甚至康熙帝已经答应不再收费,而是国家出资治黄的基础之上,又得出人工、出钱治理黄河,也就是说,同一件事,河南人掏了两份钱,而且是不管你是读书还是不读书,都得掏。

就这,你还有脸说”河南百姓拍手称快“?你当河南人都是傻子么?

3

特权之争,百姓怎会称快。如果绅衿阶层得逞则河工民力会被清廷摊派到平民百姓,如果朝廷靠强权取胜,则小民倍受绅衿阶层盘剥之苦,白话讲,这是特权阶层对集权中枢的抗争,左右都没有百姓好处,这是个一嘴毛的场景,百姓只能吃瓜,当时的参与人群,亦即“百姓民意”不过是被挑唆、被愚弄的围观群众罢了,而被渎玩的民意并非民意。

对于酷吏田文镜的评价也不宜全部标签化,进而形成“田文静不是好人”所以“田文镜就干不了好事”的惯性思维,再套上阴谋论的帽子,官场大戏就此展开······这么想的话,久之,自己的思路会被带歪。

带着预判去分析问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河南全省灾情&绅衿阶层利益孰轻孰重

不言而喻。康熙帝貌似施行仁政,以仁孝治国,其实这也变相造成了吏治废弛,往往是上司偷懒,下属怠慢,不管雍正帝的皇位是如何得来的,以当时的情势论,在诸皇子中,他才是最合适登基的不二人选。

伴随着天灾、水情的往往是人祸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地带,再加上泥沙淤积情况严重,所以于河道治理方面,稍有懈怠就会造成河南全境无法挽回的损失,也正是因为如此,历任河南督抚都将治水工作奉为第一要务。

田文镜也无非是老壶装新酒,依瓢画葫芦。治理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日常维护和管理上。对河堤,要始终保持增高、增厚、增强的维护保养工作不懈怠,对各种动物巢穴、车马印痕残缺予以及时清除、修补。

但在那个年代,人力效果终究有限,所以遇到汛期来临,人员配备上还是捉襟见肘,常备力量是有限的,抽调力量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对此,雍正帝和田文镜是如何处理的呢?

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流段,常备河工逾900人,从数字上就能判断出来,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清廷由江南调配了河兵1000人,可以简单理解为专业工程兵,这两股力量是互为助力的态势。

寻常河工不具备河兵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而河兵则对黄河水况不甚了解,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也完全没有经验,简单说就是对河、对堤、对地统统不了解,他们了解的只有自身所擅长的河道工程。

有钱有人就能开工?

可惜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河工的抱怨极多,欠薪情况严重,久而久之河工懈怠,有时候饭都吃不饱自然也就干不了活,资金流向官员们心知肚明,也不敢太过苛待,所以日常的维护保养常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虽然田文镜几次三番的下令加高、加厚,但就是没有人干,而除去河工,那些河兵的状态又是如何呢?

自认江南抽调,不服当地管教,出工绝不出力,于是河堤上总是呈现奇景:一千名监工在督促九百人干活。下工以后呢,酗酒耍钱,驻地扰民等等,成了当地一害。

这两拨人凑在一起,黄河一旦决堤那不是水灾,纯粹是人祸,所以田文镜开始了灵活的人事调配,并下达具体工作任务。

首先保护河工利益,工资一分一毫不能少,并革职严办了贪污河工工资的官员,赋予河工直接举报权,并一再申明,凡是技术过硬、核定达标的优秀河工,在江南河兵按年调换的时候,可以趁有空额,将河工转为河兵,吃官粮,享受国家给予的所有待遇。

以日工程量解决河兵懈怠问题,很简单,以土方为计算单位,每人每日必须达到要求工程量,否则予以严办。

工程技术教习,工程兵有其专业优势,这些经验被要求交给普通河工,这样一来河工被调动了积极性,因为可以学习新技术,今后可以依靠技术优先补入河兵吃皇粮。

春秋汛期二千人远远不够,所以田文镜依据其他官员以前的诉求和建议,并借此机会深入贯彻绅民一体当差。

被引发的罢考事件

明末清初,河南境内的堤坝无人问及,百姓也知道黄河一旦决堤会给河南全境带来毁灭性的危害,所以百姓靠自力修筑堤坝,暂时解决了问题,康熙年间改由政府承当相应工作,解放民力无数,民众一旦撒手就绝不再管了,所以汛期到来人手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

“官绅一体当差”,动了绅衿阶层的奶酪,虽然这对他们的整体利益来说无足轻重,找人顶数也就是了,但士绅阶层觉得河患是清廷的事情,按照以往的优惠政策,自己无需出工,但当时已经是雍正朝了,皇帝也早已下令实施一体当差了。

于是,绅衿阶层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比如封丘罢考案的爆发,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

王逊,组织人手拦截知县,反对按田出工,后至河南巡抚衙门聚众闹事,强烈抗议将她们这些特权阶层与升斗小民混为一谈。

范瑚,抢夺撕毁考卷,籍此宣泄愤懑。

田文镜遭受五层重压

①雍正帝的士绅一体当差政策。这是田文镜无论如何都要办好的,一是领导的既定政策,另外也是报恩,如果没有雍正帝偏袒,他早已被人弹劾回老家去了。

②日趋严重的水患时不我待。当时已经有多段堤坝出现漫过堤坝缓缓渗水的现象,再不加大人力予以弥补,大灾将至,河南全境难以保全。

③自身的前途和性命。雍正帝的手段满朝文武都明白,一旦此事拖沓继而造成大规模水患,不说职位,自己的性命必难保全。

④绅衿阶层带来的压力极大,没有雍正帝的权利支持,自己孤木难支,没有能力做全方位的打压,而且一旦自作主张,如果发生进一步的反弹,田文镜必定里外不是人,因为清廷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靠绅衿阶层的支持,士子们更是朝廷的人才储备库,不能不重视。他们反弹的力度有多大,田文镜就会有多倒霉,所以干事之前,田文镜必定要寻求皇帝支持。

⑤来自同僚的巨大压力。雍正帝曾做“孤臣”,怎会不知道田文镜的难处,田文镜可以被比作面临淹没的桥头堡,一面冲锋陷阵,勇当先锋,一面又受到包括官僚系统、绅衿阶层的层层巨大压力。

官员们的行为无异于落井下石

面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和皇帝的既定政策,官员们大多充当老好人的角色一味姑息袒护,这就造成田文镜进一步被孤立起来,一筹莫展。

①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时任河南学政,沽名钓誉,对闹事人员没有进行指责和管教,只是进行劝慰,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纵容其实就是激化,群情激奋的矛头直接指向田文镜和雍正帝。

②陈时夏,不但不依法审讯,反而把学生们引入内堂安抚,学生们却摇头摆尾扬长而去,毫不在乎。

③张保,怕得罪绅衿里民,此事完全不管。

这就造成田文镜这种真正想干点事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被死死的钳制无法大展拳脚。

雍正帝大怒的结果

既然当地包庇,而此事又关系甚大,所以雍正帝决定,派两名副部级干部亲自到场审理此案,以期迅速查办,并尽快消除一切不良影响,于是礼部、刑部派员前往。

王逊、范瑚等人全部缉拿到案,所有生员发现苗头不对,也都服从了朝廷安排的补考,不敢在恣情闹事。

黄河堤防工程的问题解决了,多次渗漏、小规模垮塌堤坝被补全,黄河堤坝安全了,河南全省安全了,全省百姓的生命财产有保证了,这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

王逊被判决斩立决,范瑚则绞监候,但是官员们依然带头闹事,以保护生员的名义继续作乱(这其实也包含他们的利益,无论是本地还是家乡)连钦差都扛不住压力,纷纷表达袒护之声。

结果就是张廷璐是好人,陈时夏是好人,田文镜真该死,雍正帝能不知道这些人的朋党行径、沽名钓誉之举?所以张廷璐被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

“再有罢考,永远停止河南科考!”

一场风波停息,学子们恢复了考试,黄河堤岸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大灾,绅衿受到了打击,随着特权的削弱,他们以前所做藏污纳垢的诸多“脏事”也有所减少。

士民一体当差初衷总是好的,借此减轻人民负担,但结果是不好的,因为小民们不能避免的是,他们又被多盘剥了一层,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霉的永远是底层民众,所以拍手称快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记录那也是给领导看,并借此歌功颂德的。

后记:

有的朋友对田文镜增加劳役人数颇有微词,酷吏田文镜名声很臭,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仅就罢考事件而言,他没做错什么,篇幅有限,这些所谓的学子身上脏事太多了,不多赘述。

其实以雍正和田文镜的沟通信件来看,他俩都非常非常了解一件事:

他们的目标不是百姓,而是士绅集团特权阶层,他们要绅衿对社会承担责任,雍正认为士绅集团同样有纳税和劳役的义务,应该与平民一视同仁,不该允许有例外情况发生,这样可以减轻朝廷和小民的负担,也会稍稍削弱士绅集团的实力以及日渐抬头的嚣张气焰。

当时是清代,赋税和劳役同属士绅、民众所要承担的责任,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性。

皇帝说:不但要交税还要服劳役。

咱们说:不需要服劳役,临时征用也不行,因为百姓交税了。

那就变成抬杠了,那个时代田税是应缴的,和劳役没关系。

那个时代皇帝说了算,咱们说了不算,那个时代的法律是什么?皇帝说按田出夫,这就是法律,只要不想死,就必须要执行。

4

1724年(雍正二年)秋,河南省三年一度的乡试在开封府举行,全省取得资格的考生陆续赶到开封应试。所谓的资格,就是国家公办学校的正式学生,比如国家级学府(国子监)的学生为监生、地方学校(如府学、县学)毕业的为生员(俗称秀才),这样的考试堪比现在的国考,如果被录取,就是举人。有了举人身份,就可外放为官,算是正儿八经的公家人了。

这么重要的考试,主考官都是皇帝亲自委派的,监考官则是河南学政张廷璐。

按说,这是天下读书人日思夜盼的大好事,可是,没想到,考场上却有人闹事。闹事者是以王逊为首的封丘考生,他们坚持让全省考生罢考,封丘武生范瑚甚至把其他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

这可是皇上亲自领导的国考啊,这样的罢考闹事,小了说是在破坏国家的人才选拔,大了说是藐视皇上,这可是通天的政治大事件。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不敢有丝毫怠慢,迅速向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雍正帝作了汇报。雍正帝闻听此事,真正是龙颜大怒,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

案件很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首的闹事者王逊和范瑚,被判斩立决,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得知判决结果后,就连闹事者老家封丘县的百姓也拍手称快,说是朝廷办了件大好事。

王逊等人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得知判决结果的老百姓为何纷纷点赞?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想对整个事件有个透彻地了解与认识,有必要多说几句题外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特权阶层,比如皇室、贵戚,还有文官武将,他们都享有普通人所无法趋及的优渥。

而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汉代,由于“独尊儒术”成了统治者的治国法定,儒士的地位也突然提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是只考中个秀才,好歹也是功名在身,就会享有不少特权。在政治上,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只是作个揖行了,所以有人把秀才叫长揖秀才;更大的实惠是经济上,有了功名之后,一是不用交纳皇粮国税,二是不用承担各种杂项差徭(就是不用参加义务劳动)。

历代君王,对文人都是礼遇有加的。所以,不管哪个时代,人们都以家有读书人为荣,不少家庭到现在贴春联,还会选用这样的句子:“耕读传家远,读书继世长。”

因为拥有了某些特权,肯定会滋生许多腐败,仅管只是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

正是这条延续了千年的福利政策,让一个人看出了其对朝政、对民生的损害,所以决心要革除其弊端。

这个人就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读书人之所以能普遍获得人们的尊重,主要是他们知书达礼、与人为善,但是,有句俗话说得很有道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还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读书人的圈子里,肯定会那么几坏鸟的,慢慢地把文人的名声搞臭了,也让人对文的德性产生了怀疑。确实,不少读书人利用自身的特权与“才能”,干起了损公肥私、损民利己的不法勾当。

这样的事例,在雍正朝也没少发生。其主要表现就是,特权阶层利用自己不用纳税的便利,在自家名下收纳了许多贫民的田地,这样老百姓们就不用向国家交税了。但是,国家的税不收了,那些个挂名的绅衿儒士们却不会让你白挂的,得给他们交纳好处费。穷人的“税”没少交,国家的口袋却瘪了,用于民生的投入就少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另外,还有一些读书人,依仗自己读了些“济世”文章与特殊身体,与地方的贪写恶吏相勾结,包揽词诉,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为害乡里。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

凡些种种,有些读书人就变成乡下的“公害”了。

难怪连雍正帝也看不下去了。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逾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 。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

从统治阶级利益本身出发,雍正帝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读书人的种种不堪之举,不仅引得最高领导的关注,就是一些有责任心的地方官,也在思虑着如何改变这一陋习。要想解决这些弊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

1723年(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首先行动了,他在全县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以后的义务劳动,人不分贵贱,一律按人承担。这种作法得到了总督田文镜的大力支持,他在奏请皇上后,决定在全省推广。雍正帝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又在全国推行这个利国利民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赢得全国百姓的一致叫好。

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读书人(监生)的反对,让他们与一身臭汗的农夫为伍,他们觉得斯文扫地,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

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县长,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

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号召全省学子拒绝参加于当年秋举行的乡试。

其实,王逊他们去找县太爷闹,可能只是想争个读书人的面子,没想到事情却给闹大了。

起初,唐县长以为这群读书人只是试水。他们怎能舍得三年一次的考试机会?但随着日子临近,唐县长这才着急——这群读书人不是闹着玩的。学生要罢考可不是小事,一个七品的唐县长怕是担不了这个责,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时任河南开归道道员的陈时夏听说后,立即答应找王逊他们谈谈,并且说,读书人是讲道理的。

其实,王逊、范瑚等人是留有退路的——如果朝廷不答应他们也就算了,毕竟把事情闹大了也不好。因此,他们决定:如果陈时夏真的来了,首先自己会主动承认错误,并允诺按时赴考。也就是说,不闹事了!

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陈时夏不仅没骂他们,反而堆着满脸笑容,拉着他们的手邀请他们同坐,还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年兄”,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说到动情处,甚至都有了苦苦哀求的意思。结果,原本决定不闹事的二人,当场拒绝了陈时夏的好意,誓要“维权到底”。结果,当年秋试时才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陈时夏对王逊和范瑚态度好,本是出自于都是读书人的一种同情、关心和理解,没想到,却惹来了两人的“蹬鼻子上脸”,结果把脑袋给弄丢了。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其实,真正杀死王逊和范瑚的凶手,不是陈时夏的好态度,也不是雍正的龙颜大怒,恰恰是王逊和范瑚他们自己——把别人对他们态度好,当作是怕他们,这才是最大的可怕和最大的悲哀之处啊。别人对你宽容,那是因为别人大度,修养水平高。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对你态度好,就以为别人怕你。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读书人迎来了雍正帝的“严厉管束”。随之一系列管理政策出台,给士绅们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读书人们延续了上千年的好日子结束了。

雍正四年,正式在全国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制度。“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官员士绅和平头百姓一样,都要纳税,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钱粮纳税,还要当差,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即所谓“徭役”,这也是赋税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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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弱考生因罢考被斩看似处罚过于严厉,实际却有很深层次的涵义,百姓不同情被斩考生反而拍手称快证明这件事对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是非常接受而拥护的。

这件事根本起因是雍正改革弊政推行新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所致。简单来说就是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土豪乡绅,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农民工都要依法纳税,雍正此举旨在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税负,这就引起了管家老爷和读书人的不满。要知道封建社会可以说阶级森严,官绅老爷们都是吃官饭从来不交伙食费的。读书人拼命读书博取功名也是一步登天跨越阶级做这样吃官饭的人,现在朝廷颁此新政,让他们跟低贱的农民一类人同等对待是万万接受不了的。

所以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在奉命推行新政时步步受阻,官绅老爷们圆滑世故阴奉阳违,涉世未深、毫无城府的秀才学子们那是自恃清高、敢怒敢言的。官绅再从中稍作挑拨就被鼓动起来用罢考的方式表达不满,惊动了雍正皇帝。雍正与当朝官员们稍微梳理缘由就知道了罢考的真正原因。


乡试那可是朝廷非常大的事体,比现在高考都要隆重,作弊抓到轻者锒铛入狱重者可要掉脑袋的!据说鲁迅的爷爷乡试作弊,主动投案自首都落得个斩监候,秋后处决”的死缓之刑。那么挑唆鼓动罢考更是罪加一等!雍正皇帝正好趁此机会杀一儆百,杀鸡骇猴,一纸令下,杀!这既严肃了法纪,又给实施新政打开了局面,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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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儒生文人多么遭人恨,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生员罢考不是为民请命,也不是为了朝廷和国家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罢了,而这种特权是用出卖人民的利益换取的,看到这些整日里摇头晃脑,四肢不勤又趾高气扬的家伙也有今天,不要说当时的人民有多么的喜闻乐见,就是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拍手称快。

雍正皇帝的改革触动了上层建筑的利益,改土归流触动了边远地区土司的利益,士绅一体纳粮和废除贱籍,直接动了儒家文人碗里的冷猪肉。可是这些政策无疑符合国家利益,也使得底层人民从中收益,这一切令上层社会愤恨不已。

恼羞成怒之余,他们居然想出了罢考的昏招,以为可以借此煽动舆论、蛊惑民心,借此给雍正皇帝施加压力。可惜,不仅雍正皇帝圣目如炬,识破了这些生员的险恶用心,底层人民这次也不买它们的帐。这些家伙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声这么臭,更没有想到田文镜真的敢杀它们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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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是时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做的。当时雍正皇帝推行新政,整饬吏治,其中一条叫”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实际上是拿士大夫阶层开刀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书生是即将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生力军,我们都知道士农工商的品级。现在有这个政策,书生也要劳作,也要服役了,书生当然是反对的,所以当时的封丘考生聚众罢考,田文镜采取铁腕手段,拿出了杀一儆百的办法,杀了几个考生。本来北方文化气息比江南差的太多了,所以,杀了河南考生也让田文镜遭到了弹劾。不过,好在雍正皇帝是极其信任他的,并没有处分他,反而予以鼓励。老百姓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个政策之前官绅是不交税的,当官的和地主老财手里有地但是都租出去给没有地的老百姓去种,然后收老百姓的钱。有了这个政策,那些自己有地的老百姓和官绅从种地交皇粮这个事情是平等了。而当差和纳粮是一起的政策,所以百姓才对田文镜做了这件事拍手称快,并非书生得罪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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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提问邀请

首先我们来看,引爆点是什么?原来是河南总督田文镜严格执行雍正皇帝的“秀才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他们非常不满,居然敢抬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当街游行,拒绝参加乡试,想为天下读书人挽回面子,保住他们原有的特权。

在古代儒士的地位还是挺高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是只考中个秀才,也会享有不少特权。

一是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

二是不用交纳皇粮国税。

三是不用承担各种杂项差徭。

有的种种好处,在加上历代君王,对待这些儒士也是倍加有礼的。所以,很多人们有家里有读书人,就会感到非常光荣。通过考试很多士子就能晋级,考取功名利禄。

毕竟这可是三年一次的考试机会,如果不能顺利完成考试,正在有本事的学子还得再等三年。百姓们也盼望者自己的孩子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罢考引起了百姓们的强烈不满。

连雍正帝也看不下去了。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逾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 。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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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罢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国家人才的选拔,长远了说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且属于扰乱国家法治和社会稳定,所以国家必须动用一定的手段来消除影响,稳定民心!领头的如果存在,即使被抓然后放出来,也很有可能不服气,再次聚众闹事,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所以雍正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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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简单。对谁有利,先看看罢考原因是不想和农民一起做事引起的,想要保读书人的特权,皇帝处死带头闹事的,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机智][机智]对读书人来说,地位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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