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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流氓回答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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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人,多有恃才自傲、随性清高的性格。对自己才华的施展和理想的实现,都有过高的期望。而希望越高,有时失望也会越大,于是就常看到有文人发出“人生之事不如意、人间世事多艰难”的感叹。以唐初王勃为例。

“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幼时聪敏好学,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任沛王李贤府上侍读。当时,王侯贵族间盛行斗鸡之风,一次,适逢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年轻的王勃开玩笑地戏作了《檄英王鸡》,讨伐英王李哲的斗鸡。而《檄文》是古代征伐、讨逆战争时公开发布的号召性文章,有很高的政治性和严肃性。

高宗李治得知此事,大为震怒。认为王勃作为王子的待读自当劝谏李贤虚心向学,勤于政事。如今不能如此,反而为王子之间的斗鸡玩乐而戏作《檄文》。此举也有挑拔王子兄弟关系的嫌疑。由此,将王勃免职,贬出长安。

王勃二次出仕,任虢州参军。这次,王勃私自收留了逃亡的官奴曹达,后因官府捉拿紧急,王勃恐牵连自己,竟将曹达杀死。事发,王勃又被罢官入狱。后来,王勃去交趾去看望受他牵连贬官的父亲,路过洪州(今南昌)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滕王阁序》,发出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叹,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王勃虽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智慧上近乎是个“小白”。最终,王勃仕途坎坷、英年早逝!

3

有才华,不一定有政治智慧,反之亦然,但二者兼备者亦有。

比如,李后主和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父子二人都才华横溢,是有名的词人,所留词句千古流传、万人传颂,却落得一个亡国送命的下场,可悲可叹!真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再如宋徽宗,自创“瘦金体”,画的一手好画,更是与高俅时常去踢蹴鞠,球技也应该不错。当了皇帝后,去治国平天下,硬是上演了“靖康耻,犹未雪”的戏码。“徽钦二宗”真正诠释了有难父子共担当啊!可恨,后来搭上了一个英雄岳飞,“踏破贺兰山缺”后,却被他那儿子和秦桧以“莫须有”罪名陷害死了,真是冤啊!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惨痛教训,如今看来历历史目,时刻警醒着世人。

当然,在野、位卑未敢忘忧国者,也大有人在,其才能、政治智慧也是光芒万世,犹如灯塔。如在野者辛弃疾、陆放翁等,居庙堂者,王阳明也。这些人,有的体现了“处江湖之远忧其君”、有的体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细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何等的放不下,忧国忧民之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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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这人各种能力的总和(称)。政治能力只是一个部分。大的可分经济、政治、文学、科技、军事、商贸、金融、教学、组织、通才、各种智囊...细分多了去了。才华是个人的能力(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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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逸认为才华并不等于政治智慧。

要区别这两者,就要了解这两者的含义。

才华的释义:表现出来的才能,主要是指有文采。
政治智慧就是理解、掌握、运用一切有利于维护统治的能力。简单说,政治智慧就是与人斗争的艺术。

有才华是指有文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而这些多是后天学习,再加上些许天赋,大概都会懂一些。而政治智慧不同,要远比才华复杂千倍,不光要会察言观色,懂得分清敌对,还要懂取舍,交换,甚至利益为上,没有真正的敌人和朋友等等,要更考验一个人的经验的天赋。

有才华的人并不等于有政治智慧的人。

北宋大文学家,大诗人苏轼,可是公认的有才华的人吧,二十岁进士及第,年少便已诗词闻名天下,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



神宗时,苏轼守孝归来,在变法已成定居,其诸多好友包括恩师欧阳修都已经被王安石赶出朝堂的时候,还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然后也被赶出朝堂,难道这个时候不该沉默下来,以图后事吗?

至于后来的“乌台诗案”,好好的上个谢表吧,还带那么多私人感情,又被新党抓住把柄,牵连十几个人,连自己差点交代了。



以前的事也就算了,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身为旧党,也得到重新启用,这个时候你上书抨击旧党,结果新旧党都不容你,又被外调。



此后又是来来回回,被旧党打击,被新党打击,流落儋州,身逝常州。

纵观,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总在不该错的地方错,比其傲人才华,政治智慧差的不是一点。好在苏轼性格豁达,没有被接二连三的政治失意打倒,反而作出了无数佳作,而且在地方上有所建树。

钱穆先生曾评论过: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若苏轼者,还有很多,如“奉旨填词”柳三变等。

所以,个人认为,才华并不等于政治智慧。

6

政治和文学,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在文坛里面混的风生水起的人不一定能在政坛里面混出名堂,而在政坛里风光无限的人不一定有过人的文采。古代文人为什么会多失意呢,其实是有其原因的。

熟读历史的人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所采用的选官制度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其中有隋唐的九品中正制,有汉一代的察举制,有明清推崇的科举制度,这些选官制度一步步发展,却将文人的思想禁锢到八股文和程朱理学的框架里,所以文人终其一生都在应付科考,其精神和实践活动可谓是落了下乘。这一点和西方的文官制度大有不同,西方文官制度所选出来的基本都能满足政治基本需求。

那很多人会说了,那些名气很大的文坛大家呢?他们诗学歌赋,闪耀宇宙,当官也很厉害吧?其实不然,越是文学成就高的人还真不一定当的了官,比如说李白,初次接到朝廷任命的时候,他开心极了,高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结果呢?虽然有力士脱靴、贵妃捧杯的殊荣时刻,可最终还是被赐金放还。李白的文学成就没有人可以反对,可是他的政治智慧,或许还真的比不上那些权臣。

所以,自古文人不得意,一方面是文人自身带有傲骨和酸腐气,拒绝同流合污或许低声下气,越是名气大的越是明显,这样的人进入政坛肯定不受待见,多被贬黜。另外一方面,精神上面的麻木使得文人多是不懂变通,其又都具有浪漫主义情怀,这些都不是政坛所能接受的。

7

所谓的才华,多是一种文学才华加一定的道德人设。但这只是敲门砖。所以,文人才华与政治智慧是两码事。那些感叹政治抱负不如意的,一部分是因为敲门砖不够硬;一部分是是因为始终没有入局。

01.重要的是谁来施展政治抱负

曾经沿着京广铁路南下,火车外疾驰而过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和乡村。这些城市和乡村之中,到底会有多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机会,所以做了岩穴之士。

因为排位总是稀缺。所以,要施展所谓的政治抱负,不是先看你的政治智慧有多厉害,而是先看你有没有一块够硬的敲门砖。如果没有,那么你连登堂入室都做不到,也就不要再说什么施展政治抱负、展现政治智慧了。

所以,政治智慧之前,需要进行一番排位竞争。而排位竞争的标准是什么?简单就是说大家比什么?秦汉之前比投胎,你家是贵族,自然就能排位靠前。秦汉之后,比文学、比口碑。而且,这个逐渐被制度化,到了隋唐也就成了科举制。

但是,标准从来都是复杂的,不可能有纯粹的单一标准。李白、杜甫的文学才华肯定比李林甫、杨国忠强。但是,出身不行,人家一个是皇族、一个是豪族。你这就没法比了。

02.感叹怀才不遇的多是因为没有入局

有了敲门砖,然后就可以登堂入室了。但是,还要开展排位竞争。文学才华只能让你登堂入室,但你能不能入局以及在这个局里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就在这个环节被咔嚓下去了,比如李白和杜甫。

他们不是没有文学才华,而是没有入局的本事。什么是入局的本事?简单说就是搞关系,跟领导搞关系、跟同事搞关系、跟下属搞关系。关系就是一种政治,所以能不能搞好关系也在考验政治智慧。

所谓的社会人,都是一种关系达人。搞关系就搞关系,为什么说是入局呢?因为搞关系总要遭遇种种不得已。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醉就是一个局;而我独醒就说明没入局。

入局的人总会说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举个例子,你要提高局内的排位,就得向领导发信号:我有才华而且我还忠诚。那怎么发信号?往往都得玩吹捧,这件事对于文学青年就太难了,比杀了他们还难。除此之外,你还得限制小聪明、故意装糊涂,因为得跟局里的人玩到一起去。做不到这些,就一定会被踢出局。

03.获得高级排位才能施展所谓的政治抱负

有志青年空谈大势、捭阖天下,但是一句话就给敲死了:你先当了封疆大吏再说。要当封疆大吏,得先有一块够硬的敲门砖,登堂入室;再有就是能够躬身入局,排位上升。到了这个时候,你可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才华只是标准,也就是一把尺子。要入局的人太多,先用这把尺子把不合格的人全给打下去。那大家一起进来、一起竞争不好吗?不行,因为成本太高,考生太多了,考官肯定不够用。如果也可以行,那只能是乱世,大家就玩纯粹的优胜劣汰,这个成本更高。

政治智慧有两个,一个是入局的本事;一个是治世的本事。二者不分高下,但分先后,因为往往得先入局再治世。有没有不入局就直接治世的?当然有。贵族时代不论,只说文学才华为标准的时代。唐朝的李泌就是一个。

入局的本事虽然没有,但敲门砖太硬:自己是真有才华,玄宗皇帝是真赏识,更要命的是还跟肃宗一起读书,那其他一切都简单了。汉朝的贾谊算半个,不世出的大才子,汉文帝都要把他爱死了,所以直接施展政治智慧。但贾谊不容功臣集团,还是没入局,所以才华只能施展一半。

讲到这里,也就知道才华是不是等于政治智慧了。这二者完全不能划等号。

8

文学家不等于政治家。

政治家也不必是文学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的才华可以表现在不同方面。

不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成功的标志就是取仕入第,三百六十行,当官第一行,多少文人削尖脑袋往里钻。

其实,封建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搞政治是风险较高的职业,面对官场的阴谋阳谋,文人写文章的才华根本就用不上,没有高明的政治手腕是很难在官场混的。商鞅、李斯、屈原、晁错、王安石、刘基、宋濂、张廷玉等等,又有几人得到善终,大政治家张居正死后都受到清算。

当然,有政治大智慧的高手文人也有,像张良、曹操、诸葛亮、谢安等,这种人毕竟占少数。

性格决定命运,古代文人没必要非得从政,特别像李白那样的放荡不羁类型,只要生活过得去,搞搞文学,写写诗,画个画,练练字,搞好了,也能改善生活,好作品能流传千古,为人类精神财富做贡献,岂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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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需要政治素养和政治智慧,太多的文人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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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笑几声先。

孔夫子曰:“学而优则仕”,“仕”,做官为宦。《正字通·人部》:“仕,宦也。”《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陈澔注:“仕者,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孔子之时,仕者多为世族,“未学而仕者”并不鲜见,故有“仕而优则学”之语。“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 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发端于隋,成形于唐,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之察举制、魏晋时代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干禄”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里,是“内圣外王”精神之体现,而在科举制度下,则成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门径。

横渠四句言: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继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读书人出仕做官写成了一种情怀。

在西方古代,有为知识而知识者,有为真理而献身者,有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息者,中国没有。封建的专制政治残害了这一切,封建的思想观念阉割了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优与不优的标准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职务的升迁与品位的高下。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之代名词中国古代诗歌之一重要主题,即是政治失意之抒发。就连李白亦不满足于做诗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之政治才能,奉诏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儒家对现实社会一直抱有深情的关怀。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应当干预政事。那么,是不是学富五车就可以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智慧了呢?从李白的生活经历上,咱们都看以看出,他的诗才确实压倒了他的政治智慧。

还有宋朝的柳永,一次醉游烟花巷陌后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当真宗读到时就随口说:“且去填词。”也正因为真宗说过这句话,所以柳三变此后参加数次科举都无人敢推荐,直到改名为柳永,直到宋仁宗亲政恩科。真宗的政治智慧一定比柳三变厉害吧,他为什么让柳永去填词,因为他看到了柳永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

由这俩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仙人般的诗才,能说他们的才华和政治智慧想比肩么?显然不会。

最后总结:读书做学问是一种才华,出仕治世是另外一门学问,尤其是官场丛林,一般性情中人很难适应,政治和学术不是一条道,读书人固然学习能力较强,但面对骤然变化的官场风云,他们也许就只能抒抒情了,而政治是不需要抒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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