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月，关羽从荆州起兵，发动了襄樊之战。战役开始之时，关羽兵锋强锐，围困襄阳吕常，攻打樊城曹仁，曹操急派刚刚撤出汉中的于禁，率领七军支援樊城。被关羽围点打援，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就在关羽即将拿下襄樊之时，孙吴集团的吕蒙偷袭了荆州，镇守江陵的南郡太守和镇守公安的傅士仁投降了孙吴。荆州之失使关羽受到孙吴吕蒙和曹魏徐晃的前后夹击，退守麦城，后在临沮被孙吴杀害。
荆州的丢失使刘备集团一统中原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难以接受的现实使刘备偏离了正确的战略方向，下达了讨伐孙吴的命令，从而导致了夷陵之败。蜀汉精锐尽失，数年之内，再无征伐之力。
可以说，荆州之失只是刘备蜀汉政权失去了北伐中原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夷陵之战才是蜀汉全面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至于关羽为什么单独发动襄樊之战，史册并未记载。但仔细研究襄樊之战的前前后后，并不难得出结论。
关羽智勇双全，有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非寻常战将可比。镇守荆州八年、独领五年之久，荆州政通人和，军备强盛。作为刘备集团首屈一指的大将，不可能不明白蜀汉集团全盘战略的重心所在。
心高气傲或许是关羽性格上的缺点，对时局的不利也造成些许影响，但不是丢失荆州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襄樊战役之前，确实有巨大的战机摆在了关羽面前，而且不止一个。这些有利的战机就连蜀汉中央决策层也不能不高度重视。
而关羽“独自北伐”的说法也不成立，有理由说明关羽只是发动了襄樊之战，其战役目的是北向而不是北伐。更不可能是不经过中央决策层同意而先斩后奏的“独自”行动。
表面上看，襄樊之战导致了荆州的丢失，使刘备集团的全面的战略意图失去了先决条件。我据综合资料考证，但客观上讲，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并没有错，荆州的丢失纯属是个意外。
客观原因造成些许的大意和对一个前提的误读或许是造成这个意外的原因。但这些对当下时势的大意和误读可能也不仅仅是关羽，而是整个蜀汉集团。
那关羽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有什么样的战机?发动襄樊战役又有什么前因后果呢？这些都要围绕着刘备集团的战略布局去分析展开。
二，刘备集团的战略构想 :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没有根据地而辗转漂泊的刘备三顾茅庐，结识了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与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那便是著名的《隆中对》。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给刘备集团制定了一套明确的战略构想:
“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选句）
意思是，首先占据荆州，取得最初的根据地之后，再夺取益州。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待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天下响应，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次对话，开启了刘备集团走出困境、节节向上的胜利之路，也成了刘备集团始终贯彻执行的战略方针。从隆中对之后到襄樊之战以前的十几年之间，历史的发展果真是沿着诸葛亮预计的路线一一应验。
在《隆中对》中，有几个一统中原的要点。那就是，在联合孙吴的大前提下，实现“跨有荆益”；待“天下有变”，则一路“将荆州之兵于向宛洛”，另一路“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北伐，可实现一统。
联合孙吴是战略核心；跨有荆、益，建立北伐的根据地是条件；两路出兵是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天下有变”。
三，刘备集团的战略布局与实施 :
当时的刘备正依附于刘表，暂踞新野县。曹操本身早已占据了南阳郡，又大军虎呑荆州其他六郡，兵锋直指江南孙吴。刘备集团朝不保夕，一向静稳的诸葛亮也不禁拍案大呼，“事急矣！”。遂过江力促孙刘联合，沿江两路出兵，大败曹魏于赤壁。
曹操退至南郡北部，设襄阳郡，派吕常镇守。征南将军曹仁坐镇南阳郡军事要地樊城，北护宛、洛，南拒荆州。
孙吴都督周瑜率军攻下了荆州最大的战略要冲南郡南部的江陵等地；刘备则拿下了荆州南部四郡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周瑜病死于南郡巴丘，刘备以西征、北伐为借口，跟孙权借得南郡，暂时拥有了荆州五郡。
南郡在荆州属于最大的军事战略要地。西通巴蜀，南控东吴。向北则直接对峙曹操。周瑜死后，孙权下一步的战略意图欲借赤壁之胜发动合肥之战，遂同意了鲁肃的建议，把面对北方的北大门借给刘备集团，也是符合当时孙吴集团的战略意图的。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汉中张鲁遣马超进犯益州，刘璋听从张松、法正等心向刘备之人的谏议，遂派法正向刘备求援。法正带西川地图劝刘备趁势夺取益州，与刘备集团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刘备亲率庞统、黄忠、魏延等开始西征，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镇守荆州。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张松为刘备内应的事情泄露，张松被杀，刘备、刘璋决裂。第二年，刘备攻打雒城时，庞统身亡。
建安十九年，在雒城与刘璋对峙的刘备将领军力面临严重不足，遂命关羽镇守荆州五郡，诸葛亮率张飞、赵云领军入川，合兵夺取了益州。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条件。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讨要荆州未果，欲发兵攻荆州，双方战争一触即发。而恰在此时，曹操攻下了汉中，派张郃领军攻打益州的瓦口关。刘备遂提议孙、刘平分荆州，把长沙郡和桂阳郡划给了孙权。孙刘双方各领三郡。这就是三国史上著名的“湘水划界”。
时下的荆州，曹操占襄阳郡、南阳郡、和江夏郡北部；孙权占据江夏郡南部、长沙郡和桂阳郡；刘备则占据南郡、零陵郡和武陵郡。对刘备集团来说，虽然没有完全“跨有荆益”，但只要南郡在手，就具备“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的条件。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刘备大败张郃，反攻汉中，开始了汉中大战。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鏖战，曹操退出了汉中，退出时，虏走了大半汉中百姓。
汉中为蜀汉政权全面北伐的必争之地。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刘备占据了汉中，“跨有荆益”、“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以及“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只待“天下有变”了。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公元219年），刘备全面占领汉中，称汉中王。同年十月，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
四，关羽为什么要发动襄樊战役: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目的是什么?
刘备集团虽然得到了汉中。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蜀汉几乎动员了军民所有的力量，来夺取汉中。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汉中大战后，汉中地区地废人空，百废待兴。刘备集团急需休整军队，整治汉中。
这个时候，显然不是”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的全面北伐的时机。以关羽的大将之才，不可能看不出其中利弊。
就当时态势分析，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目的是实现为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意图。借汉中之胜，打开荆州北大门，为全面北伐创造条件。而不是“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的全面北伐，是北向而非北伐。
其次，即便是为了实现“跨有荆益”，那么时机的选择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关羽选择在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发起襄樊之战，时机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有巨大的战机出现了。在当时，不管这些战机是不是可能被误读为《隆中对》中待“天下有变”的前提，但在为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条件下，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战机之一 :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也就是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前一年，曹魏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谋反。但不久事情败露，几人被曹操所杀，曹魏重整朝廷，一度大乱。
战机之二 : 曹仁受命行征南将军，坐镇南阳郡，防备关羽。在镇守樊城期间，大肆征调徭役，荆州南阳郡境内的军民苦不堪言。已经归曹20年的宛城百姓们最终被曹仁逼反，民心思汉。宛城守将侯音与卫开与吏民共同反曹，欲与关羽联合。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率军前往平乱，攻破宛城，将侯音斩杀，并残酷屠城。导致民怨沸腾，人心思汉。
战机之三 : 同年十月，陆浑民、孙狼等苦于徭役，叛上作乱，南附关羽。自许都以南的诸多起义军纷纷遥受关羽印号，为关羽的支党。
甚至连曹魏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也投靠了关羽，准备里应外合。作为蜀汉政权的一员大将，声威已经名震中原，威震华夏。
战机之四 : 汉中之战打了两年，疲惫的也不只是刘备的蜀汉政权。曹操失去汉中，军心不振，内外交困，已经全盘落入守势。相反，刘备连得益州和汉中，称汉中王。蜀汉民心所向、军心振奋。荆州的精兵强将已蛰伏五年，早已具备了北伐的条件。
襄樊之战发动以后，曹操急调于禁率从汉中撤出的精锐七军去援助樊城，被关羽彻底歼灭就说明问题。
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这样的战机不可能不去利用。怎能不引起蜀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全面北伐硬件上尚不成熟，但这些战机应对“跨有荆益”却是绰绰有余，况且如不尽快加以利用，将稍纵即逝。
五，荆州之失非关羽之过 :
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关羽不顾大局、擅自发动北伐，大意失荆州的说法。
关羽性格傲慢并不假，《三国志》中描述关羽“善待士卒而轻士大夫”，恤下轻上也是一种品格。从侧面也反映出关羽有着极高的军事战略修养，最起码还是顾大局的。有一些有关关羽的记载被无限放大。
刘备集团拿下益州，收复了马超。关羽去信刘备咨讯马超的勇猛，并跃跃欲试要去比试。诸葛亮知道关羽气傲心高，于是回信答道：“马孟起兼有文武的资性，凶猛过人，可谓一代俊杰，属于黥布、彭越一类，可与张益德并驾齐驱，但还不及您美髯公绝伦逸群。关羽一笑置之，将信遍观群僚，但并没有不顾大局，离开荆州去做意气之事。
毛泽东也曾一针见血地评价关羽的短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孙权曾派人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辱骂来使，拒绝结亲，孙权十分恼恨。关羽虽有短处和不足，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至于破坏大局，导致荆州丢失。鉴于湘水划界之前的事情，对东吴，关羽从来没有放松过防备。
以刘备和诸葛亮的识人之明，如果关羽是不顾大局、意气用事之人，蜀汉决策层是不可能把荆州这样一块孤悬在自己战略板块之外的军事要地，交给关羽独守的。
虽有“跨有荆益”的战略需求，但在孙权曾多次倾重兵，发动合肥之战，吴属的荆州地境一度空虚的时候，关羽遵守了湘水划界的盟约，没有趁势发兵进行统一荆州的军事行动。这是关羽严格执行蜀汉的战略方针，顾全大局的一种体现。但这也是蜀汉政权对东吴产生大意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认为关羽意气用事、不顾大局，盲目发起独自北伐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对关羽的那些评价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丢失荆州如果说有轻敌和误判，那是整个蜀汉政权的失误。一是没有料到同盟会在那个时候背后捅刀。二是没有料到自己人会在关键时刻反水，应该纯属意外。
关羽素来善待士卒，但对士大夫们却很骄横。糜芳、傅士仁素来厌恶关羽的轻慢态度。当关羽领兵出征时，糜芳、傅士仁两处负责供应粮草军需，两人不悉心救助关羽。关羽放出话，说：“回去之后，就惩治他们！”。糜芳、傅士仁听闻后，都恐惧不安。
孙权听闻后，就暗中派人去诱降糜芳、傅士仁。孙权命吕蒙为主帅偷袭荆州，并亲自率军为后援。荆州重镇南郡江陵守将麋芳、公安守将傅士仁因与关羽有嫌隙而不战而降。
有各种历史资料证明，关羽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东吴的防备。糜芳可是刘备的小舅子，他主动投降东吴，导致荆州全面失守。别说关羽，就连诸葛亮也没想到吧。
如果二人不降，荆州断不会丢失。还有如果没有刘封的见死不救，关羽不至于身死临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