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几十位帝王发布过罪己诏，其中最为著名要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和明朝崇祯皇帝的六份罪己诏，这两位皇帝的罪己诏都颁布在朝廷遇到严重统治危机之时，但是效果截然相反。
汉武帝后期，开始变得专横暴虐、穷奢极欲，并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阶级矛盾严重尖锐。好在汉武帝毕竟是一代雄主，知错能改，当有大臣建议在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借机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在诏书里，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众多失误，勇敢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作了尖锐的自我批评，表达了改正错误的决心，随后，大规模铲除各种弊政。临死前，他托孤于霍光、桑弘羊等人，让他们继续遵循诏书精神，使得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王朝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勃勃生机。
崇祯17岁登基，随后就诛杀魏忠贤，贬斥阉党，发展生产，严肃吏治，颇有一番“中兴”气象，无奈他志大才疏，刚愎自用且性格多疑，使得君臣离心离德。对外又遥控指挥，掣肘前方将领，使得明军进退失据。崇祯八年正月，因为起义军掘朱氏祖宗之墓，崇祯下了第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所用非人，但是崇祯并未吸取教训，依然故我，危机日益严重。6年后，崇祯下了第二道罪己诏，但他仍然没有拿出丝毫的惩治措施，只能任由局势恶化。随后3年，崇祯又陆续下了四道罪己诏，没有哪一道不是义正辞严、声情并茂，也没有哪一次不是形同具文、毫无意义。最后，农民军攻进北京城，崇祯吊死煤山。
汉武帝的一道罪己诏挽救了一个王朝，然而崇祯的六道罪己诏都未能有丝毫的作用，究其原因，汉武帝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迷途知返，痛下决心改弦更张，励精图治，终于使国家返回良性发展的轨道。而崇祯的罪己诏就是一张张空头支票，固然能为自己博得了许多同情，但却使得官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