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的说,是的。
政治就是平衡术,要保持几方势力的平衡,平衡一旦被打破,产生的后果就是:优势的一方不断扩大优势,四面出击,不断打击其他势力,最终一家独大,掌握局势。此时,尾大不掉,皇权就岌岌可危了。
其实,明朝的政治平衡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功臣集团和文官集团的平衡,第二阶段是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平衡,第三阶段是文官集团一党独大。
我们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出现的原因是为了遏制功臣集团,而扶持文官集团,导致文官集团实力大增。第三个阶段出现的原因是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打击宦官集团,导致宦官集团一蹶不振。
那么,第二阶段,也就是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平衡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要从一次惨烈的战争说起。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军北上阻击瓦剌,于张家口怀来县土木堡兵败被俘的历史事件称之为“土木之变”、“土木堡之祸”。
皇帝御驾亲征,本来是为了显示皇威,树立皇帝威信,结果竟惨遭俘虏,差点造成大明王朝的覆灭。
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竟是一个太监。更奇葩的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竟是这个太监想在回军途中回家乡看看,率领大军绕道而行,延误了时间,结果被瓦剌骑兵追上暴打。
事情是这样的。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月,漠西蒙古瓦剌部也先太师遣使团2000余人进京贡马。此行一方面,使团谎报人数借以邀赏,为明廷查知、拒绝;另一方面,使团贿赂明朝官员,请求与明朝通婚,官员未禀擅许,后为明中央拒绝。
求婚遭拒、邀赏失败,也先闻报勃然大怒,率军分路南下,直扑京师,“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京师告急。
英宗闻知,在宦官王振鼓动下,不顾朝臣邝埜、王直、于谦等“六师不宜轻出”的谏言,率军50万御驾亲征,欲与瓦剌一争雄长,建万世之功。
英宗率50万大军行至大同,忽报也先为诱兵深入,故意北撤。王振贪功心切,得报后竟诱惑英宗继续北上,后闻前线兵败,慌忙撤军。
英宗銮驾回军途中,王振为了能够途径自己的家乡蔚州,坚持请英宗绕了远路。蔚州在现在的张家口附近,其实离长城已经很近了,如果当时加快行军速度,从居庸关进入长城以西,就安全了。但后来王振担心英宗銮驾毁坏其家乡的田园庄稼,因此又多次改变行军路线,以至于延误行军时机。
当时,兵部尚书邝埜随军听用,一再上疏劝英宗入居庸关以保安全,皆为王振所阻。大军至土木堡,也先骑兵追至,将土木堡团团包围。土木堡南有河,但堡内干旱、缺水,明军被围于堡内,断水,三军大渴。时,也先假意向明廷示好,欲与英宗言和,英宗、王振信以为真。王振即令三军移营就水,也先趁机率军掩杀,明军措手不及,英宗被擒,王振于乱军中被明将樊忠所杀,樊忠等将殉国。
经此战役,随行明军中伤居半,三大营将士伤损殆尽,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明帝国至此中衰。
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帝国中央军遭遇的第一场惨败,是自仁宣二朝以来守文虚外,不事戎马的必然结果,也与自永乐朝以来宦官势力的崛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土木堡之变以前,明帝国处于仁宣之治后的全盛之天下,但战后明帝国军事、经济实力遭受重创,再无昔日荣光。
边防政策由往日的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守,直至成化年间形成著名的九边重镇防御体系
对于大明朝的政治来说,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明帝国高层中的开国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于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军屠戮殆尽,朝中再无能与文官集团制衡的中坚势力,导致英宗之后的诸帝不得不放手起用宦官,与文官集团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