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位列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之首。在我国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女真贵族曾接连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在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岳飞坚决主张抗击女真贵族的野蛮掠夺战争,在历史上是起着进步作用的。尤其是岳飞不计个人身家性命的得失,反对赵构、秦桧一伙的投降逆流,招致投降派的仇视,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是值得表彰的民族气节。
一代忠良遇害岳飞虽然最后被奸臣秦桧所害,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诗词,留存至今的虽然只有十几首左右,但那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满江红》是在明朝的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争论不断。
关于岳飞《满江红》词作真伪考辨,《满江红》确实是岳飞的作品!按传统的说法“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之手。但是,近代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并在学术界引发了长期的争论。伪作派认为《满江红》一词不是岳飞所作,而是他人伪作的主要根据是,这首词在宋、元二朝的着作中均无记载,而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五年,即 1536年;而且,在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的《金陀粹编》中也没有记录这首词。另外,从诗词的内容来看,也使人怀疑。岳飞生前与金兵对抗的地点,在两湖、河南一带。他的志向所在,直捣黄龙府,在东北吉林省境内,而词中的所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贺兰山,则在西北甘肃、宁夏一带。只有到明代时,才与西北鞑靼矛盾激化,并在贺兰山一带有过战争。所以一些人据此认为,该词出自明代某一将领之手。同时,台湾学者孙述宇在其撰写的,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中提出,词中描写的是岳飞的事迹和典故,用自身的事迹和典故作词,似乎不可思议;而且,该词的风格同岳飞的《小重山》迥然而异。由这两点看来,《满江红》一词不可能是岳飞所作,而是后人的伪作。
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到明朝弘治年间,亦即公元1488年之后明孝宗在位时期方重现于世,因此怀疑是明人王越作伪。此说同样不能成立。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
此外,在元朝时期,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广大汉人民众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抗击外族侵略的武将英雄推崇,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而岳飞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
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年)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同样不符合史实。首先,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其实并不成立。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收有岳飞《满江红》词。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远早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其词的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中国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朝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亦可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据《明史》本传所记,王越生卒年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那时王越尚未进行贺兰山战役(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亦无条件“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
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远早于余嘉锡所谓的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碑。此外,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1498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显而易见,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出现在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要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附会。“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1158年王熙书碑时,明英宗早已被放归八年(1450年被鞑靼人释放),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都与史实不符。
此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满江红》词作者非明王越伪作、而为岳飞本人所作的是: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一本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年)写的赠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作及祝氏的和作,这一史实最早被李庄临、毛永国撰文《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所披露。原词分别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岳飞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祝允哲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如果以上所举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与今版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词的相重字数为39字,此外,祝允哲和词中具有岳飞赠词中所没有但却见于今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云月”、“朝天阙”诸字,《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无疑即今版岳飞《满江红》词的初稿,而今版《满江红》词也即岳飞见祝氏和词后的修正稿。
这首借祝允哲后人以传的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是今版岳飞《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铁证,它的现世时间要早于王越生年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292年。至于祝允哲其人事迹,据披露资料为,靖康元年(1126)祝允哲任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10月)岳飞下狱时,曾向宋高宗赵构上奏《乞保良将疏》,愿以70口家眷投狱,保岳飞父子出狱率军破敌,因此被贬为潮州推宫,途经富阳县时,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葬富阳县白升山。这充分证明祝允哲与岳飞的个人交谊及岳飞赠其《满江红》词的可信性。
在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是:自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李庄临、毛永国据此发《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文将事实公之于世后,上海学人朱瑞熙1988年又发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指出:宋代无“祝允哲”其人,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该文多被否定《满江红》为岳飞词作的学人所引用。但朱氏论证多有失误,不能成立。近年已有学人思明据地方史志文献发文《评朱瑞熙先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加以反驳,指出:据《浙江通志》卷一二四所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庚辰李釡榜”进士中有“祝允哲”其人,系“江山人”,任职为“荆湖制参”。思氏并由《浙江通志》中考出两条有关祝允哲父亲祝臣的记录,分别为:“祝臣宅,天启《衢州府志》在江山县郎峰下。”见载《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北宋“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进士中有一行是:“祝臣,江山人,少师。”见载《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并注明祝臣的故居在“江山县郎峰下”。由此可见朱氏疑《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三,怀疑派学者认为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因此,断言《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这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论价值的伪命题。因为,贺兰山在宋朝时已知名,即岳飞是知晓贺兰山的,这点怀疑派学者也承认。既然岳飞知道贺兰山名,在作词时,就有可使用“贺兰山”一词。此外,岳飞词中“踏破贺兰山缺”句,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借喻”或“比兴”手法,即以“贺兰山”来代表诗作的目标或其他,而不一定要实指。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首句为:“汉王重色思倾国”,能否说此句中的“汉王”指的汉武帝而非是唐明皇呢?如果以中国传诗词中的“借喻”、“比兴”手法来考证中国传统诗词的真伪,就如同有人根据“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诗句考证出杜甫住的是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主阶级的”房屋一样的荒唐可笑。而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用“踏破贺兰山缺”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标,无非是因为贺兰山当时处于西北边塞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控。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和轮台(今新疆境内)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事实上,有不少南宋词作在涉及金兵时,都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来借喻。例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比岳飞稍晚的南宋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保卫边疆,诗中的“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西汉时期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新疆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再者,看过《岳武穆集》的人都会知道,岳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金主义者,他的素志是要恢复汉唐旧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西夏国土,然后再解甲归田。因此,全词中便有“踏破贺兰山缺”句。
此外,《满江红》词中“胡虏”、“匈奴”句亦均泛指,而并未具体点明为女真人,因此,怀疑派学者用“直捣黄龙府”语来苛责其与岳飞《满江红》词中“贺兰山”方向相背,其实是在《满江红》词中强挑矛盾,这一作法如不是对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的“借喻”、“比兴”手法一无所知,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故作惊人之语。
如果怀疑派学者一定要拿“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离作文章的话,近年学界研究结论也使这一论据不改自破,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宋代其实共有三座“贺兰山”,分别位于宁夏中部、河北磁县与江西赣州西北,如以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作为岳飞词中的实指,则其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完全一致。而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的那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河北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所以,《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