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历史学者、襄樊市诸葛亮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余鹏飞先生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搜集和研究，写出了一篇集“襄阳说”主要论据的文章，同样得出了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天的南阳，而在今天襄阳的结论。他提出了以下五条更为详尽的理由：
一、《出师表》中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二是刘备三顾茅庐寻求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回答并提出对策与躬耕地指的是一个地方。诸葛亮提出对策的核心内容是，在刘备占有荆益二州后，利用天下变化形势，分两路北上灭曹，两路中有一路是：派一名将军率荆州军队北上“以向宛、洛”，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敌占区，即曹魏统治区，所以要去攻打，同时也说明诸葛亮对答刘备问话是在宛的南边，因宛、洛是在北边，所以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才符合地理方位。
二、再以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记载来说，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乡汝南，“欲北归”，遭到诸葛亮的极力劝阻。从地理方位来说，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在宛县的正东，在襄阳的东北，如从宛至汝南，应是“东归”，而不是“北归”。只有从襄阳出发去汝南，才是“北归”。该书又记载说：“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北行”是由南至北才为“北行”，如果诸葛亮时住宛县，那由宛至樊城，那就是“南行”了。《魏略》的上述两则记载说明，生活在曹魏中叶时任郎中的鱼豢也确信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
三、从离三国最近的两晋来说，也有史籍记载诸葛亮的寓居地的。如东晋初年王隐写的《蜀记》记载：镇南将军刘弘在镇压张昌起义后，由宛县移驻襄阳，他专门到了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居，“立碣表闾”，并命镇南参军李兴撰写《诸葛亮故宅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到隆中诸葛亮故居。刘弘此次去瞻仰时，只距诸葛亮去世时七十年（详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另外，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一书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南朝刘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这句作注时专门引了习凿齿的这句话，这说明裴松之也认为诸葛亮是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的。
四、从东汉末年战乱时邓县和宛县两地的政治形势来看：刘表任荆州刺史时，便将荆州首府移至襄阳,使襄阳及周边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才聚集、教育发达，一度成为汉末学术文化中心。而宛县初为袁术占据，后来又为张绣占据（曹操就是在宛县霸占张绣的婶婶而让典韦丧命的），再后来为曹操占据，战乱频繁。试想，诸葛亮投靠刘表是为了躲避北方战乱，怎么会去更加战乱的宛县呢？刘备于建安六年秋往投刘表，“表自郊迎，以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使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从这可知刘曹两家的军事分界线在博望镇，若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区，刘备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带着三骑穿越军事分界线深入曹管区上百里去会见诸葛亮。再说，曹操连徐庶的老母都要虏为人质，会放过诸葛亮和其家人？
五、从诸葛亮躬耕期间的人际关系来看：史载，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今湖北南漳）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大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诸葛亮老师庞德公住在襄阳城南岘山南，司马徽住在襄阳城东。诸葛亮的好友庞统住在襄阳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阳城西的檀溪。这一切都说明，如果诸葛亮不是在襄阳生活了十几年，是不可能与住在襄阳城周围的亲朋好友建立如此密切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余先生的结论是，上述五个方面已经足以说明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北襄阳。相反，没有一条隋唐以前的史籍记载诸葛亮躬耕在南阳宛县的。从史料记载分析，襄阳的隆中才是诸葛亮的真正隐居地。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些观点中，历史所结论的第一和第四、五条无须多说，如果“始终一致”就没有今天的争议，如果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大量的“南阳说”的文章、证据，就连隆中的地望，“襄阳说”也有“邓县说”、“山都说”、“汉水改道致江南说”三种观点，怎能武断地认为“没有任何疑义呢”？“南阳说”同样列举了许多元以前的史书、碑刻、诗文记载等史料，这些都很容易查到，最起码岳飞在南阳武侯祠手书的前后出师表总不能说成是元代以后的事吧？“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可见，南宋初年，南阳武侯祠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更何况还有“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至于“昔”到何时？不得而知。所以，历史所这三个结论是不正确、不确定的，由于其他学者对此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再做深入探讨。其余的第二、三条因与余先生的第四、五条相近，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史料一并做以下商榷：
一、余先生的第一个观点提出在《草庐对》中，“诸葛亮回答并提出对策与躬耕地指的是一个地方。‘以向宛、洛’，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敌占区，即曹魏统治区，所以要去攻打，同时也说明诸葛亮对答刘备问话是在宛的南边，因宛、洛是在北边，所以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才符合地理方位。”
这一点笔者真是看不明白，不敢苟同，“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之话语就一定要在宛、洛的南边隆中讲吗？在南阳、洛阳就不能讲“以向宛、洛”吗？这种猜测有点像文字游戏。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杜甫的“便下襄阳向洛阳”是在哪里讲的？无独有偶，初平二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发言，如同诸葛亮一样，他在分析了中原地区敌我对阵形势后，也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见《三国志·武帝纪第一》）“以震”和“以向”是同一个意思，按上文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当时却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南）。
另外，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今使前车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板连败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此话在哪里讲才符合“以向陈仓”、“东行者也”的地理方位呢？时诸葛亮在蜀中，诸葛瑾在东吴，两人是远隔数千里书信交谈。所以，“襄阳说”对诸葛亮提出《草庐对》的地点作这样主观的推测，其结论一定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道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对策桌上有一幅地图或诸葛亮胸有成图，在任何地方这样讲应该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为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襄阳说”的学者包括史学家史式先生、易中天先生、余鹏飞先生多次引用与诸葛亮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鱼豢撰写的《魏略》一书，“刘备屯于樊城……亮乃北行见备”的史料，以证明诸葛亮是居住在汉水之南的。的确，刘备由新野退守樊城为建安十二年，正是“三顾茅庐”发生的时间，亮“北行”樊城见刘备只能从南边的襄阳或隆中出发，如属实，将是诸葛亮躬耕隆中最有力的证据。但问题是，这则史料属实吗？为让读者对此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我们将《魏略》中的记载全文录于后：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耶！”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尔。”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悉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纂，后世史学家多认为此书记述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相当详细，而对偏方地区的记载较略，甚至与他书记载不大相同，“多与他史异”（清钱大昕语）。如有关刘禅被人口贩子出卖和上述孔明见刘备的史事与《三国志》的内容多不相符。很明显，《魏略》里讲得这个故事是“孔明自荐”而非“三顾茅庐”。所以，裴松之在引用《魏略》此文后立即注明：“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裴松之为何在注文里再一次重复引用《出师表》中的这段话呢？就是为了强调《魏略》的“孔明自荐”与《出师表》的不同，并斩钉截铁地批驳说：“非亮先谐备，明矣。”
很明显，此事早有定论。另在《后主传第三》裴松之引用《魏略》中刘禅被拐卖文后也注明：“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只用了《魏略》不多的几条史料，其中就有两条被他明确驳为“妄说”、“异也”、“乖背”之史。裴松之之所以将上述两条“妄说”、“乖背”的伪史收进《三国志》注中，正是为了给这两个错误流传的史料一个明确的决断，使后人明了事情的原委，不再产生歧义。所以，不认真研读史料，为证明诸葛亮时住汉水之南，抓住一句“北行见备”就大做文章，甚至说“诸葛亮是虚伪之人，说了谎话，”目的是“在向扶不起的刘阿斗上《前出师表》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刘备不听其劝告一意孤行的往事。如果我提兵在外，无暇内顾，阿斗又不听话，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岂不糟糕！于是就向阿斗编造出一套三顾茅庐的故事来，说明你爸爸对我是如何尊重。可见诸葛亮为了争取北伐胜利，后方又不出乱子，只好对阿斗编造出一些假话。”又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注文高于正文,裴松之的史才高于陈寿。”接着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隔过“非亮先谐备，明矣”这句话后评论裴松之的注说:“裴松之的评论是很得体的。他认为:对于史事有时候‘闻见异辞’产生不同的说法是常有的。但是对于‘三顾茅庐’一事的两种说法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实在太奇怪了。言下之意,自是不以陈寿的说法为然。不过限于体例,他只能用别的说法写在注文中反衬正文说法之不当,却不能改动正文。事情至此已很明朗”（见史式先生文章）。这种认为诸葛亮说假话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太不着边际了吧？鱼豢、陈寿、裴松之孰优孰劣自是可以评价，但在这里认为裴松之对“三顾茅庐”也提出了疑义的观点则是太离谱了，“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是裴松之在怀疑陈寿的《三国志》中“三顾茅庐”的史实吗？裴松之说得很明白：“不是诸葛亮先见刘备，这是很明确的事！虽然所见不一样，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常有的事，然违背事实到了如此地步，就是良史也会招人责怪的。”我的理解和诸位先生不同，不知是否正确，特提出来商榷。当然，在讲坛上随便说说倒也没有什么，“闻见异辞，各生彼此”吗，但为了“雷人犀利”，结果只能是“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虽然现在大多数史学家已不再坚持“为贤者讳”（孔子《春秋》语）的史学传统，但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以这样南北朝时就“明矣”而被否定的“乖背”史料来证明诸葛亮时在隆中，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三顾茅庐”，那还争什么“三顾之地”？可见，写进书里的不见得就是真实的，也有“乖背”和“妄说”之事。所以，不论什么样的史料，我们都必须认真地进行考证，去伪存真，以还历史原貌。
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引《蜀记》云：“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惟卜此宅……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永兴为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距诸葛亮死约70年。这则史料是“南阳”、“襄阳”二说均大量引用的论据，“南阳说”抓住“于沔之阳”，肯定这就是汉江北某地，而“襄阳说”则认为这就是隆中最早被确认为诸葛亮故宅的史料，是最真实可信的。
对此，笔者无更新的见解，不去深议，但“襄阳说”的论点仍有两处存疑，一是将“于沔之阳”解释成刘弘原先驻军宛县，后又到襄阳去观亮故宅。但现有史料无法证明此次“立碣表闾”是在汉水之南的襄阳进行的，除“于沔之阳”外，无其他可以参照的地理方位，“于沔之阳”无论怎么解释也不可能理解成为在汉水之南。山南水北为阳是古人的定制，所以武断地认定刘弘去的就是今日沔之阴的襄阳隆中，未免有些牵强。所以，由此又引申出“襄阳说”其他学者论证隆中原在江北，后汉水改道至江南说和“沔之阳”非指水北，也可指水南，并提出汉阳即在汉水之南为证。的确，在古代，河水改道是常有之事，《读史方舆记要》也说：“水之至浊者莫如河，故河最善决。北纪大川，漳水最浊。南条大川，汉水最浊。故漳、汉之水，亦多溃溢。水道既变，小而城郭关津，大而古今形势，皆为一易矣。”现在的汉阳的确在汉水之南，但最早的汉阳城却是在汉水之北，后汉水在入江前曾八次改道，才逐步将汉阳改到南岸来。汉阳一名现在只是原先地名的延续，与实际地理方位已无关了。所以，拿今天的汉阳来说明“沔之阳”可以在汉水南岸是不对的。而在襄阳一带，汉水改道将隆中改到汉水之南从地形上看几乎不可能，除非汉水能将万山冲走。故同治《宜城县志》也记载：“光、均而上，两岸夹山，无甚改移，谷、襄一带，虽或不无变迁，而间夹山阜，中峙城镇，大段不致纷争，唯宜（城）属地方，东西山崖悬隔，沿滨多平原旷野……泛涨崩淤，不数年而沧桑易处。”这里讲得很清楚，谷城到襄阳段汉水改道的可能性很小，“大段不致纷争”。所以，将“沔之阳”与今天位于汉江南的隆中画上等号，无论是“汉阳水南说”和“汉江改道说”都是很难确定的。
另外，刘弘这次去的是“亮故宅”，不是“草庐”、所以，即便能把“沔之阳”绕到“沔之阴”，也无法以此确定隆中就是诸葛亮“躬耕”的那个南阳。
当然，该论点紧接着又谈到了“襄阳说”最核心的论据，即习凿齿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加上“襄阳无西”的民谣，正是这些说法，后被《水经注》、《三国演义》等广为引用、添加，遂成为“襄阳说”的核心依据，将之视之为“能否论证襄阳隆中汉末属于南阳郡，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诸葛亮躬耕地是南阳还是襄阳之争的焦点。”
就魏晋南北朝疆域与政区论，其研究难度可谓极大。疆域大多伸缩不定，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即以政区而言，昔童书业先生撰《中国疆域沿革略》时感叹道：“当时(东晋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所以，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问题，限于文章篇幅，容日后另文再议。
四、“襄阳说”提出的诸葛亮躬耕隆中的另一个证据是，诸葛亮好友孟公威因思念家乡汝南，“欲北归”，遭到诸葛亮的极力劝阻。从地理方位来说，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舆县）在宛县的正东，在襄阳的东北，如从宛至汝南，应是“东归”，而不是“北归”，只有从襄阳出发去汝南，才是“北归”。此事也载于《魏略》，因《三国志》无与此事相左的史料，可以认定为实。但细看《魏略》，此事发生于“建安初”，即建安元年，时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前一年。此时，他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学”于荆州。这则史料以及诸葛亮的老师庞德公住在襄阳城南岘山南，司马徽住在襄阳城东，诸葛亮的好友庞统住在襄阳白沙洲，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也住在襄阳城西的檀溪，因受蔡瑁排挤而向诸葛亮求自安之术的刘表长子刘琦随父住在襄阳城中等史料，均被“襄阳说”学者认为是证明诸葛亮躬耕隆中的铁证。笔者前文讲过，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投奔刘表后，的确在襄阳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有许多亲朋好友，但“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谐刘鲧”。因诸葛玄死于非命，刘表又“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如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表疑其心，阴御之”，后有马跃檀溪之险。别驾韩嵩乩操虚实，反疑韩嵩通敌，欲杀之。禰衡为当时名士，表不能用，送江夏太守黄祖，后为黄祖所杀。对此，诸葛亮洞若观火，加上他太年轻，”时人莫许之“，刘表对太守一级的诸葛玄尚不能重用，更何况下一代的诸葛亮了，所以，在叔父这个靠山去世后，诸葛亮愤然（或不得已）离开襄阳，加上经济所限，到战乱后人少地多且易于耕种的南阳一带躬耕就是必然的事了，“玄死，亮躬耕陇亩”。诸葛玄的去世使年轻的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也发生极大变化。我们可以将此事前后不同之处对比如下：
亮在襄阳是“游学”，而在南阳是“躬耕”；亮在襄阳的生活是“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在南阳则是“茍全性命于乱世”；亮在襄阳理想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而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而在南阳则是“不求闻达于诸侯”；亮在襄阳时，故宅山清水秀，有井“广五尺”，旁有“避暑台”，而在南阳，住的是“草庐”，即窝棚或泥坯草房；亮在襄阳时是官宦子弟，叔父是太守级别的高官，生活无忧，而到了南阳，则一下落到了社会最底层，一介布衣，诸葛亮对此用了一个自古以来形容不堪生活最为下作的词语,“卑鄙"，连刘备这样只有数千人马的草莽英雄来访他也认为是“猥自枉屈”，而发自内心的“由是感激”。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襄阳南阳的生活对比如此鲜明，时间又在躬耕之前，所以，怎么能用这样的史料来解析“躬耕地”的问题呢？至于庞德公、司马徽在襄阳的住处，孟公威和诸葛亮“欲北归”的谈论等，都是建安二年诸葛亮十七岁躬耕之前其游学期间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往。而此后，诸葛亮基本就过了求学的年龄了，加上沦落南阳，躬耕乱世，地位卑鄙，无论财力和时间上，诸葛亮都无法再与这些名师、同学交往了。所以，这些名人在襄阳的存在和活动都和解析诸葛亮的躬耕地无关了。
另外，上述史料中刘琦因受蔡瑁排挤而向诸葛亮求自安之术的记载则是在诸葛亮出山之后随刘备到襄阳之事，这个事情很容易查清楚，看看《三国志》就知道了。其一，此事是记于“三顾茅庐”之后，其二，刘琦问计诸葛亮后，“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众南行。”此后，诸葛亮远走夏口、巴蜀，再也没有回过襄阳。刘表去世为建安十三年七月，此事距“三顾茅庐”已过年余矣。
应当承认，史书中，诸葛亮在襄阳活动的记载较多，这也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襄阳说”的主因之一。但问题是我们争论的焦点是“躬耕地”和“三顾之处”，史书中无诸葛亮在南阳活动的记载很容易解释，他在南阳的躬耕生活已经沦落到了“卑鄙”的地步，“不求闻达”，居处仅“草庐”而已，还有何事好记？何处可留呢？加上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和南朝的基本战略是“守淮”和“守汉”，襄阳多在东晋、南朝统治之下，南阳则多在北朝统治之下，荆襄文人往来不便，所以，在诸葛亮的生平中，建安二年至十二年在南阳的活动记载是一个空白，只有他在《出师表》中短短五十九字自述。但在襄阳的活动在这个时期同样也是一个空白，虽然躬耕前的游学和出山后的政治军事活动均有记载，但就是没有躬耕活动的记载。这也间接证明，这十年间，诸葛亮确实不在襄阳，而在他自己所说的南阳。
当然，也有人认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躬耕南阳的自述是自谦之辞，但我们通观当时形势，刘备已去世多年，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的地位在蜀国至高无尚，他有什么必要自谦呢？又向谁自谦呢？在这里只能解释为诸葛亮对这段生活刻骨铭心的回忆，对刘备三顾茅庐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由衷感激。他在襄阳有那么多亲朋好友，有那么惬意轻闲的游学生活，有自比管仲、乐毅的远大抱负，有风光秀丽的故宅老井，但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时，为何只字不提这些呢？而非要提“乱世”、“草庐”、“南阳”“躬耕”、“卑鄙”呢？所以，这些史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证明了诸葛亮躬耕地绝不会是在那样一个优裕、清闲、秀丽之隐居所在。重读一下《出师表》，对比一下上述史料，难道不使人茅塞顿开吗？
五、“襄阳说”还提出“从诸葛亮躬耕期间的亲戚关系来看，也应寓居在南阳邓县隆中才合乎情理。史载，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今湖北南漳县境）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大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迎娶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
从时间上看，诸葛亮躬耕时年十七岁，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出嫁均在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据《晋书》记载，魏晋时期女子成婚年龄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北周武帝建国三年（574年）诏令“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必须嫁娶。所以，建安二年时，其两姐出嫁均应已好几年了。至于亮娶黄承彦之女，史无载何时，但也应在建安二年之前，因为只有在躬耕之前，游学的太守之侄才能与沔南名士之女门当户对，况且，汉晋时男子的婚龄也多在17岁之前。所以，这些史料只能证明诸葛亮十七岁以前在襄阳的活动，而无法证明躬耕时其所在。倒是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为妇，恰恰是在躬耕这十年中。《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特别重视婚姻的门第、血统，“尊世胄，卑寒士”，“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唐代柳芳语）在襄阳时，因曾为太守的叔父在世，其大姐、二姐才能嫁大族蒯家、庞家，诸葛亮才能娶沔南名士之女，而到了南阳，他已成了布衣、农民，所以，其弟只能娶不知名的林氏女为妇。这些史料恰恰又证明了诸葛亮十七岁前（躬耕前）在襄阳，而此后则到了南阳。
六、余先生的文章还提到“从东汉末年战乱时邓县和宛县两地的政治形势来看：刘表任荆州刺史时，便将荆州首府移至襄阳,使襄阳及周边地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才聚集、教育发达，一度成为汉末学术文化中心。而宛县初为袁术占据，后来又为张绣占据（曹操就是在宛县霸占张绣的婶婶而让典韦丧命的），再后来为曹操占据，战乱频繁。试想，诸葛亮投靠刘表是为了躲避北方战乱，怎么会去更加战乱的宛县呢？刘备于建安六年秋往投刘表，“表自郊迎，以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使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从这可知刘曹两家的军事分界线在博望镇，若诸葛亮住在宛城，那是曹管区，刘备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带着三骑穿越军事分界线深入曹管区上百里去会见诸葛亮。再说，曹操连徐庶的老母都要虏为人质，会放过诸葛亮和其家人？”
首先，余先生用邓县和宛县两地来做对比就不妥。当时该地区两大区域名称应为荆襄和南阳，从未有人用“邓县”来代替“荆襄”、“襄阳”或“（汉）江南”的（社科院历史所用的就是荆州、襄阳）。邓县地处汉江北，属南阳郡。传统的荆襄为襄阳至江陵、公安一带，不包括汉江北，这和东晋南朝推行的“守淮”、“守汉”的原则是一样的。细看余先生的原文，和南阳宛县一带对比的其实就是南郡，因中原人士避乱江南，决不会跑到邓县了事。况且，邓县在此期间也是一个是非之地，孙坚和黄祖就曾战于“樊邓之间”。余先生有意用“邓县”而不用“荆襄”，恐怕还是为了将隆中附会“躬耕南阳”而有意为之。也难为余先生了，如用“荆襄”那又和“躬耕南阳”对不上号了，所以，离襄阳三十里且处在江南的隆中决不能划入荆襄，只能是“南阳邓县”。当然，这不能算大错，文字游戏而已！但用同属南阳郡的邓县和宛县相比，来说明当时荆襄与南阳政治形势的不同，这也有点太不着边际了吧？
另外，余先生在这里还犯了两个大的错误，第一，诸葛亮到襄阳投奔刘表不是因为北方战乱，其原因众所周知，不述。其二，余先生不查地理而误认为博望在宛城南，错矣。博望在宛城北，今方城县境内，距宛城约80余里。这条史料恰恰证明了“曹管区”在博望北，而宛城则是“刘管区”。
退一步讲，即便当时宛城属于“曹管区”，我们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去推测诸葛亮不会去宛县躬耕，同样也没有什么史料能证明刘备不敢到宛城三顾？
既然“襄阳说”对此做了大量的“推测”，那么我们不妨也就此再“推测”一番。
宛县在黄巾起义之后至建安四年曹操北归进行官渡之战期间，是乱世，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躬耕的南阳之地也是“乱世”，这两点是相同的，不是推测。而襄阳此期间则相对稳定，“一片绿洲”。故几十万中原人士避乱江南，使原本耕地就少的荆襄地区人满为患，加上北方的豪门仕族大量流入，人多地少是不可避免的矛盾。而此时失去叔父这个主要生活来源的年轻的诸葛亮兄弟，要么依靠其岳丈或朋友的资助，继续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隐居生活（继续游学则年龄已过，经济来源也是问题。做官则“时人莫许之”），要么到北边战乱之后人少地多之处，自食其力，发愤图强，盘桓待主。显然，诸葛亮选择的是后者。
另外，刘备和关、张三人到宛城三顾茅庐，“襄阳说”一致认为他们不会到“敌占区”自投罗网，这种猜测未免太主观，太现代。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三国志·武帝纪第一》记载，建安十二年曹操全年的行程为：“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秋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山……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九月，公引兵自柳成还……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这清楚地表明该年全年曹操都在邺以北的冀北、辽西作战，而南阳此时恰恰是在刘表的控制之下，前文余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也证明了曹、刘的军事分界线在博望，南阳不是“敌占区”。直到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此后的南阳，包括襄阳都成了“曹战区”矣。
由此可见，刘备建安十二年三顾茅庐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敌占区”，退一步讲，即便宛城是曹军所据，当时军阀占地也仅限于守城，盘查也只限于城门，城郭之外，如不有意设伏，即便军队也是畅通无阻。这样的记载很多。新野至宛城骑马不足半日行程，加上地形平坦，路旷人稀（《后汉书》载：南阳郡繁盛时37县只有243万余人，平均每县不到7万人。魏晋之后，人口锐减，《宋书》载：南朝新野郡领县五，只有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人。南阳郡领县八，仅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二人，比现在的西北地区还少）。刘等三人化装成行商，在没有现代图像技术和曹操又没有通缉他的情况下，不进宛城，仅到城外的七里的卧龙岗，有何不可能？
再退一步讲，就算到宛城有危险，求贤若渴的刘备难道就如“襄阳说”所推测的那样“必不敢去”吗？刘备手下的关、张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关羽在曹军腹地尚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敢“单刀赴东吴”，《三国志》也记载其“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张飞长坂坡“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见《三国志》）。且不说曹军此时尚在河北、辽西，就算曹军在城内，刘备三人就不敢到城外七里吗？远的不比，同期的孙坚亦是一位英雄，初平三年，“（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见《三国志》）。孙坚在两军对垒时尚敢“单马行岘山”，到敌人占领的城外侦查地形，刘关张这样的英雄在曹军尚在河北时就不敢到宛城外的卧龙岗吗？“必不敢去”这样的推测对刘关张三人来讲，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结论：
从以上解析我们可以看出，“襄阳说”主要论据在确认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以向宛洛”、“欲北归”、“亮北行见备”，还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人际关系、荆襄与南阳政治形势的分析，都有主观推测、史料真伪和时间错位的问题，所引用的史料均难以说服人们相信诸葛亮躬耕于隆中的立论。倒是深入研究后，深感襄阳古隆中的“诸葛隐居地”主题词，古隆中山门两旁“淡迫明志，宁静致远”的题字，“隆山怀抱，松鹤常鸣，奇石林立，庭院清静”等宣传语，与《出师表》中诸葛亮自我表述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及“躬耕”、“草庐”、“卑鄙”、“猥自枉屈”等大相径庭，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互相抵牾的境界。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认定襄阳古隆中是诸葛隐居地、游学地，南阳卧龙岗是诸葛躬耕地、三顾地，那上述两说解读相互矛盾的史料，可能就会在这种认定下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了。
当然，笔者的上述议论也是一孔之见，因条件所限，可能还有很多史料没有看到或研读偏差，形成新的“妄说”，所以，也恳请众“襄阳说”的学者不吝赐教，以使这桩千年悬案能在这种商榷中逐步清晰起来。
注：作者为《河南大辞典》常务执行主编、原《中州今古》杂志主编、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