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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年间,魏忠贤是主张收工商税的,而且主要的国库收入还是靠工商税和海税,如果没有工商税和海税,辽东的战争根本没法子打。那时海禁也是开放的,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其实很火爆,海税占了总税入的大部分,其他工商税还比较少。那时还有专门官兵组织打击海盗,也就是所谓倭寇,其实所谓倭寇并不是日本人,很多都是海盗。

可惜的是,那时皇帝、阉党都顾着和代表大地主阶级(两淮盐商、东南沿海大商人主要还是官僚士绅集团)和大商团(比如晋商)的东林党官僚士绅斗争,结果所有的人,无论是皇帝、阉党还是东林党,都只将征收工商税当作政治斗争打压对手的武器,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市场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更没有鼓励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措施,农民仍然还在土地上打滚。

到了崇祯时代,主张征收工商税的阉党全盘失败,工商税不再征收,海禁重启,海税这一块最大的收入也断了。崇祯的国库收入靠打击阉党抄家,但很快难以为继。崇祯算是自毁长城。前任皇帝好不容易启动的工商税务,他没有想着去维护,反而开了历史倒退车。海禁重启名义上是遵照祖制,实质上是崇祯本人认为海上贸易是倭寇横行的温床,辽东战事导致他更加不愿意东南出现战事,哪怕是小小的倭寇袭扰。

崇祯之前的几个皇帝其实是有工商意识的,还有天启皇帝爱好工匠活,不能仅仅以爱玩来看,那个时候已经有皇帝逐渐意识到农业之外,工业和沟通工农业的商业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发展工商业,使得农业也会有产业化大发展,所谓小冰河时期是可以度过的,但毕竟那时的先人也仅仅有意识,没有成熟的产业化思考。

以中国古代的标准来看,崇祯是个好皇帝,勤勉有气节也有魄力,但很可惜他不太明智。他不如天启。如果去考察明朝的皇帝,就会发现名气越大的皇帝,其实都是标准的古代所谓明君,比如嘉靖皇帝,但都是工商意识较浅的,主要就是搞好内需,而那些名气不那么响亮的,比如隆庆皇帝,却是工商意识比较强的,海禁贸易就是他开放的,自他开始后国家海税逐年快速增长,海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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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国库空虚,其实崇祯皇帝在正常的赋税之外是采取了各种税收加派的政策来应对当时的种种危机,这是崇祯皇帝改善税收状况,筹饷最主要的手段。当然,其它的措施包括裁剪驿站冗员等。海关一块,由于郑芝龙父子垄断沿海贸易,虽然郑氏父子后来被收编,但垄断海上贸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明廷无法在海关上获得巨大的增量收入。

大体而言,明朝的主要财政支出就是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又主要集中在与后金的军事,以及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明朝为了改善政府财政,大规模的加派军饷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630年加派辽饷153万余两,第二次是1637年加派剿饷280万两,第三次为1639年加派练饷730多万两。三次加饷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边患,围剿农民起义。

1630年加征辽饷165万余两

自万历朝明廷对后金作战以来,明廷的军费开支就激增。到崇祯初年,明朝常备军已经多达50余万,其中为对抗后金,在山海关一线明军驻军达10万之众。为了养活这50万兵额的部队,明廷每年军费额定开支就高达1530万两,这还仅仅是养军费用,还不包括临时战事耗费的巨大资金。但明廷的土地收入,户口收入,盐税等,每年额定进项才1460万两。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税收还不足以支付军费。因而军队多次发生欠饷哗变事件,比如辽东巡抚毕自肃因为欠饷被哗变士兵殴打,愤而自杀,他时任户部尚书的兄弟毕自严竟也一筹莫展。除此之外,明廷还要承担60万以上的皇族勋贵开销,以及给朝廷官员支付薪俸。崇祯朝的财政状况恶劣程度可以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面对这样的局面,朝廷无非开源节流两途。实际上在万历朝由于辽东用兵,明廷已经三次增加税费,全国累计加征辽饷总计达520万两。到了崇祯朝,辽东未平,万历朝的辽饷加征政策还在延续,加征的辽饷尚且不足补亏空,崇祯皇帝又打起了在此基础上继续增税的主意。由于增加税费被认为是暴政,崇祯皇帝也不想得到此恶名。在兵部尚书梁廷栋的鼎力相助下,一套征税方案得以通过,也就是将辽饷每亩9厘,增加到1分2厘,这一次增饷额定数额为165万两。尽管朝臣纷纷反对,但是依旧提不出增加国家财政的方法,在崇祯皇帝的坚持下,增饷方案被执行下去。

1637年加增剿饷280余万两

剿饷的由来就是针对爆发于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自忠,高迎祥,罗汝才等等。崇祯皇帝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以后。杨嗣昌向崇祯皇帝谏言,认为后金不过是肩臂之患,而流民起义才是心腹大患,因农民起义不仅耗费军饷巨大,还残破乡里,导致人心浮动,因而杨嗣昌主张对清积极媾和,对内作彻底平叛然后再图将来。无疑,这种在全局作统筹安排的军事主张是非常正确的,比起四处扑火,可以说高明不少。对于具体作战杨嗣昌提出四争六隅,十面结网。在这种分任剿而专任防的指导思想下,全国被分别各个不同的防区,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十面结网的战略达成需要动用二十万军队。自然这一切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经过户兵两部的仔细合算,支持这个战略的军费高达280万8千两。这就是杨嗣昌提出的加派“剿饷计划”。对于这比钱,崇祯皇帝不愿意从内库拨付,乡绅勋贵也不愿意认捐,这笔钱只得落到百姓头上。尽管崇祯皇帝发上谕谓:“暂苦我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然而,这十面张网计划一直无法达成,自然这比增加的税收,就一直被执行下去,直到明朝灭亡。

1639年增加练饷730万两

1639年,明廷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多方交战,清军已经四次从长城南下侵入内地。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提出在九边增练新军,加强守备,筹划后总计九边要塞需加练新兵73万。副总兵杨德政又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1000名。在训练百万边兵和民兵的目标下,崇祯皇帝认为少加不如多加,不如一次加够,于是乎一次增饷达到730万两。尽管崇祯皇帝打算从外戚官员下手,但最终无功而返。最后,这笔增饷无疑又落到百姓头上。

通过多次征加,崇祯朝的多派饷银竟达到接近1700万两,这比正常的税收1530万两还要多。尽管军饷增加了,但是不过是对农民起义军还是对清军的作战,明廷都是一败再败,然而民间在如此繁重的征收下,已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民间因此有谚语曰:崇祯崇祯,年年重征。

结语

明廷在这种内忧外患下,年年用兵不止,加之持续十几年的大范围旱灾,官场腐败,群臣党争,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实在不能让明廷起死回生。从财税上来说,明廷最大的困境就是国库空虚。边患,镇压流民需要耗费巨大财力,耗费财力就需要加征,加征导致百姓破产,百姓破产只能落草造反,造反继续加征税收,崇祯皇帝在这种循环的圈子中,找不到出路,因此明廷在民穷,国贫中走向灭亡。难怪有史学家称,明亡,实亡于财政破产。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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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小殷说历史,很高兴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明朝末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崇祯上位之后把阉党除去,东林党人一支独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局面。

第一:明朝建国初年朱元璋父子劫富济贫,私有财产不受到保护


众所周知明朝最伟大的两个皇帝就是朱元璋和朱棣,以极其严厉有效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朱元璋洪武年间,浙东浙西一直都是富庶之地,特别是苏州原来是故敌张士诚的老家。导致了他对这些地区的富户很是痛恨,最典型的故事就是沈万三

老朱把这些富户都迁徙到了南京的目的等同于汉高祖时期把山东地区的许多人迁徙到关中地区来,你们到了京城,天子脚下不敢闹事。这些人一度编出童谣骂朱元璋;朱棣当上皇帝后,和他的老爹如出一辙,把江南富户赶到北京,期间不断有人逃回,朱棣于是派锦衣卫挨家挨户的去搜,按照人口来补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

第二:内阁制度的形成,慢慢皇帝权利逐步被架空,私有财产渐渐受到保护


凡事有利必有弊,永乐时期朱棣建立了内阁制度。慢慢皇帝权利逐步被架空,到了嘉靖万历时期非常严重。一度出现了海瑞骂皇帝的事情,虽然国家经济在发展,但社会涣散,各种奢侈之风盛行。入阁的很多都是江西,苏州这一带比较富庶的人,私有财产逐渐受到国家保护。

第三:江南地稀人广,陕北地广人稀,恰恰是如此加重了陕北百姓的赋税


我们看明朝末年,基本上南方这边没有出动乱,陕北地区总是出现老百姓造反的事情。和明朝的制度息息相关,当时明朝规定按照土地数量收取赋税,江南地稀人广,分摊到个人的比较少;陕北则是地广人稀,这么一来老百姓的负担更加严重,许多百姓造反人吃人的现象也不见怪。

第四:明朝万历到灭亡几十年间,朝廷的三响政策导致了恶劣后果


导致明朝灭亡还有一个很关键原因,就是他的三响政策。辽响,剿响,练响。明朝后期不断发生战争,万历年间的三大征耗费了明朝国力,这时候女真崛起疲于应对强大的金国政权。

北方老百姓本来就负担很重,这三响的实施错上加错。不但要支付朝廷需要对付辽东女真的辽响,农民军起义造反所需要的的剿响,平常练兵所需要的练响。丝毫不考虑名声,特别是崇祯的小冰河时期闹灾荒,后期的瘟疫更是要命,死伤了上千万人。这时候皇帝忙于两线作战,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这个错误不能完全怪崇祯,万历年间就奠定了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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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也想啊

明代的财政危机到了明末显得尤为突出,财政来源大量流失、财政支出沉重,国库空虚。

这种现象本身就和明朝特殊的财政制度有关,亲王、公主、外戚、宦官等纷纷通过钦赐、奏讨、纳献、抑买等手段进行土地兼并,田赋收入锐减。

其次,明朝的卫所制遭到了破坏,,军屯土地的大量被侵占,随着军士的大批逃亡、军屯收入减少,募兵制的出现,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进一步加重。

这种财政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明初制定了税收定额制度,除田赋外,明朝对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有很大依赖,也采用了定额制度。但复杂情况使得明中后期的税收越加复杂。

明代的户部也不是财政的决策部门,而是一个大型的会计管理部门, 其他五部在一定层面上都涉及到了财政管理, 如工部以及兵部管理下的太仆寺、礼部管理下的光禄寺,帐目都是独自管理,这就使得吏胥往往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明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按察司来监督财政的同时加之督抚来监督财政的管理。

但明代中后期的官场已成为争权夺利的战场。在权力角逐之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利用监察官员打击政敌。

手下没人认识到么,怎么可能,天启五年上半年,董应举以工部侍郎兼户部侍郎的身份,专管工部宝源局铸钱事务,并兼理盐法。

他试图以盐课银为铸本,为国理财,为此,他对明代钱法、盐法进行疏理,然而终未成事。其随从被诬告、毒杀等,他本人则深陷与户部盐臣的纠葛中,遭到谏官的弹劾,于该年底抱憾致仕。

清朝前期也是延续大量明朝政策,为何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清朝通过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宰了一堆不听话的地主和乡绅。

明朝的时候,江南地区豪绅凭借自权势进行贿赂、制造假账、拖欠粮饷等,清军入关就不是那么好说话,只要有欠朝廷一文钱你就别想逃,有一位探花仅仅欠下朝廷一文钱最终也遭到废黜。

当时苏州一带流行:哭庙,就是一到收税,地主士子就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

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而采纳。

但清朝老大哥可不含糊,当既抓了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宰了,地主立马安静了乖乖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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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事情真是的非常让人遗憾,有机会可以翻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都被错过了。第一可惜的就是天启皇帝的死亡,其实明朝末年整个社会上不缺钱的,但是大量资本和资源都被士大夫以及他们掌握的商人阶级控制,国家不但无法从士大夫手里收到税,反而士大夫通过贪污受贿从国家身上挂了很多油水,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国家没有钱,辽东战事就平息不了,来个天灾国家也没有钱救急。所以天启皇帝推出魏忠贤和东林党打擂台,魏忠贤也的确不负所托,把一帮子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捞钱捞得盆满钵满的东林党整得狼哭鬼嚎,辽东战线也是捷报频传,野猪皮差点没被饥饿战术整灭绝。当然魏忠贤后期膨胀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到了崇祯皇帝上台,局势马上就变了。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但不是一个好皇帝,没看懂他哥哥的布局谋划,一上台就把魏忠贤搞死了,搞死就搞死吧,他采用了一边倒的政策,东林党全面掌权,这帮人都是只有家没有国的主,国家财政日渐萎缩,到最后搞得遍地农民起义,辽东战线也支撑不下去,但是东林党的基本盘东南呢,照样歌舞升平,繁荣的不得了。所以说明朝覆灭,东林党负首责,崇祯皇帝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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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他不想调整?可他有心无力,明末江南财团富可敌国,很多财团支持自己派系在朝堂掌握话语权,东林党代表了江浙地区财团,只要崇祯欲从江南增加税收,这群人就跳出来闹,说什么“勿与民争利”等一大堆反对意见,久而久之,崇祯皇帝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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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所著洪业做了一些解释。明朝后期的内阁大臣很多是来自江南,江南一直就是采取的是拖延交税的政策。崇祯为了不得罪这些人就没有恢复严格执行税收的政策。清政府为什么能完成呢?因为清政府它依托的基本盘是旗人。可以不理这些江南士绅。为了打击这些人,让他们老老实实交税,清朝初年用了两次案件,处理了将近27,000人的功名,就是取消这些人的不纳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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