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酷吏田文镜的评价也不宜全部标签化,进而形成“田文静不是好人”所以“田文镜就干不了好事”的惯性思维,再套上阴谋论的帽子,官场大戏就此展开······这么想的话,久之,自己的思路会被带歪。
不言而喻。康熙帝貌似施行仁政,以仁孝治国,其实这也变相造成了吏治废弛,往往是上司偷懒,下属怠慢,不管雍正帝的皇位是如何得来的,以当时的情势论,在诸皇子中,他才是最合适登基的不二人选。
伴随着天灾、水情的往往是人祸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地带,再加上泥沙淤积情况严重,所以于河道治理方面,稍有懈怠就会造成河南全境无法挽回的损失,也正是因为如此,历任河南督抚都将治水工作奉为第一要务。
田文镜也无非是老壶装新酒,依瓢画葫芦。治理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日常维护和管理上。对河堤,要始终保持增高、增厚、增强的维护保养工作不懈怠,对各种动物巢穴、车马印痕残缺予以及时清除、修补。
但在那个年代,人力效果终究有限,所以遇到汛期来临,人员配备上还是捉襟见肘,常备力量是有限的,抽调力量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对此,雍正帝和田文镜是如何处理的呢?
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流段,常备河工逾900人,从数字上就能判断出来,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清廷由江南调配了河兵1000人,可以简单理解为专业工程兵,这两股力量是互为助力的态势。
寻常河工不具备河兵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而河兵则对黄河水况不甚了解,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也完全没有经验,简单说就是对河、对堤、对地统统不了解,他们了解的只有自身所擅长的河道工程。
有钱有人就能开工?
可惜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河工的抱怨极多,欠薪情况严重,久而久之河工懈怠,有时候饭都吃不饱自然也就干不了活,资金流向官员们心知肚明,也不敢太过苛待,所以日常的维护保养常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虽然田文镜几次三番的下令加高、加厚,但就是没有人干,而除去河工,那些河兵的状态又是如何呢?
自认江南抽调,不服当地管教,出工绝不出力,于是河堤上总是呈现奇景:一千名监工在督促九百人干活。下工以后呢,酗酒耍钱,驻地扰民等等,成了当地一害。
这两拨人凑在一起,黄河一旦决堤那不是水灾,纯粹是人祸,所以田文镜开始了灵活的人事调配,并下达具体工作任务。
首先保护河工利益,工资一分一毫不能少,并革职严办了贪污河工工资的官员,赋予河工直接举报权,并一再申明,凡是技术过硬、核定达标的优秀河工,在江南河兵按年调换的时候,可以趁有空额,将河工转为河兵,吃官粮,享受国家给予的所有待遇。
以日工程量解决河兵懈怠问题,很简单,以土方为计算单位,每人每日必须达到要求工程量,否则予以严办。
工程技术教习,工程兵有其专业优势,这些经验被要求交给普通河工,这样一来河工被调动了积极性,因为可以学习新技术,今后可以依靠技术优先补入河兵吃皇粮。
春秋汛期二千人远远不够,所以田文镜依据其他官员以前的诉求和建议,并借此机会深入贯彻绅民一体当差。
被引发的罢考事件
明末清初,河南境内的堤坝无人问及,百姓也知道黄河一旦决堤会给河南全境带来毁灭性的危害,所以百姓靠自力修筑堤坝,暂时解决了问题,康熙年间改由政府承当相应工作,解放民力无数,民众一旦撒手就绝不再管了,所以汛期到来人手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
“官绅一体当差”,动了绅衿阶层的奶酪,虽然这对他们的整体利益来说无足轻重,找人顶数也就是了,但士绅阶层觉得河患是清廷的事情,按照以往的优惠政策,自己无需出工,但当时已经是雍正朝了,皇帝也早已下令实施一体当差了。
于是,绅衿阶层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比如封丘罢考案的爆发,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
王逊,组织人手拦截知县,反对按田出工,后至河南巡抚衙门聚众闹事,强烈抗议将她们这些特权阶层与升斗小民混为一谈。
范瑚,抢夺撕毁考卷,籍此宣泄愤懑。
田文镜遭受五层重压
①雍正帝的士绅一体当差政策。这是田文镜无论如何都要办好的,一是领导的既定政策,另外也是报恩,如果没有雍正帝偏袒,他早已被人弹劾回老家去了。
②日趋严重的水患时不我待。当时已经有多段堤坝出现漫过堤坝缓缓渗水的现象,再不加大人力予以弥补,大灾将至,河南全境难以保全。
③自身的前途和性命。雍正帝的手段满朝文武都明白,一旦此事拖沓继而造成大规模水患,不说职位,自己的性命必难保全。
④绅衿阶层带来的压力极大,没有雍正帝的权利支持,自己孤木难支,没有能力做全方位的打压,而且一旦自作主张,如果发生进一步的反弹,田文镜必定里外不是人,因为清廷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靠绅衿阶层的支持,士子们更是朝廷的人才储备库,不能不重视。他们反弹的力度有多大,田文镜就会有多倒霉,所以干事之前,田文镜必定要寻求皇帝支持。
⑤来自同僚的巨大压力。雍正帝曾做“孤臣”,怎会不知道田文镜的难处,田文镜可以被比作面临淹没的桥头堡,一面冲锋陷阵,勇当先锋,一面又受到包括官僚系统、绅衿阶层的层层巨大压力。
官员们的行为无异于落井下石
面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和皇帝的既定政策,官员们大多充当老好人的角色一味姑息袒护,这就造成田文镜进一步被孤立起来,一筹莫展。
①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时任河南学政,沽名钓誉,对闹事人员没有进行指责和管教,只是进行劝慰,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纵容其实就是激化,群情激奋的矛头直接指向田文镜和雍正帝。
②陈时夏,不但不依法审讯,反而把学生们引入内堂安抚,学生们却摇头摆尾扬长而去,毫不在乎。
③张保,怕得罪绅衿里民,此事完全不管。
这就造成田文镜这种真正想干点事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被死死的钳制无法大展拳脚。
雍正帝大怒的结果
既然当地包庇,而此事又关系甚大,所以雍正帝决定,派两名副部级干部亲自到场审理此案,以期迅速查办,并尽快消除一切不良影响,于是礼部、刑部派员前往。
王逊、范瑚等人全部缉拿到案,所有生员发现苗头不对,也都服从了朝廷安排的补考,不敢在恣情闹事。
黄河堤防工程的问题解决了,多次渗漏、小规模垮塌堤坝被补全,黄河堤坝安全了,河南全省安全了,全省百姓的生命财产有保证了,这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
王逊被判决斩立决,范瑚则绞监候,但是官员们依然带头闹事,以保护生员的名义继续作乱(这其实也包含他们的利益,无论是本地还是家乡)连钦差都扛不住压力,纷纷表达袒护之声。
结果就是张廷璐是好人,陈时夏是好人,田文镜真该死,雍正帝能不知道这些人的朋党行径、沽名钓誉之举?所以张廷璐被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
“再有罢考,永远停止河南科考!”
一场风波停息,学子们恢复了考试,黄河堤岸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大灾,绅衿受到了打击,随着特权的削弱,他们以前所做藏污纳垢的诸多“脏事”也有所减少。
士民一体当差初衷总是好的,借此减轻人民负担,但结果是不好的,因为小民们不能避免的是,他们又被多盘剥了一层,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霉的永远是底层民众,所以拍手称快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记录那也是给领导看,并借此歌功颂德的。
后记:
有的朋友对田文镜增加劳役人数颇有微词,酷吏田文镜名声很臭,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仅就罢考事件而言,他没做错什么,篇幅有限,这些所谓的学子身上脏事太多了,不多赘述。
其实以雍正和田文镜的沟通信件来看,他俩都非常非常了解一件事:
他们的目标不是百姓,而是士绅集团特权阶层,他们要绅衿对社会承担责任,雍正认为士绅集团同样有纳税和劳役的义务,应该与平民一视同仁,不该允许有例外情况发生,这样可以减轻朝廷和小民的负担,也会稍稍削弱士绅集团的实力以及日渐抬头的嚣张气焰。
当时是清代,赋税和劳役同属士绅、民众所要承担的责任,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性。
皇帝说:不但要交税还要服劳役。
咱们说:不需要服劳役,临时征用也不行,因为百姓交税了。
那就变成抬杠了,那个时代田税是应缴的,和劳役没关系。
那个时代皇帝说了算,咱们说了不算,那个时代的法律是什么?皇帝说按田出夫,这就是法律,只要不想死,就必须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