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谢谢邀请!我是白龙赤子,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它是明代自建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边疆危机,明英宗朱祁镇也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抓走,让中原王朝的颜面尽失!接着,出现了于谦所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守住了京城,为明朝的翻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于谦后面也被关进了监狱。总之,在明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皇帝被掳走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让人瞋目结舌!在大家的印象中,此时的明朝经过了太祖朱元璋、成组朱棣的努力国家实力达到了鼎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下面我将逐一分析。

王振专权

王振,山西蔚县(今河北蔚县)人。王振进宫前,据说是一位老师。他进宫的原因就是要摆脱基层,走向上流社会。这一点可以从他进宫的经过看出来,其他太监进宫是因为家里没有吃、没有穿的,所以小时候就被迫做太监了。但是,这个王振有些奇葩,他进宫完全出于自愿,并且走流程的时候也是自己动手的,真让人不得不“佩服”!王振进宫后由于心中“伟大的抱负”,赢得了成祖朱棣的喜爱,又因为他有着其他太监所没有的本事——识字。所以王振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小孩儿朱祁镇的“近侍”(保姆兼老师),这个小孩就是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继位之后,王振掌管了明代太监的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从此权势熏天。正统十四年(1449)怂恿朱祁镇北征,从此酿成大祸。

蒙古瓦剌部的崛起

当然,对于“土木堡之变”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也不能把原因全部怪在大太监王振的身上。因为马克思老人家告诉我们,分析事物原因的时候也要注重其外在因素。此时的蒙古势力,属瓦剌部最强,而且瓦剌部凭借其精锐的军队和杰出的领袖也先,又一次统一了蒙古高原,这在蒙古高原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分裂状态。同时,也先当上领袖之后也拿下了西域难啃的骨头哈密卫,这是明朝想得到却得不到的地方,可见此时蒙古瓦剌部的强大。

英宗朱祁镇的决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宰相、权归六部”,使皇帝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试问,在大明朝还有谁的权力能和皇帝相提并论?应该没有吧!人们在分析“土木堡之变”的过程中喜欢将主要的责任推向大太监王振。在这儿,我们是否想过明英宗朱祁镇的责任?他作为当时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如果他不同意王振会硬拉着他去亲征?这恐怕还需深入探讨。

士大夫的责任

在我看来,明朝前中期的士大夫缺乏宋代士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远志向,当然后期的东林党就是另一说了。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时有于谦啊!他也是为国为民!但是,我认为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毕竟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啊!如果当时有更多的士大夫站出来,结局会好点儿吧!

结语

“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与明朝宦官专权、北部边疆民族的强大和皇帝朱祁镇本人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我们在看到王振权势熏天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所依附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古代世界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王振才会为所欲为。另外,也要看到同时期蒙古势力瓦剌部的强大和明朝士人风气的重要性,这二者也成为“土木堡之变”爆发的主要因素。

感谢阅读!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学习。

最佳贡献者
2

英宗从决议亲征到出发只有几天时间,连兵器都是临时发的,这种情况下大军的后勤必然出问题,而军粮是户部和五军都督府负责,和于谦的兵部没有关系,谈不上啥阴谋。

明代京卫,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九卫(万历朝数字),非五军都督府辖下共计三十五卫,合计74卫.按照《英宗实录》的记载,英宗朝有义务参加训练的京卫,共计七十个。明代一卫标准编制5600人,则当时京卫的满额守军总数应为约十二万人左右。从《大明会典》的记录来看,在京的班军总数应为八万人。

如果这么计算,则京师满额战兵,应为本地卫所守军和班军的总和,共计约二十万人。但从《宣宗实录》的记载,京军三大营,五军营每军二万全营足额十万人,神机营满额共计七万五千零七十一人,再加上三千营,则当时神机营的足额兵力,应为十八万人左右。之后《英宗实录》的记载,正统元年,京卫选操官军居然只有十万,而且大家还都认为够用,希望免调外卫军队入京(即班军)。这里京卫军十万,加上班军八万,仍然是十八万人。由此可知,正统朝的京营编制,与前朝无异。

至于土木堡,根据《英宗实录》的记载,亲征征调的是在营操练者,因此屯军不在征调范围之内。曾担任兵科给事中的叶盛(正统十年进士)写的《水东日记》里就明说了卫所兵普遍存在缺额近半的现象。因此当时从京卫所选的禁军数目,应该只有一半左右。

由此可知,当时京卫外加班军,能有十三万人就不错了。而且在英宗亲征前,明军先派出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协助当地守军防备,因此英宗亲征的实际兵力,当为十三万人去掉四万五千及京师必要的守备兵力,约八万人左右。这也正好符合了朝鲜李朝实录对土木堡之战的记载。

李朝实录记载“皇帝领兵八万亲征出居庸关”,乃抄自辽东都司的邸报。另外吴克勤等人是先期派出去的,后随皇帝回撤,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12、3万。由于吴克忠、吴克勤以及朱勇、薛绶的部队相继被瓦剌军消灭。等英宗到土木堡时已经丢了快一半人马了(还都是野战部队)。

须知九边就是个筛子,女真和蒙古入寇只要上万,就没啥大用处了。朱勇部4万人在野战中被消灭,至于宣大的那些人除了龟缩守城根本指望不上。瓦剌骑兵已经控制了周边战场,所以探出中军的撤军路线并不难。

具体看土木堡的战斗过程:蒙古军包括两部分,在东南布阵(差不多正好位置在今天官厅水库湖面)的阿剌知院部,大概2-3万,从北面独石口南下进入土木堡设伏,截断了亲征军退入居庸关的归途。在西北追击而来的也先主力,几乎是秒杀了断后的朱勇之后,追到土木堡和阿剌知院部一起形成合围 。

而英宗从雷家站向怀来城西移动,其中军所在主要是征召的役夫等大量非战斗人员。在土木堡地区遭遇突然袭击时,因为军队数量不足,关键是成建制的骑兵都跟着朱勇送了人头,所以对瓦剌军无法主动攻击加以驱逐,只能临时集结到土木堡扎营以等待救援。

但是土木堡当地缺水,少量的饮水只能优先供给皇帝大臣,其次才是士卒。由役夫临时组建的营伍缺乏管束,在移营过程中扰乱了军阵,导致全军崩溃。皇帝身边只剩下了贴身太监团和所谓三千小鞑子的京军三千营,这些人战斗到了最后。

由于明军并没有组织起会战就崩盘了,因此蒙古军还没来得逐步收紧包围圈。所以四散溃逃的明军实际上大部分逃出生天了。土木堡离西直门就70公里,所以战后逃回京师的人挺多,于谦防御北京并不缺人手。甚至当时传说80多岁的张辅其实也逃回了家,然后是上吊自杀的。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是日虏众奉,上皇至紫荆关北口,副都御史孙祥遣指挥刘深出见上皇。岳谦与深言,此处达子(鞑子)三万,止有精壮者二万。又有二万从古北口入。

从这个记录也可以看出经过土木堡前后多次的激战,瓦剌军仍有相当的规模,甚至还不断有增援入关。所以土木堡之战,明军兵力或许略胜瓦剌(相差不会太大),而战力明显不如。加上英宗仓促亲征,战略上盲目冲动,战术上不断失误,最终导致了惨败。

3

土木之变的深层原因是明朝皇帝制度的特有缺点导致的:一旦皇帝早逝,按照皇位继承顺序,就会出现“娃娃”皇帝。永乐帝的长孙朱祁镇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起初他由三位杨姓内阁大学士辅政。朱祁镇15岁的时候,三杨的权力旁落至司礼监,而宦官最擅长的是拍皇上马屁,而这里面最具毁灭性的行为是当蒙古铁骑来袭时,大太监王振认为这正是皇帝展示军事才华的好机会,即便是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联手苦谏也没能阻止朱祁镇。没有人料想到,朱祁镇被蒙古人拘为人质……

古代发生战争,皇帝亲征往往会鼓舞士气,但这仅限于有军事能力的皇帝。从小长于深宫的朱祁镇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战场什么模样。他和高祖朱元璋可以说是两类人,估计连纸上谈兵的赵括也不如。

土木之变的起因是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开始挥军南下。想露一手的朱祁镇命令弟弟朱祁钰留守京城,自己率军50万亲征。1450年8月20日,朱祁镇的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来到怀来县土木堡,这里距离居庸关只有100多里地,他们计划第二天启程赶赴居庸关。然而早已埋伏在此的蒙古铁骑将明军包了饺子,经过一整天的苦战,明军防线被逐个击破,而且由于驻军的水源被切断,导致明朝军士气更加低落。

更加缺心眼的是,明军拒绝和谈,明军高级军官皆战死。1449年9月3日,朱祁镇被俘。也先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史称“土木堡之变”,此次战争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4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场标志性战役,这场战役是以一个国家君主被俘,军事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文武百官中的“百”没了一半这样的惨败局面收场。可以说一场战役就打得当时近乎巅峰状态的明朝半身不遂了。

关于这场战役的失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宦官王振专权,乱改行军路线;也有人认为是长城守军见死不救;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明朝文官集团有预谋的和蒙古人的交易,想要对武官集团来一次清洗以掌控国家。在我看来,其实真相很简单——这就是一次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错误军事行动。只是因为这场战役的失败所造成的蝴蝶效应,影响了明朝之后的历史走向。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真相就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军事行动。

一、长城防线形同虚设

明代防御北方蒙古各部族的长城有两道防线,外线是大同至宣府一线作为直接对敌的第一线;内线是居庸关至紫荆关一线,作为北京城外第二道防线。两条防线形成一个圆圈,理论上,即便蒙古军突破外线,还要再突破内线才能进入明朝腹地,威胁京城。

需要指出的是,明英宗时期的外线长城并不是明朝中后期逐渐形成的完整的防御体系,在当时很多地方都存在缺口,也没有高大的城墙。所以才会出现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长城内侧游走袭扰的现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明土木堡在两道长城内侧,却能被敌军团团包围的原因。

而且,宣府东北侧的长城守军在面对蒙古大军时直接弃城而逃,可见这边境线上的士兵战斗力有多低,根本无力抵御蒙古军入侵。

所以图上看到的长城外线,实际上起不到它应有的御敌、预警等军事作用。

二、蒙古军作战能力强,准备充分

当时的北方蒙古实力在悄然发生变化,北方草原主要有瓦剌和鞑靼两个大部落,两个部落间为了争夺草原统治地位经常内斗,加之明朝从中加以制衡,蒙古各部对明朝没有实质威胁、而到了也先的父亲一代,他尊鞑靼首领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将两大部落从形式上统一成整体。而也先更是凭着战争将整个蒙古掌控在自己手下,自称太师,几乎成了蒙古实际掌权者,向东征服了女真,威胁朝鲜;向西打垮了哈密,称霸整个西北。别看明代先前几代君主没事喜欢去边境打打蒙古娱乐下,但在明英宗时期,也先统治下的蒙古军队兵强马壮,气势正盛,其早就对南方的明朝虎视眈眈,心怀不轨。可惜的是,明英宗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仅仅让边境将士加强巡视而已。

三、战争动员时间严重不足

当也先的四路大军同时进犯长城外线时,明朝前期也是重视程度不足,估计是认为这不过是个手下败将而已。所以当大同的惨败消息传回宫城时,明英宗坐不住了,作为一个青年皇帝,想要效仿祖辈们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豪情壮志冲昏了他的头脑,极其自大地喊出了御驾亲征的口号。然而有雄心不代表能成事,从一开始,明英宗就犯下了兵家大忌——仓促出兵。动员了一支包括了士兵、运输等各单位的号称五十万大军(估计实际只有二十万余人)的队伍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开拔了。这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去郊游……更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出去不到十日,就面临缺粮的严重问题……

四、指挥层毫无作战能力

“当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时,绵羊都成了狮子;当一只绵羊带领一群狮子时,狮子都成了绵羊。”

当毫无领兵经验的明英宗率领明朝最精锐的野战部队——京师三大营时,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一落千丈,而随同的众多军事名将张辅、朱勇等居然无法进帐内商议作战行动,稍有进谏之言,就要被罚跪在草丛里。可以说每个军事行动的决策都很可能是明英宗和他的宦官好友王振想当然的决定。比如:

1、古代两军交战,将士士气很重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从明英宗御驾亲征整个作战行动可以发现,明军始终处于疲倦地行军过程中:前期在准备不足,后勤供给跟不上的情况下匆忙奔赴前线;在大同,亲眼目睹战场惨烈景象后,心生怯意,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在撤退过程中大军已出四十里又忽然折返变道。军队的士气就在这过程中被消耗殆尽。

2、当也先大军咬住这支疲惫之师后,无论是断后部队像添柴一样往火坑里送,还是拒进居庸关,固守土木堡,明军这一系列的动作似退非退,似战非战。在我看来,明英宗内心里是渴望能和蒙古军打上一杖的,所以在也先骑兵追来的时候,明知道一万殿后部队已全军覆没,他所做的决定是让整个精锐骑兵部队前去迎战,而不是小股部队层层阻击,给主力部队后撤或者准备决战赢得时间。但他错误了估计了战场态势和敌我实力,所以妄想靠着自己的精锐骑兵直接进行正面决战,自己再率领部队跟进,进而吃掉也先。可最终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手里没有骑兵可用了,剩下的十多万步兵已经不再对数万蒙古铁骑构成实质威胁。

3、最后被围在土木堡,倔地二丈未寻得水源,此时却轻信敌军议和言论,连探查敌军虚实都懒得做了,全体官兵解甲奔向河边,乱成一锅粥,被埋伏在一旁的蒙古军踩得人仰马翻……明英宗就这样把祖辈们攒下的家当几乎赔得干干净净。

军事情报匮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明军出征到撤退的全过程中,明英宗获得的蒙古军的情报少之甚少。特别是在撤退过程中,前一日还相安无事,后一日就突然接报:后卫部队和也先军队接触,全军覆没,主将战死。

明英宗派出骑兵主力增援,行至鹞儿岭,中伏。全军覆没,主将战死……

而当大军行至土木堡时才发现东南侧十几里外水源已被敌军占领,原来宣府东北的长城防线早已被蒙古军搅得稀烂,守城将士纷纷弃城逃跑,蒙古军进出毫无阻碍。就这样十几万大军在长城防线内侧被远道而来的蒙古骑兵包了饺子。英宗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出京城转了一圈直至被围,却一直没摸清敌军在哪,敌军有多少,敌军战力如何。

在物资、士气、指挥、情报等各个方面都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又面对优秀的作战对手,胜利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一边。所以,我认为单论土木堡战役,什么阴谋阳谋都不是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因为它注定要失败。

这一场战役也暴露出明朝“虚胖”的现状,给明朝浇了一盆冷水。只可惜,后来的君主和文臣们更醉心于权力的争夺,从此国家走向没落,精锐尽失,军事实力更是再无起色。

你的回答

单击“发布您的答案”,即表示您同意我们的服务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