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角度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乔治?奥威尔在他著名的《1984》中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所以每个朝代都要掌握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话语权。
中国各朝代的历史,都是由推翻前朝的新朝书写的,统治者对前朝的历史事件,也一定会做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性记载,史官如果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历史秉笔直书,就必然会遭当权者打压,方孝孺因为坚持要如实记载朱棣篡位的史实,就被诛了十族。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秉持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实录精神,其记载的重大事件许多已经被现代考古所证实,所以《史记》的真实性向来受史家尊重。然而即使这样,司马迁仍不得不曲意美化汉朝贬低秦朝,甚至为此编造历史。比如他就杜撰了“泗水捞鼎”一事。无非是说刘邦起于泗水亭长,那里是他的龙兴之地,九鼎沉入泗水,说明他是天命所归,而秦始皇兴师动众地捞鼎却一无所获,说明秦朝已失天命。
但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官家史书中被掩盖歪曲的事实,往往会在民间笔记中得到保留。比如清朝修的明史中记载崇祯想迁都,却不敢背负责任,遭东林党人阻拦后,崇祯心中极为怨恨,只能痛骂他们是亡国之臣,显出了一副既想逃命又要立牌坊的猥琐形象。
然而在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和王世德的《崇祯遗录》等当时人士的笔记中却根本不是这样,在他们的笔下,崇祯从来没有想过要迁都,提出这种建议的大臣都遭到他的严词斥责。清朝在明史中如此编排崇祯,无法是为了丑化明朝,抬高清朝。所以,相比较正史,鲁迅更愿意信野史,相比较正论,他也更相信笔记。
所以对史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要批判地看待,还要做科学独立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