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钱穆先生之说，对宋代的“新儒学”之称可有广狭之别，即广义的“新儒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等，而狭义的“新儒家”则专指宋明理学家。朱熹所说“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即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为理学的先驱。
范仲淹是宋代“新儒学”的开端，而“宋初三先生”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第一人
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虽然其整饬吏治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则对以后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皆与之从游。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儒的“内圣”与“外王”是相贯通的。南宋理学时代，与其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不如称为“后范仲淹时代”。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宋学精神的“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之两端，并且寄其精神于学校。“革新政令”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与兴办学校则使儒学得以复兴，成就了
狭义的宋代儒学的心路历程
宋元明时期的新儒学。范仲淹可谓宋代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担当“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复兴儒学。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儒学社会，是中国古代的标签。它经历了从衍生到成形的漫长发展过程。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孕育了中国儒学社会的胚胎，汉代塑造了中国儒学社会的骨架，那么，到宋代经过长时期的过渡和曲折性发展，中国儒学社会的血肉及功能组织得到了全面的发育和健全。
众所周知，宋代儒学的主流是理学。
理学是儒学、道教、佛教三家融合的产物，以儒学内容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的有益内容，对传统儒学进一步改造与发展，使儒学更为理论化、思辨化，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儒学派别。
宋代的新儒学体系，以“理”（或“天理”）为世界本原。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并称“北宋五子”，南宋朱熹则为集大成者。
程颢程颐
朱熹
两宋理学的产生，不仅适应了社会历史潮流，实现了复兴儒学的目的，而且更强调务实精神，针砭时弊，旨在以儒家的伦理纲常重建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而不空谈心性义理。
也正因为此，两宋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后成为官方主流哲学，对中国文化和精神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结语
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有赖于对它作出与时俱进的全新的诠释，有赖于对它作出科学的再构和改造。我们的时代需要新儒学。就此而言，我们的时代呼唤一大批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有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的当代“朱子”。
参考文献：
李存山，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