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最后灭亡的原因都是一样一样的！那就是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无处不在！整个的所谓的国家机器已经腐烂透顶了！！！！！！！！！

明朝是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的，享国276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的失误，而是亡于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就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造成社会解体。下面就分析一下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带来的死循环。

在明朝建立之初，各地战乱刚刚平息，土地的分配相对平均的，各阶层人民能够和睦相处。然而，随着功臣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发展，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聚敛的土地和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且不知收敛，这也许是人的劣根性决定的。

土地和财富的聚集过程自明朝1368年建立，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朝经过近300年的发展，土地兼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王公贵族、达官显贵拥地千里，日日笙歌，而广大的百姓却无立锥之地，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例如福王朱常洵一人就拥有4万顷良田，且兼有四川一省的盐茶专卖权，可谓富得流油。王府里成日花天酒地，而租种他土地的广大佃农却因为交不起租或自然灾害而大批的饿死。但到了明末的崇祯年间（1640年左右），土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严苛的税收，广大百姓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各地农民起义蜂拥而起，燎原之势已成。活不下去的广大劳动人民除了起而反抗，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因此，不能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皇帝朱由检，因为这个土地兼并的过程持续了三百年，而崇祯很不幸地做了最后一个接盘侠，他没有万历皇帝做48年太平天子的福气。事实上不止明朝有土地兼并问题，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死循环，大多数朝代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

第二个原因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优待藩王的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即下诏制定优待藩王的政策。这个政策在朱元璋死后仍被严格地执行着，直到明朝灭亡。明太祖规定，每一个皇室成员10岁之后都能不工作且获得一份非常优厚的俸禄。这个俸禄比明朝最高级官员宰相的俸禄还要高十倍以上，这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溺爱。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在于这个皇室优惠待遇是不限人数的，藩王生多少，国家就给多少份高额的工资，而这最终是让广大的劳动人民来买单的。帝国建立之初，皇室成员还不多，人民还负担得起。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明朝历时276年），和优待皇室成员的诱惑，各地藩王都拼命生孩子，皇族数量以指数级爆炸性增长。朱元璋的直系后代从明初的不到30人，增长到明末的100万人！崇祯年间，各省的赋税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藩王们的俸禄了，朝廷哪还有钱用于平息农民起义以及辽东满清的战争军费呢？难怪有人把各地藩王比作明朝的寄生虫。

想想也是可悲，国家都快要亡了，各地藩王们却依然花天酒地，不愿为国献出哪怕一个铜板充作前线军费。最后国家亡了，100万皇族几乎被屠杀殆尽，人的短视暴露无遗。

第三个原因是辽东连年用兵，军费开支巨大，百姓不堪重负。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辽东惨败于努尔哈赤。大明不仅国威尽失，辽东土地也几乎全部落入满人之手，京师屏护只剩山海关和锦州防线。后来的天启和崇祯年间，辽东地区（现中国东北）的满清军队不断蚕食明朝辽东领土。由于北京与辽东近在咫尺，京师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满清军队对大明王朝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想入主中原。为了维持帝国安全，明朝不得不在辽东设置重兵防守。辽东军费也从战前的每年50万两白银激增为每年600万两，最多时达到900万两每年。而明朝崇祯年间，户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500万两。可见财政的入不敷出已经不是一般的严重。而解决办法就是加税，这一笔开支最终又落到贫苦的百姓头上，百姓困苦更加深重了。辽东要打仗，就要军费，要军费就得多收税，税收逼得越紧，越有可能导致民变，这就像是个恶性循环。加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到处发火，各地税收能不能收上来还是个问题。明朝末年境遇有多难，可见一斑。

第四个原因是万历长达20余年的怠政。

万历皇帝朱翊钧可以说是明朝最有福分的皇帝了，当了48年的太平天子。仅因为立储问题与朝臣怄气，就20余年没有上朝，硬生生地把一个好端端的明朝搞得破败不堪。在他怠政之下的20余年中，任免文书留中不发，官员无法正常上任，导致中央六部的大部分职位都无人，地方官员退休之后也没有人来补缺，国家机器处于停滞的状态。也是在万历时期，明朝出现了东林党和党争，明帝国内部斗争也达到白热化。明朝官场结成不同的党派，如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大老乡会的争斗。他们的口号是：不论对错，只要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只要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严重的内耗导致国家机器办事效率极其低下，最严重的一次应该要数崇祯迁都南京这件事了。崇祯见李自成快要打到北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召集百官商谈迁都事宜，有官员提出迁都南京，其他党派的官员立刻跳出来指责，谁提出迁都，谁就是历史罪人。他们不关心迁都对国家有没有利，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这个小团体的利益。就这样，因为党争和崇祯自身，明朝最后一次活的机会失去了。

第五个原因，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决策失误。

这个要从崇祯的性格说起，崇祯皇帝朱由检打心底里想有一番作为，也非常勤政。但是作为战时全国的统帅，气量不够大，不敢承担责任，在重大问题上优柔寡断，说白了还是能力不行。比如在与满清和谈的问题上，由于辽东战局耗费巨大，崇祯皇帝也想尽快从辽东战场脱身，以专心应对国内农民起义。为此崇祯指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皇太极秘密会谈，然而就在和谈快要达成之际，这件事被泄露公开了。这本来也没什么，崇祯作为一个皇帝，大方地承认是自己授意的也就是了。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崇祯不想落得一个与异族媾和的坏名声，为了撇清关系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说是陈新甲私下与满清媾和，并很快处死了陈新甲。

另一个例子是明朝南迁。在这个问题上，崇祯虽然也早有此想法，他实际上也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南迁，但由于怕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却一直在等着朝臣主动提议。但有了之前与满清议和的教训之后，满朝文武再也没有谁敢站出来为仗义直言了，因为说不定哪天崇祯反悔，把责任推给当年提议南迁的人，那不成了陈新甲第二吗？就这样，南迁大计一拖再拖，最终的结果是，京师被李自成包围，崇祯自缢，立国276年的明朝也随之灭亡。可见，崇祯的个人能力也是明朝灭亡重要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崇祯虽然决策存在重大问题，但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算崇祯皇帝英明决策，也最多只能延长王朝的寿命，但最终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第六个原因，自然灾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朝的崇祯年间不仅人祸一个接一个，罕见的天灾也不断发生。明朝末年刚好遇上小冰河期，在崇祯执政的十六年里，明朝有连续的7年时间遭受大旱，史无前例。由于连年的干旱，从崇祯八年开始，各地又相继出现了蝗灾。更为可怕的是，旱灾和蝗灾之后，天花疫情也开始在各省肆虐。以陕西省为例，当地官员报告人口死亡率高达80%，可谓十室九空，非常可怕。天灾使明朝内部的生产力遭受毁灭性打击，人口急剧减少，国家摇摇欲坠。

总结：天灾加人祸，明朝灭亡就像是天意使然

大明王朝是放牛娃朱元璋于1368年一手建立的，传到朱由检手里，已经有276年，历十六帝。在土地兼并、民心丢失、万历怠政、崇祯决策失误、自然灾害等一连串的打击下，这个老大帝国，最终还是倒下了。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吧。

明朝在当时已经全面的，综合性的，彻底的腐败堕落了。当一个朝代已经病入膏肓，是无药可救的。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自清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明朝统治集团的昏乱、苛敛和纷争是导致帝国倾覆的主要原因。也有些学者认为明帝国的灭亡不是人为因素，而是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导致的。

我认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甚至于白银流入减少的因素只是外在因素，在加速明朝灭亡上起了助推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严重的贫富分化。万历以来，缙绅地主利用投献、强夺、购买等手段，占据了大量天地，积聚了巨额财富。豪势大户，总是千方百计的减轻自己的赋税数量，官府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只能主动或被动的将豪势大户逃避的转嫁到庶民百姓身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贫富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家的赋税潜力越来越小，社会矛盾积郁越来越深。

第二，巨大的区域差距。中国的南北经济差距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形成。明代后期实行的按亩加派，不考虑北方田地贫瘠的自然条件，强行平均摊派。在明代财税制度“江北以丁定差”的原则下，北方百姓的徭役本来就很重，田赋又大幅提高，负担是百姓无法承受的。北方的农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群众生活水平都落后于南方，因而承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剥削的能力相对较低，更容易形成全面的社会危机，因而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北方爆发。
上图京剧《荒山泪》，反映的是明末催讨赋税致百姓家破人亡

第三，惊人的整体贪腐。皇帝以下，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大多“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贪污腐败现象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做官几乎成了劫财的手段。崇祯皇帝在一份罪己诏中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黜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在这种环境下，百姓无法生存下去，只能铤而走险。

第四，官僚的剧烈纷争。万历以降，官僚群体的内部纷争日趋激烈，严重干扰了朝廷处理政务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而，自清初以来，不少人都把党争视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末举人朱一是在国亡后，曾沉痛地评论说：“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上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石破。”

异族？流寇？瘟疫？气候？非也！大明实亡于自身一项基本国策！

明朝中后期，洪武皇帝早年的小康梦破碎了，土地与财富向士绅阶层大量集中，没有功名的土财主和自耕农扛不住了，数量越来越少，他们当中，通过考取功名获取权力和财富而上升一步的人数是有限的，而下滑一步，抵达佣工和佃户的大门却是对他们敞开着的。

依照洪武帝当初的设想，大明王朝的社会类型应该是这样构建的——富豪可以有，百姓也能活，简单说来就是纺锤形社会，两头的富豪和贫民数量比较少，富人可以富裕你的，穷人也不能饿死，中间的庶民地主和自耕农在社会中的数量则是最多的，他们支撑着大明王朝的各种赋税和徭役，扛着大明的行政开支和国防建设用度，他们才是大明王朝的基石。

明朝中叶后，为什么土财主和自耕农纷纷扛不住了？答案很简单，随着各项政府开支的增加，赋税与徭役越来越高，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于是摊到自家身上的赋税和徭役就更多，多到没有活路的地步上，他们自然就撑不住了，撑不住之后他们只有一个理性的选择，那就是把土地卖给或半卖半送给士绅阶层，自己再委身给士绅阶层继续去耕种原属自己的土地。辛辛苦苦耕耘，收获的时候把收获之物先由士绅阶层抽取一部分，剩余的再养活一家老小。

这不是有毛病吗？好好的把自家土地和土地的产物给别人？不是这样，正相反，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会算这笔账，相比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给挂靠的士绅阶层抽取的地租会更少。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份由自耕农或土财主变为佃户、佣工、奴工后，全家才会有活路，在这个改变成分的过程中，原本是帝国基石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消亡了，土地与财富大量集中于金字塔的顶端士绅阶层，纺锤形的社会结构消失了，变成了哑铃型社会。哑铃的一端，人数少财富多，另一端人数多财富少，没有了中间阶层的缓冲，社会非黑即白，尖锐对立。

还记得崇祯在灭国前“诸臣误朕！”的呐喊以及最后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筹措军费的窘状吗？还记得李自成从北京城各位官爷府上搜刮出多少银子吗？在大明王朝，只要有功名在身，钱财之类，是会找上门来自动靠拢的，结合如上论述，这类钱财主要即是“挂靠费”。

挂靠费，升斗小民得的是小实惠，士绅阶层得的是大实惠，只要进入该阶层，分分钟由寒门升级为坐拥万顷良田的豪门，你也有实惠我也有实惠，究竟是谁吃亏？不用说肯定是朝廷了。

皇室贵族，自不多说，二百年来不知人数翻了多少番，从来无需为交纳钱粮犯愁。大明律例——也是一项基本国策，生员、社士、乡士、里士都有区别于百姓的特权，家中土地，多有优免权，免赋免役。上面规定的优免田限额，到了地方执行时又被无限放大，士绅阶层所据之优免田在富庶的吴中一带，于明末顾炎武统计中，居然能占据一半以上，有些地方，更是占到土地的90%！

万历年间，皇帝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国策带来的局面险恶，命江南巡抚徐民式“限田免役”、普查土地，遭到江南士绅群起攻击“吴士久安于免役，一旦驱之应役，多以体面不雅”，常州士绅写联名信，表示抗议，离休老干部首辅申时行也出面力阻。海瑞清查离休老干部前首辅徐阶时，查出徐家有田24万亩，佃户过万人。

万历前期，松江民变；万历十年，杭州民变；万历二十年，湖州民变，频繁的民变、奴变一再在江南富庶地区上演,实在是为大明王朝敲响的一声声警钟，不废除特权阶级的特权，任由他们大量兼并财富，贫富不均现象将会不断加剧直至失控。大明王朝如不进行彻底改革，不施行壮士断腕的休克疗法，彻底打破萦绕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的王朝末期土地财富兼并的怪圈，即使没有后金入侵，没有自然灾害，没有高闯李闯，大约也是命不久长的。

明朝有亿万之民，百万之军竟然让仅有六万人的满蒙联军给灭了国，上演了一出蚂蚁吞大象的故事，让汉民族有识之士扼腕叹息了数百年，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得有几萝匡。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使后人不蹈前人覆辙也！

一，历史上重大历史事故总是受气侯环境影响。旱灾，蝗灾，瘟疫遍及明朝境内人口和经济发达地区。万历三大征耗银上千万两，国库定虚财政困难，当灾害来临时无力振灭济民，只能听之任之，酿成天下大乱。二，陕西大旱颗粒无收，灾害严重。这是东北地区女真人发动叛乱，明朝政府增加三饷，激发陕西地区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二，祟祯皇帝是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人。朱由检继位时，李自成的义军已被洪承筹击败，剩28骑逃入商洛山中，张宪中己归顺，形势一片大好。如果这时和后金和议，先安定内部，明朝或许能挽救覆亡命运。当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提出招安遭到拒绝时候，明朝又一次失去了机会。1644年，清军入关时，明朝北方地区已经被大顺军瓦解。

明朝境内有南明，大西，大顺几股势力。清军得以抓住机会各个击破。三，八旗军人数少，战力强悍，尤其善于野战。孔有德降清后，把最先进的火炮及制造技术传给清军。清军在火器上并不逊于明朝境内任何一支军队。

三，清初统治者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政治上大体沿用明朝的政治体制，文化制度，对农民进行安抚政策，使北方地区安定下来。满族人口大约五六十万人，能够统治上亿汉人，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继承中原法统，接受汉民族先进文化是取得成功的法宝。

整体腐败，内部矛盾太多，对老百姓太狠，军民不是同一条心，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感谢邀请。

虽然这种问题看到过无数遍，也被邀请过无数遍，但是我还是有兴趣去解答这个问题。明朝灭亡的原因，其实主要是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明军过早的衰落。从地缘环境来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地缘环境最好的王朝，没有之一。中国历史上五个大一统王朝，除了明朝以外周边都有强权的存在，尤其是元朝结束了自五代以来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朝更是没有强藩外有强敌。唯独明朝，周边不是四分五裂的小部落就是小国寡民，在满洲人崛起以来没有任何能威胁到明朝国家安全的势力，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明朝反其道而行之。

再者，明朝军事力量的衰落，和朱元璋一手创立的卫所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卫所制度就是军户，只要一入了军户就表示你成为国家农奴。你除了要服兵役，还要背负繁重的赋税，还要被达官显贵当奴隶使唤。那点可怜的份地，还随时要被长官侵占，再加上喝兵血这一优良传统，微薄的军饷也经常被拖欠、克扣，甚至有冬天士兵因为买不起棉衣被冻死的记录。而且在明朝当兵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明朝的军人属于非常不光彩的职业，一个在澳门的西班牙人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人处于奴隶以及不光彩地位的情况下，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成千上万这样的军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明朝军事力量的衰退从明初就开始了，靖难之役的时候朱棣仅仅凭借几千蒙古骑兵发起猪突冲锋就可以冲垮南军；围攻北平的南军甚至闹出过爬不上城墙这种笑话。到了土木堡之战的时候明军的衰落彻底被凸显出来，二十多万明军被也先太师的六万多人消灭干净，明英宗被也先抓去叫国门，也得感谢此时蒙古早已衰落，没有能力攻克设防严密的城市，要不然明朝就又得南渡了。

第二、满洲人在明末崛起。满洲即建州女真的一部分，由于明清时期东北地区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满洲人的经济生产方式比较多样化，除了农耕之外，还有挖参、渔猎等方式，所以就造成了满洲人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各自为政的局面。
明朝也就势玩起了分化瓦解的手段，比如把建州卫一分为三，采取服弱打强的方式削弱女真各部的实力。而且明朝尝尝亲自出面，对人口增长的女真部落实施减丁，成化犁庭屠杀了建州左卫一千多人，建州左卫接近灭族。李成梁还多次减丁，屠杀了近三千人，大多数都是成年男子，叶赫贝勒杨吉努以及清佳努因此而遇害。

直到努尔哈齐崛起，利用明朝误杀其祖父和父亲的契机南征北战，将女真各部合并到自己的满洲之下，最后和明朝撕破脸皮。根据张士樽先生的考证，努尔哈齐正式和明朝决裂之前，只有大约十七八万人口，根据壮丁和人口一比五呢比例换算，此时努尔哈齐只有不到四万壮丁，可谓是小国寡民。明朝信心满满的去想再复制一遍成化犁庭，结果十多万大军在萨尔浒被被消灭了近五万人，并且在之后丢了辽东。此时明朝灭亡的丧钟被敲响了。
后来皇太极当了满洲大汗，进一步加强了君主集权，把后金变成了一个关外明朝，并且解放汉人，招降纳叛扩充实力，并五次破关劫掠消耗明朝的实力，兵峰一度冲到了淮河。大量的明军被消灭干净，其中不乏精锐部队，甚至几十个八旗兵渡河都能吓得明军争相夺路而逃甚至自相践踏踩死不少人。松锦大战之后，明军最后的精锐野战部队被消灭，此时清军入关仅仅是时间问题。
在女真弱小的时候，明朝尚可以凭借体量优势压制女真各部，但是当女真各部被集合起来，也是经济生产从分散转向密集的过程，有限的资源得以集中起来有效利用，同时由于八旗制度管理层级比较简单，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所以，明朝再也无法凭借体量优势压制满洲。而明朝为了应对同满洲人的战争，将大量的财政以及资源投入到辽东这个无底洞，为了筹集军费采取了刮地皮的方式，进而彻底激化了本就紧张的社会矛盾，这也就是明末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

第三、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明朝继承了元朝的户籍制度，却没有体会到户籍制度是蒙古大汗激励工匠、军人以及知识分子劳动积极性的产物，而是把户籍制度变成了限制老百姓人身自由以及阶级固化的工具。

朱元璋在《大诰》中就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生理是其本业引目相符而无异。简单点说，朱元璋的理想社会是这样的：一切资源由朝廷把持，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人口流动、没有工商业、没有商品经济、没有货币、没有文化娱乐活动，而且老百姓还要老老实实的向官府缴纳田赋，不管田赋多高，因为士绅勋贵拥有不上税的特权，哪怕他们拥有大量的田产和财产。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终极版，好听点说明朝是一个大农村，说难听了就是农奴国家。同时，明朝富家大户蓄奴成风，从农奴到家奴应有尽有，多的能有一两千人，由于奴仆和奴隶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其表现形式就是明末的江南奴变。徐霞客家族就因为奴变而衰落，家产也被奴仆抢夺，最后帮着徐家追回家产、惩办恶奴的还是清朝官府。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清朝解放了明朝的农奴为自耕农或者是佃农，大户也不再买卖农奴而是改仆为佃，所以清朝关于农民抗争的档案，也就从明朝的恶奴、奴杀其主的字样变成了奸民、顽佃了。

而且，明朝的户籍制度对于工匠来说，就是把工匠当国家奴隶使唤。因为工匠只能按照国家的规划工作，而且工资也不高，顶多是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而且还不得脱籍。这意味着工匠的劳动创造不了价值，那么工匠也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可言，只要完成国家规划的任务就行了。所以，明朝在技术上出现了倒退，典型的例子就是回回炮这种射程远威力大的配重投石机失传。到了明末，还有工匠叛逃到满洲人那里的例子，因为满洲人给的工资高，吴桥兵变明朝培养的炮手以及铸炮工匠就因为待遇问题反水投了后金，结果在皇太极那里这帮人就立刻成为高薪群体，所以这帮人打起明军、铸造火炮非常卖力，因为忠诚和劳动积极性永远都是和报酬划等号的。
而且，明朝对待宗室可谓是国营养猪，为了养宗室，明朝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财政份额，而且这帮宗室不仅圈占大量的土地，一个大点的藩王都有三四万顷的田产，同时藩王还拥有相当多的特权，比如说截流封地内的赋税，而且很多藩王还在封地内为非作歹，祸害一方。由于这帮藩王从下出来到进棺材都有国家养着，衣食无忧，所以朱家繁殖能力强的惊人，一个王爷儿子孙子加一块都能有一百多人。而老百姓还要缴纳高额赋税去养活这些废物，你可以想象明朝社会矛盾有多激烈。

而明末为了应对辽东战事，刮地皮筹集军费，大量的老百姓因为负担不起高额的田赋以及摊牌而破产，并成为流民。中国老百姓历来都非常朴实，朴实的都带有奴性，因为老百姓没有自己的思想，追求的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不会对统治者有任何不满。但是如果一旦他们活不下去了，就会揭竿而起，成为最不稳定因素，直到有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最基本生活需求的统治者出现。所以，明末因为明朝和穷鬼抢食的行为，彻底激化了社会矛盾，老百姓为求活路纷纷举义反抗，因为没人会心甘情愿的做安安饿殍，兔子急了还蹬鹰，更何况是活不下去的老百姓。

所以，李自成仅仅凭借一句均田免粮的口号，哪怕失败无数次，也能无数次东山再起，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

所以，明朝在满洲人的攻击以及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农民大起义双重作用下，最终自取灭亡。而明朝灭亡的教训，也让接替明朝的清朝像老百姓做出了让步，至少让老百姓的劳动有价值，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

而且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到了今天也依然是统治者的反面教材。

全文完

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开国及其之后的利益集团已经接近于饱和，而其他诸如底层被压迫的百姓和边关后金（清）为代表的势力不满足于现状，所以进行了颠覆行动，重新划分了利益。

说白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王朝不过三百年的魔咒。当然肯定有人会认为两汉四百余年两宋三百多年，但是请注意，两汉四百余年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加起来的，两宋三百多年是北宋和南宋两个朝代加起来的。

王朝为什么不过三百年呢？

因为封建社会的王朝建立说白了就是以开国皇帝为首和开国功勋集团瓜分全国资源的成功。由此形成了皇族居中，其他利益集团瓜分利益拱卫这个庞大统治阶级的局面。

但是资源就那么多，只是够一小部分利益集团享受，其他阶级自然不满意。封建社会的主体经济是农业，土地可以说是国家的根本，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自然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其他官绅阶级扩大家族利益的方法就是扩张土地，而他们兼并土地就意味着百姓民不聊生。开国初期兵强马壮还有政治清明倒是没什么，皇帝还可以抑制土地兼并。到了后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利益集团一年偷偷的兼并一点点土地，累计起来也是了不得。这时候官场腐败政治黑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军队战斗力下滑，所以一旦出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有人起兵造反，那么就意味着其他不甘于受压迫的势力可以乘势而起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改朝换代。

明朝处于封建社会，自然逃脱不了土地兼并这个问题，所以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此。

当然像小冰河期的天灾，导致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民起义大规模爆发，也是客观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谢谢观看宋安之独家原创，欢迎吐槽、点赞、关注～

答：“明朝为什么亡国”这事儿，至今动不动惹来口水互掐，但比起各类能写一票论文的“深刻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人物大事件”来。下面这几位“晚明老实人”的遭遇，却同样能把这个历史教训，解释得明明白白。

首先一位“老实人”，就是万历十九年“阅视辽东”的明朝兵科给事中侯先春。

晚明的奏疏，从来以冗长拖沓出名。侯先春这次“阅视辽东”后写下的《安边二十四议疏》就是典型。这部奏疏全文啰嗦，还用了大量生僻词组，以至于被评价为“陈言俗调”。但必须说的是，这位侯先春大人是位非常认真的人，比起“同行”们每次“阅视”时的走过场来，他却在辽东“足迹无不遍历”，真是走遍当地山山水水，其“陈言俗调”的奏疏里，也好歹说中了辽东一桩大问题：缺马。

古代战争条件下，骑兵是制胜关键，战马自然是重要战略资源，像辽东这种战略要地，更是一天不能没马。可在侯先春笔下，辽东这“缺马”，缺的太怪：难道是明朝当时没马？当然不是，这时明朝通过西北西南的“互市”贸易，每年都赚取大量上好“市马”，多到北方各边镇都用不了，还照着名臣方逢时的建议，杀了多余战马煮肉，给将士们“改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那难道是朝廷不拨给辽东战马？那更不是，对于辽东这种战略要地，大明往往优先供应优良战马。可侯先春却写下了另一个怪事：“而辽之最不堪用者亦马,辽之最耗国储者马”。也就是再膘肥体壮的战马，送到辽东也活不长，没多久就莫名其妙死掉。朝廷就只好一批批的送来战马，再一批批“速死”，简直成了无底洞。咄咄怪事，叫走遍辽东的“侯大言官”，都百思不得其解。

而这个叫侯先春连呼奇怪的问题，十几年后巡按辽东的名将熊廷弼，才终于找到答案：哪里是辽东的水土不好啊，上好的马送到辽东军营里，立刻就被军官士兵们往死了虐待，虐死了就杀马卖肉。为何要如此败家？因为明朝的“马政”，这时已坑到家。将士们如果老老实实养马，那从草料补给到战马核验，处处都要向相关官员送钱行贿，养一年就得活活赔死。还不如把马合理合法“养死”，大家好歹能卖马肉分点钱。

如此奇景，也正如熊廷弼奏疏里的一句名言：“是官与军无一人而不咒马之速死者”。确实，“活马”拖累大家，“死马”幸福一群人，辽东的战马，就这样“送一匹死一匹”。曾横扫四方的辽东铁骑，也就这么“合理合法”的衰落下去，然后在新崛起的八旗骑兵面前，输了个稀里哗啦。

上好的战马，都能操作出这套路，烂到家的大明朝，还有什么“好牌”打不烂？

而与侯先春遭遇类似的，则是崇祯初年另一位“老实人”：崇祯初年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

明末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空前发达的海上贸易，广州泉州等地都是出名的“黄金口岸”，红红火火的对外贸易，也叫明朝赚取了全世界的白银。以当代学者统计，明朝最后七十年，单菲律宾马尼拉一地，就有5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入中国。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在7000万两以上。甚至西方学者认为，晚明至少赚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说句寒碜话：这些白银稍微拿出点零头来，风雨飘摇的晚明王朝，又怎会落得国库空空如也？

那为什么赚了这么多钱，晚明王朝却偏偏没钱？崇祯初年就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就精准找到了直接原因：猖獗的走私，确切说，是官商勾结的猖狂走私。

当时广州的走私有多泛滥？同时代广东学者屈大均的话说，当时只要有人来广州做官，那这人全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以为十郡膻境, 可以属餍脂膏”。就等着躺着收钱捞油水了。“捞油水”的主要法子，当然就是走私。

走私的法子，更常见简单粗暴。颜俊彦很快发现，合法出海的商船，哪怕你守法纳税，但只要没给经办官员好处，照样给你“盖戳”，说你违法就违法。相反那些一分钱税不交的走私船，好处给足了，竟能顶着“合法”船只的名义，大摇大摆出海。单这一样，每年就是躺着收钱。如此一来，老实人吃大亏，走私犯占大便宜，“合法船只”当然越来越少。

这还算是“小钱”，颜俊彦更查明：当时广州府缉查走私的三大衙门，即香山县衙、香山参府、广州市舶司，早已完全腐化，他们三家密切配合，有的给走私船开绿灯放行，有的派战船给走私船护航，有的甚至给走私犯站台，帮助消灭作为竞争对手的“合法商人”。愤怒的颜俊彦大人慷慨上书，要求严查这三大衙门，可从巡按御史到总督，都是装聋作哑，折腾一场不了了之，最后只是抓了几个小吏做替罪羊。

因为这操作里，上上下下都收足了好处，除了一个尽职尽责的颜俊彦大人外，所有“官老爷”都从中敲金分肥。所以号称“天子东南银库”的广州，崇祯年间每年只能上交几万两关税，大笔收入都揣入官员自己的腰包。官商勾结下的当地官府，也就彻底腐化，后来面对清军南下的铁蹄，分分钟就被秒杀。

而比起这两位“小官”的遭遇来，下面要说的“老实人”，是一位没有留下“真名”的小贩：明代典籍《金陵琐事》记载的，一个叫“陆二”的“灯草小贩”。

这位生活在万历二十八年南京城的“陆二”，常年以贩卖灯草为业，“卖灯草”这种小本生意，当时本钱也不过八两银子，他从南京上船去苏州贩卖，没想到一路上遇到各种税卡，每个税卡的“税官”们都如狼似虎，结果还没走一半路，就被盘剥了四五两银子，弄得囊空如洗。船到青山时，又碰上了税卡。没钱交税的“陆二”，这下彻底忍够了。直接把灯草全都摆上来，当着税官的面点火烧个精光——这买卖，真没法做了。

后人说起晚明，常津津乐道那一片红火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还有人抱怨明末的工商业者“不收商税”。可“老实人陆二”却告诉后人，晚明只是不找“官老爷”们收商税，对小老百姓？那真是敲骨吸髓。

这“一把火烧精光”的遭遇，也不止“陆二”一位，就拿北京城来说，北京城的工商业，在万历年间曾出名繁荣，就连大学士于慎行都感慨说，北京城里卖肉卖酒的小贩都有上千万身家，比自己这个大学士还赚得多。可到了万历中晚期，这“繁荣”又成了什么样？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大学士朱赓的奏疏，就揭开痛心真相：由于京城赋税沉重，那些曾经“富裕”的商户们纷纷破产，有门路的商户，能靠着投靠京城权贵“避匿”赋税。那些老实巴交的商户交不起，除了“满路哀告”，甚至“有自缢投河者”。传说中很繁荣的北京工商业，也是“十室九空”。这还是“天子脚下”，这还是明末大乱前夜，沉重的盘剥，已让民力不堪重负。多少“天下大乱”的伏笔，已经预埋。

而最后一位要说的，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小兵：明末“名臣”杨嗣昌的亲兵俞振龙。

晚明战乱频繁，但能成为崇祯帝“股肱之臣”杨嗣昌的亲兵，那还真是好命，既不用去拼命又能温饱无忧。可俞振龙的命运，却因为另一位“老实人”的殉国，在明末留下浓重一笔——卢象升。

蝇营狗苟的晚明政坛上，卢象升是出名的老实人，这位铁汉一不贪污二不受贿，更有一身惊艳军事才华，多年来南征北战，打得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反王”溃不成军，堪称崇祯平乱的“利剑”。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刚刚丧父的卢象升慨然受命，以“督天下兵马”的身份扛起抗清重任，却不料被崇祯宠臣杨嗣昌与太监高起潜接连挖坑，最终只能率五千疲卒，与数万清军在巨鹿血拼到最后一刻，直至壮烈殉国。

但如此忠烈一幕，依然感动不了“能臣”杨嗣昌的冰冷心肠。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忠勇为国，却与自己不和，这样的人坑死了还不算，必须“搞臭”才行。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勘察卢象升尸首的俞振龙，暗示俞振龙顺着自己的心思，宣称卢象升没死。在他看来，作为自己心腹的俞振龙，应该很懂事。

可杨嗣昌没想到，这位俞振龙虽是小兵，却也是一条硬汉。明知“主人”的如意算盘，却是根本不接这茬，如实讲出了卢象升为国战死的悲壮真相。气急败坏的杨嗣昌，除了把卢象升的尸首扣了八十多天外，更把俞振龙抓起来严刑拷打，企图叫俞振龙改口。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俞振龙，却在生命最后一息，发出了一句掷地有声，亦羞杀晚明多少“精英”的豪言：“天道神明,无枉忠臣”

可是，这样老实的卢象升，这样老实的俞振龙，从总督到小兵，只要你是老实人，就无法在晚明的朝堂上生存下去，反而是杨嗣昌之流，却被当成“股肱”一样宠着，最后留在崇祯身边上蹿下跳的，更是魏藻德陈演等“杨嗣昌都不如”的小人，如此加速的“逆淘汰”，这明朝，怎能不亡？

毕竟，一个叫老实人吃亏流血又流泪的王朝，命再硬，也救不回来！

参考资料：灵吸怪《买的蒙古好马只配做马肉肠：管窥明代马政崩溃的一个瞬间》（“冷兵器研究所”首发）、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商传《走进晚明》、颜广文《晚明时期走私贸易对社会发展的危害》、苗棣《崇祯亡国史》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