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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家族对人民的奴役是历代王朝中最严重、最可怕的,这是由朱姓大明王朝的宗亲制度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待遇丰厚
2、人口爆炸
3、贪得无厌
4、为非作歹
【待遇丰厚】
皇室成员即便出了五服也被皇族承认。并享受相应的待遇。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更要命的是:明朝爵位全部世袭罔替,亲王嫡长子继承亲王爵位,余子全部为郡王
当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人口爆炸】
既然生的越多好处越多,那么朱元璋的子孙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加紧造人。
按照明史记载,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分别封赏自己传有后代的儿子23人,加上其他旁系子孙,在明朝建国初期,“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繁衍,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仅仅明朝皇家档案玉牒上收录的皇族子孙,就达到了19611人。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这个数字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明朝276年间,朱元璋的23个儿子衍生下百万子孙,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举例说明: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在这一年生下了第94个孩子,与此同时,庆成王朱钟镒的孙子辈人数也已达到163人,曾孙辈更是达到了510人。
也就是说,仅仅这一年,光庆成王朱钟镒一个人所传下的嫡系子孙,就已经达到了767人之多。而加上其他妻妾女眷,当年整个庆成王府中,仅仅皇族成员就达到了1000多人。
另外在河南,在洪武年间由周王传下的子孙,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更是膨胀到了5000多人。
【贪得无厌】
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为非作歹】
到了明朝中后期,尽管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但他们,仍不知足。
仍然以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不仅就藩洛阳了要了2万顷封地,而且还向万历皇帝乞求赏赐“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不仅如此,福王朱常洵还与民争利、垄断了河南多地的盐业买卖,禁止别人售盐。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孙还是不满意,他们甚至公然成为各地黑恶势力的代表。
作为驻扎各地的藩王,当时,代王府的辅国将军,仅仅因为当地县令秉公执法处罚他的仆人,就对当地县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东王更是经常殴打地方官员。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宁化王府的管家,公然殴打当地的封疆大吏、从二品的左布政使刘望之。
由于作为皇族成员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孙也在各地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阳庆成王府的辅国将军,甚至与盗匪公然勾结;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甚至“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抢劫。
在湖南武冈,岷王朱企礼则“前后夺民妻女无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载伦甚至“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至此,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孙,许多已沦落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成为明朝各地的巨患大害。
正是因为以上这四个原因,到了明朝中后期,尽管竭尽天下财力,都已无力供养朱元璋的皇族子孙。明朝境内民众甚至已经到了“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的地步。
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除了造反没有选择,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风起云涌,大明的灭亡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