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是宋朝公认的最强大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真可谓是名臣如云：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韩琦等人皆一代俊杰，而且宋朝也是历史上集权制度做得比较到位的朝代之一，几乎没出过什么权臣、豪将，可是最会做皇帝的宋仁宗，配合上敢于改革的范仲淹，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
庆历二年，宋夏爆发定川寨之战，动用了近七万军队，这可以说是宋朝西北战区的全部战力，同时也是北宋自宋真宗檀渊之战以来所动用军队的数量最多的一次，而且辽宋两朝自檀渊之盟以来交往颇好，战事有所减少，所以西北地区实际上是北宋的最重要防务地带，对宋朝来说，此战惨败的损失远非前面三川口、好水川两战可比。西夏开一百四十年国祚，从此正式稳居西北霸主地位，。
而宋朝占着数目众多的兵力和雄厚的财力，结果却是成了个一万西北精锐被灭，十四名大将被杀的结局，宋廷眼睁睁地看着西北地区被插上一颗铁钉，强大的辽朝弄不过，现在连西夏这个原本的边陲小国都打不赢，大国颜面扫地，更可怕的是李元昊的战马已经踩进了宋朝的边境线——渭州城，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渭水、长安，如果渭水一断，关中地区水道交通尽失，长安一失，千古帝都落入敌手，这对比直接挖赵匡胤坟墓还要丢脸。
所幸的是，西夏王李元昊最后还是退兵了，临走前抢占了拦马、平泉两座桥头堡，纵兵抢掠七百里，大赚了一笔，给当时国力尚弱的西夏带来了大量的补给，而在李元昊抢劫的时候，北宋朝廷的议和书也刚好送到前线，已经达到目的的李元昊就驴下坡，和北宋签订了所谓的“庆历和议”。北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五万匹、白银七万两、茶叶三万斤，换来了一个自欺欺人的“西夏称臣”协定。
定川寨之败，以宋廷的解释是主将葛怀敏指挥失误，像什么没占据要镇而把军队布于死地、没有以逸待劳，硬接李元昊十万铁骑（至于数目真实性如何我们也无从了解了，只能从宋朝的记录来说），被困后分兵出逃，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等等，反正就是一股脑往葛怀敏身上推，而关于当时主管指挥战时权的文官们一个都没提。事实上，葛怀敏是一定要负上定川寨失败的过错的，可战事失利却不能全数归于他一人。
- 宋朝是历史上最重文抑武的朝代，除了中央军三衙、枢密院全部由文官控制之外，就连面对西夏、辽朝的边疆重镇也是清一色由文官把守，范仲淹、韩琦都是由文官身份去西北带兵的，这也让他们可更加深入地看出定川寨之败的症结所在，也才会在庆历三年提出新政改革；
- 一旦边境战火燃起时，则由朝廷安排武将带禁军去战区打仗，可实际指挥权还是在当地驻守文官手里，像葛怀敏就是被这样赶鸭子上架的，他是太宗时期猛将葛霸的儿子，是朝廷的禁军将领，名头是够响，可是有名无实，范仲淹给他的评价是“猾懦不知兵”，这样一个空降少爷，一来就被安排为西北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指挥西北四路中势力最大的泾原路七万大军，就和战国赵括一样，怎么可能玩得过打了一辈子仗的李元昊？
- 另外北宋朝廷有一个十分不好的祖制，就是要在外将领打仗都必须遵守宋太宗立下来的规矩，一步步都要按照驻守文官的“阵图钳制”，赵光义就留下了一份挺好看的“平戎万全图”，结果除了一个残破不堪的北汉之外，赵光义的战场表现实在是不堪入目。而在开战前，葛怀敏的上司王沿也对其耳提面命，一笔笔地把作战方案和行军路线都规划好了。
“阵图钳制”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武将抢功以及因军功多难赏，可是也造成了北宋军队作战畏首畏尾，武将无法自由操作，受制于人，而且王沿也是一个文官，完全没有作战经验，由两个不知兵的泾原最高统帅来指挥大军，又焉有不败之理？
宋朝以各种优势（西北四路大军加起来超过十万、宋朝熟知地理环境、提前知道了李元昊出兵时间和地点）却在定川寨之战中一败涂地，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宋朝制度的落后，太过重文轻武结果导致人人都不会武了，文官带兵始终比武将少了一份锐气，而多了一份稳重，可是宋朝升官不以军功，赢了没功劳，输了要重罚，如此自然导致文官们对战事力求稳固，而没有了战场上该有的冒险勇气。
再者恩荫的潜规则，也是宋朝越来越消沉的原因之一，从宋真宗赵恒时期开始，就规定朝廷三年一次祭天大典、每年一次的万寿节，以及官员退休、临终前，正五品及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给自家子侄们求官，所求者一律不经考试、不看才能就有官做，而且形象好、有点本事又会来事的官二代更是能身居高位，进入中央机构。北宋名将曹玮就是凭父亲曹彬的临终举荐，是北宋朝极少数以武将镇守宋朝边境的例子。
曹玮镇守宋夏边境四十余年未有一败，史称“多奇计，出入神速不可测”，其在世时李元昊不敢叛乱，西域诸国臣服，“每言及曹玮，则加手于额，呼之为父”，可是不是每个官二代都是曹玮，更多的则是葛怀敏这样没什么本事、靠吃父辈福荫的二世祖，被这些人填充满的北宋朝廷，又如何能有活力呢？所以在庆历三年，从西北调入开封的范仲淹就以这两种不合时宜的制度为根，总结十项弊端进行改革。
定川寨大败后，北宋王朝外部环境开始崩塌，而内部也颓靡了下去，变法已经刻不容缓了
由于对辽朝、西夏的妥协，加上北宋内部贪污腐化，土地兼并情况严重，朝廷的权威已经逐渐失去了，就在西北战事还在胶着的时候，北宋内部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兵变：京东路士兵王伦聚众起义，以仅仅数百人的兵力连破密州、海州、楚州、泗洲等六州，并在高邮建立政权，王伦自称皇帝、设置官职、年号。
而在王伦之前还有商山郭邈山在宋仁宗天圣十年的起义，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庆历二年京西路士兵张海起义，配合郭邈山一起连破襄、随、均、房等六州之地，所到之处大杀官员、开仓救贫，获得了广大农民和诸路士兵的支持，声势浩大，一度威胁到了北宋王朝开封。除了京东、京西两路之外，其他地区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士兵起义，如建昌军四百人起义、桂阳监七十人，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都有农民起义。
据当时的枢密院副使富弼所说，庆历年间的起义军军锋，是以往朝代所不及的：
秦末、隋末、唐末诸寇……观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强盛。
都说宋朝军队战力最弱，可从这几场士兵起义来看，其士兵素质其实一定都不弱，只是被朝廷制度给耽误了。就算是北宋安身立命的禁军，此时也面临着将领无能，士兵得过且过的困境，在镇压地方起义时无不以人海战术，可就这样还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是多亏了韩琦火速抽调西北前线的精锐才平定掉各地起义，而且北宋财政支出过多，加上西北军费沉重，到最后连宋仁宗都不得不拿出内库的钱来应付灾情、起义等问题。
面对着一连串的问题，北宋有识之士无不忧虑重重，而有感朝廷弊结过多，再这样下去，一旦连内库都拿不出钱来的话，那朝廷的覆灭也就是弹指之间了。于是在庆历三年，三辅（范仲淹、韩琦、富弼）、四谏（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在取得共识之后，由枢密副使范仲淹上书要求变法，众人附议之下，深知“不变不行”的宋仁宗决意改变了。
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把朝廷所有问题和解决方法都列了出来：
明黜陟：北宋对待官员考核十分宽松，只要在任上不犯错，文武百官最少三年，最多五年就可以官升一级，这样一来国家官僚集团没了动力，反正只要不做事就行了，不做就不错。范仲淹对此要求以开考核的办法，升官不再只求无过，而是要结合地方成绩来考量，而对于世家子弟们则给出了时间的限制，不再是一求官就有，至少要等个三五年才行。
抑侥幸：这是专门针对前面的恩荫制度的，范仲淹规定以后地方的关系户要到任两年以上才能申请恩荫，中央大官只有每三年一次祭天大礼才能恩荫亲子一人，而且所举荐的人也不可以马上委以重任，要想入主中央机构，除了考试之外还要有担保人保荐才行，一旦“二世祖们”犯了错，保荐人们就得接受处罚。
精贡举：北宋的科举考试延续了唐朝，专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用兵、经济、理政等一概不考，就靠着死磕几本书就可以做高官，时间一长模式固化，官员只懂仁义而不知事情，所以北宋官员虽多（可以说是历代最多的），可实际上能人、会干事、敢办事的极少，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也不过分。范仲淹对此也提出了要扩大考试范围，任人以才不以儒，同时还有实名考试以便考官了解各人能人，避免舞弊情况发生等。
修武备：北宋采用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将大量禁军塞在京城里，耗粮耗钱，而地方军队既少又弱，平时捉个贼、种下田还行，真要遇上辽、夏入侵，或是王伦、张海这样的规模的起义，根本就是一捆捆待收割的韭菜而已，无法承担各种护卫责任。范仲淹主张精简军队，在京城主养数万精锐，一年四分之三时间种田，四方之一时间练兵，就是两汉时期的屯田制和唐朝府兵制的一个初期操作。
以上四条为重点，其余的“择长官、均公田”，要求培养官员的能力和廉洁之风，以各自的领导选拔下层干部，实行担责制度，“厚农桑、减徭役”，实际上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畢恩信、重命令”，这两条可以说是来凑数的，不说也罢。新政于庆历三年十月开始实施，但并不是同步进行，而是分段进行的，直到次年四月都完结。
新政的实施确实是触犯了不少人的利益，可究其根本还是在于范仲淹身上
虽然范仲淹力图纠正朝廷的弊端，可是他并没有王安石那样敢于直面得罪人的性格，像十事中“抑侥幸”这一条，原本就是为了抑制高官们任人以亲，堵塞寒门学子的入仕途径，也是为了免去官僚子弟无能而居高位的危害。可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朝局时，范仲淹等人还是做了妥协，没有对高级官员采取恩荫限制。
今于澄革之初，尚有未尽，其甚者，臣见比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职授之，不择人才，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
而且新政的内容看起来很理想，可是实行起来却十分地困难，这困难同样是范仲淹给自己挖的坑，以明黜陟、精贡举、择长官三项来说，范仲淹主张的是责任制，一人有事众人获罪，想以此来把官员们绑起来，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历代王朝都最怕见到的情况：朋党。
原因很简单，以前推荐被说成是结党营私，那范仲淹您老人家是不是就能保证自己所选的官员就不是朋党呢？下级官员有了上级官员的保荐，自然会对领导们感恩戴德，遇到事情也很自然地就向领导们靠拢，虽然说下级官员犯错保荐人也要受罚，可是别忘了，明黜陟里有一条就是要考核官员的成绩，那要做成绩哪能避免不踩坑呢？犯点小错不怕，就怕不做事，可是这错误的范围多大，在哪个节点算大错呢？这些还不都是执政官员规定的。
所以在选官这一项上，范仲淹偏偏就踩中了地雷，他自己是执政者，难免对一些人或事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著名的《岳阳楼记》里开头所说的“滕子京谪受巴陵郡”就是如此，滕子京为什么会被降职，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上以公家财产配私人名义，抚恤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游士故人，而且账目不清不楚，这是明摆着公器私用，犯了大忌讳，本来是要彻查的，可结果在范仲淹的保护下，滕子京去了山清水秀的巴陵修楼，过逍遥日子去了，这让日后被贬到海南烟瘴之地的苏东坡情何以堪啊！
连执政者自己都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何况是底下的人呢，所以从一开始，庆历新政就无法贯彻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明黜陟、精贡举”这几项有关人事安排的，基本上都成了书面材料，范仲淹就这样说，官员就这么听，可实际操作起来又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范仲淹过度相信人事了，一昧地认为只要吏治澄清就能国富民强，可是人性是很难改变的，新政并没有从源头改进，而是在已成的弊端上加以改进而已，这就注定了新政的局限和最后的失败。
至于说仁宗皇帝本人的仁弱，不敢得罪官僚集团什么的，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任何有志改革的帝王都是已经抱着要得罪人的态度的，如果说不敢得罪人的话，那宋仁宗就不可能会同意改革，也不可能把得罪人立竿见影的“择长官”一条最先实行了。他之所以最后废除新政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范仲淹犯了历朝历代的大忌：范仲淹只是解决了旧的朋党，可按他新政的做法，则新的朋党很快就会再次出现，到最后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在庆历四年的时候，新政开始受到诽谤，谏官们纷纷以朋党来指责范仲淹等人，这时滕子京事件已经发生，由于范仲淹有意的保护滕子京，使得仁宗皇帝开始动摇，怀疑范仲淹对实行新政的可靠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当年四月，仁宗质疑范仲淹“朋党”，而欧阳修以《朋党论》回应的政治事件。朋党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范仲淹又要求加兵屯、修京城等七事，无一不在提及加强相权，这些事都凑在一起，宋仁宗就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加上范仲淹新政最后一条“修武备”，要求在京城招募军队驻守，而当时禁军的指挥权在枢密院手上，范仲淹本人刚好就是枢密副使，也就是说，如果范仲淹手握一支身处皇帝身边的大军的话，谁敢保证他不会再行唐朝玄武门之事？我们后世肯定知道范仲淹是个品德高尚的圣贤，可安禄山、赵匡胤最早不也是忠臣，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是你不想上也不行，世界上最看不透的东西就是人心，这点放在任何皇帝身上都是不敢尝试的，因为敢尝试的都没有个好下场。
总结：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其根结还是在于新政主持者范仲淹身上，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了，却忽略了封建王朝的局限性
历代改革者要想成功，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利是最必须的，可他们最后都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就是因为在相权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皇权的地位，这是封建王朝的时代局限性，尤其是宋元明清四朝，皇帝对臣子的不信任导致了他们在集中相权做事上就无法放开手脚，要时时面对着损害皇权的风险，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地走。
至于地主豪强、官员们的话，其实对新政也没什么反应，因为都烧不到他们头上，解决贫富悬殊的土地问题没有，控制官员人数、开除冗官没有，至于恩荫制度也没动到上层贵族的蛋糕，只是在下层贵族之间执行而已，这些人对朝廷的影响力其实都不大，所以新政的失败与其说是得罪了官僚集团，倒不如说相权和帝权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而导致的。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