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曾用名启瑞，晚年号称“正道老人”，生于安徽合肥，所以又称“段合肥”。他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时期皖系军阀首领。 段祺瑞虽为军阀，但人格形象颇佳，由于笃信佛教，平日多半吃斋，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无房产。他一生做人信条是“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享誉于世。在物欲横流、无官不贪的民国时期，他是个官场的另类。
段祺瑞充满戏剧性的政治生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三造共和”。
一造共和，他秉承袁世凯意旨，联名四十六名北洋高级将领电促清廷退位，并做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最终逼迫清帝退位；
二造共和，他在协助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以及强迫黎元洪离鄂赴京之后，站在袁世凯“心腹”的立场上，强硬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称病辞职、拒绝授爵（袁世凯称帝时大封爵位）；
三造共和，他在“张勋复辟”后，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讨伐张勋，仅用7天时间便平定闹剧。
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吴佩孚：“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的留洋经历及其对帝制的反感，使得他有“维新”的一面，但终究没能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多次执政却无力挽狂澜，终为他人所取代。
自小随祖父在军营长大的段祺瑞，天生带了一股江湖草莽的领袖气质，工作勤勉，才智出众，敢于担当，有主见，讲义气，有威信，不贪财，不贪色——这些传统将才所需的素质，让他极易在军队里脱颖而出，也容易笼络下属形成自己的势力。段祺瑞凭借其个人在北洋集团中的资深地位及通过督办各类军事学堂，使北洋军阀的大部分将领，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下级。以上下级和门生关系维系对段祺瑞的向心力，由此形成了皖系军阀。皖系军阀是老袁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中，最早出掌中枢的“北洋团体”。它胚芽于晚清时期，历经段祺瑞三大起落之打磨，于民国六年（1917年）基本形成，因首领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
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两千名炮兵，不足一百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炮兵司令”。
在民国时期段祺瑞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民国二年（1912年），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成为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反对，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发生激烈冲突。利用张勋复辟扳倒黎元洪。民国六年（1917年）在继任的冯国璋总统任期内，就解决南北分裂，统一中国的方式问题，与冯国璋发生第二次府院之争，11月22日辞职。民国七年（1918年）3月22日复职。同年10月10日，冯国璋总统的任期届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与冯约定共同下野。段祺瑞通过安福系继续在幕后操纵政权。
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整个北洋体系中别看段祺瑞位高权重，却很少有在一线领军的机会，主要是进行统筹全局、军官教育培养的工作，北洋军官多是他的门生故吏，这使得段祺瑞威望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师生关系也就不好使了。
身为军人的段祺瑞也明白依靠他人军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1917年段祺瑞三造共和后，以参加一战为名编练参战军，到1919年共编成了三个师，这些才是段祺瑞的嫡系部队。但是1920年7月就爆发了直皖战争，刚刚完成编练、作战经验稀少的参战军对阵直系、奉系的联手进攻还是太弱了。
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和代言人徐树铮，在皖系发展过程中出力甚大，但是徐树铮权力欲极重、手段阴险狠辣、嚣张跋扈得罪了太多的人。
比如北洋军阀内部都是沾亲带故，互相之间的争斗基本不会伤及性命，但是徐树铮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1918年6月直系元老陆建章在参加督军团聚会期间，因为政见不合被徐树铮诱骗枪杀，这件事是直皖决裂的导火索，也激起了中间派系对于皖系的不满。再比如段祺瑞为了压制直系势力，大力拉拢奉系军阀张作霖，但是徐树铮擅自挪用拨付给奉军的军费数百万元，更是多次派人暗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造成奉系势力放弃“中立”，倒向了直系阵营。徐树铮不只是得罪外人，在皖系内部他也仗着段祺瑞的宠信大肆揽权，造成皖系内部分化，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到1919年，形成了一个以直系、奉系为核心，势力范围遍布七省的反皖同盟。
再加上皖系军阀势力分布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皖系军阀是建立在段祺瑞的崇高威望上的，因此占据的地盘很分散，北京周边、安徽、山东、上海、浙江、福建、陕西是皖系的主要势力范围，基本上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地盘，实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
1920年直皖争端中皖系首先提出了“武力解决”的口号，但是皖系在战前却准备不足，反而让直系率先展开进攻；另外皖系将领盲目轻敌、私心太重、兵力部署非常随意，造成东西两路大军缺乏合作，被直系将领吴佩孚抓住机会突袭了皖系的前线司令部，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俘投降，造成皖系全线溃败。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
段祺瑞的时代，正是中国由帝王式的独裁向党魁式的独裁转变之时。
帝王式的独裁，如慈禧、如光绪帝，如袁世凯，朕即天下，朕即真理。杨继绳说这是“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臣下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几乎是人身依附关系。而党魁式的独裁，如列宁、如孙中山、如蒋中正，党魁即权力，党魁即真理。党魁式的独裁不再是依靠个体对党魁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用一套党组织的规章纪律来维系，党魁的指令依靠党的组织去层层执行，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其组织动员能力更强大，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而言，这种独裁的执行效果更好。
而段祺瑞以及与他同时的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诸北洋巨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看到新的时代中，党魁独裁代替了个人独裁，他们对组建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并没有太大兴趣。
像冯国璋、段祺瑞这样在清廷入仕的军事将领，并未像宋教仁那样在日本浸淫多年，对政党政治的理解只是皮毛而已。在民初的北京，他们甚至都没想过怎么去控制舆论，这不是因为他们宽容大度，而是他们想不到。晚期段祺瑞也通过徐树铮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但那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国民党是。南京政府最终取代了北京政府，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政党政治对文人官僚政治的取代，也是“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对“无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的取代。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的只有朱元璋和蒋中正。蒋之北伐，与意识形态的文宣关系极大，北伐军是有“话术”的，北洋军没有。
在1917年到1918年这段期间，段祺瑞政府陆续向日本人借了1.45亿元的借款（西原借款）。西原借款大多用在了内政开支上面，却由此被骂作卖国贼。但自袁世凯时代开始，至国民政府败退至台湾，民国中央政府之财政开支始终无法实现自给自足。民国中央财政体系的脆弱，要维持基本财政必须借款，而又以西原借款之条件最为优厚，段氏实无拒绝日方借款之理由。况且，据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恽宝惠披露，段氏自借款伊始，即不打算向日本还款。在王毓超的《北洋人士话沧桑》中曾有段祺瑞与冯国璋的这样一段对话记录。当冯国璋得知又从日本人那里借钱后，有些担忧地对段祺瑞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祺瑞却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段氏本人既无意归还，加之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不可靠，段氏倒台后，后继之中央政府更无意替段氏还债，西原借款之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在回忆中毫不避讳说：“西原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寺内内阁改变前内阁的强暴外交路线，想拿大量借款以结好中国政府，同时力求扶植段祺瑞的势力，希望壮大他的实力来统一中国。因此，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到了后来，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指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编者注））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
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大总统曹锟，先邀请孙中山北上，后与奉系妥协，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但此时的段祺瑞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金佛朗事件”与徐树铮被杀事件后，一生强势的段祺瑞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于这个时事，他不再是运筹帷幄的棋手，而只是一颗注定被碾压的棋子。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三·一八”惨案，是压死段祺瑞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他是否知晓这件事，身为“临时执政”都难辞其咎。段祺瑞明白，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个异常自负，一直试图以自己的强硬和权谋转轨中国的淮军后代，在度过了踌躇满志以及忍辱负重的日子之后，终于迎来悲凉的结局。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4月9日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不问政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去世。遗训段家子孙，不可从政、不可从军、不可从商。
值得称道的是，他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1936年，段祺瑞逝世，终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