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其实可以看看隋炀帝的失败原因。
隋炀帝输的原因，追根溯源，在他爹隋文帝身上。
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全国。公元597年，即开皇十七年，政府府库充盈，财政充裕，隋文帝宣布天下免税，这被称为开皇盛世。统一中国才多少年，居然就有了“盛世”。回头看看其他王朝的盛世，汉朝到文帝的盛世，过了四十多年，唐代到开元盛世已过百年（贞观之治只是政治开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宋代到仁宗盛世有六十多年，明代到仁宣之治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入关到康熙后期的盛世用了六十年左右。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一般王朝经济繁荣期，基本要在结束统一战争后五十年左右。而开皇盛世距离统一只有不到十年，这种“盛世”的积累从哪来？而且这种“盛世”只传到第二任皇帝，王朝就分崩离析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的“开皇盛世”其实是极端畸形的国富民穷。隋朝也算是历二世而亡。老百姓活不下去才造反。这种“盛世”和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
隋文帝严格土地和人口的统计，由此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民间财富迅速枯竭。而皇帝又掌握了充裕的财政，花钱的欲望腾腾而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像青春期的少年渴望异性一样难以遏制。这是人的本性。你如果突然得到一大笔钱，也会升起这种欲望。
在那个年代，什么是“大事”？当然是基建项目，对外战争了。隋炀帝大兴土木，开凿连通运河，修建宫殿，发动征高句丽和土谷浑的战争。而此时，人民已经非常贫困了。
中国集权时代创立的编户齐民制度，本是为财政建立稳定的税源。然而为了不过度压榨百姓，这种户籍制度又要保持一定的弹性空间，或者说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因为帝国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上级对下级的压榨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风险，官对民的压榨可以说是随性而来，下级官员向百姓增加额外税费，基本没有任何制约。但从中央来看，只要别把百姓逼的活不下去造反就行。三国时期蜀国一些县归附魏国，曹丕发现这些地方的户籍残缺混乱，人口、土地统计高度不准确，于是想严格统计。然而司马懿却看到了这其中的窍门：正是因为蜀汉采用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对这些地方压榨太狠，他们才叛变，魏国不应延续蜀汉的错误，应该给这些人留有一定的模糊空间。他劝阻了曹丕。
隋文帝在当北周相国时，就看到了财政的重要性。北周之所以能灭掉北齐，就是北齐人口统计混乱，税收大减——北齐规定光棍纳税减半，很多人结婚就不登记，政府毫无办法，导致政府税收减少60%以上。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对崤山以东的地区，进行严格的人口普查，所有人都要到官府登记，如果发现隐瞒，不仅本人面临严厉处罚，连里正都要发配。由此，隋朝建立了非常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从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各州各县每年清理一次户籍。这套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政府控制了民间各个角落，几乎没有人能逃避税收和徭役了。
而对土地的统计，隋朝政府则是大大浮夸。开皇九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十九亿四千万亩耕地。换算成现代亩为二十一亿三千万亩。比现在的耕地还大。可隋朝的版图不如现在大。而汉唐时代，中国的耕地一直在五亿现代亩左右。可见隋朝土地统计浮夸到何种地步。
这种统计“大跃进”给民间造成的灾难不言而喻。政府按照这个土地统计征收了过高的税赋，实际土地产出没那么多，老百姓能不穷吗？
由于政府征税机器过于高效，财富迅速向政府手中聚集，而民间则不断滑向贫困。这就埋下了隋炀帝时期官逼民反的种子。
隋文帝也曾发布过免税、降税，可这都是短期性、临时性的，对于征税系统长期高效的抽取民间财富导致国富民穷的趋势，并无缓解。
隋炀帝即位后，如此丰裕的财政给了他极大的错觉。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共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零二万人，这一年，隋炀帝发动了征伐土谷浑的战争。而唐朝贞观年间，全国总户数才三百多万。到开元年间，户数才与此时差不多。隋炀帝的军队纪律相当不错，他本人也是军事统帅，也发布过减税政策。可这一年的土地统计是多少？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万亩。这已经同实际土地亩数相差十倍。这意味着老百姓要交这么多土地的税赋。民间已经不堪忍受了。
大业八年九年和十年，隋炀帝发动三次征伐高句丽战争。各地发生灾害，开大运河、军事行动和修建宫殿又要加税加役，终于超过了民众承受的临界点，于是发生了社会大崩溃。各地揭竿而起，官员也纷纷叛变。
隋炀帝从个人私德来说只有小过，并非属于那种非常不堪的。而且他也曾体恤人民，率领军队风餐露宿。可这一切，对于隋朝的统治没有任何用处。
隋炀帝的失败在于：从隋文帝开始，中央集权的强干弱枝传统，走向了极端，使得枝叶迅速枯萎，从而反噬中央这个“干”。编户齐民的残酷压榨效用在虚报浮夸中被大大强化。而财政充裕又向当权者发出了错误信号。大国崛起有所作为的欲望，使国君看不到社会蕴藏的风险，而急于炫耀自己的治理成果，并且好大喜功。社会统治的张力超过临界点，最后只能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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