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中医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我们今天争论的这些东西,比如什么“中医自成体系,外国人不懂”,或者“中医讲究辩证,不像西医治标不治本”,实际上,有比这些东西更加触目惊心。
如果大家理清我下面要说的逻辑,就会发现,中医的衰落,根本就不是近百年以来的“西医入侵,民众人心不古,开始不承认中医”这种老生常谈(以我的尿性,如果是老生常谈的答案,我自己都不会写出来恶心自己),中医的衰落,实际上早从800年前的南宋,就已经开始了。
好,我就从一个有名的考古发现开始说起:
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就是大概公元前160多年前的方子。
你可能会奇怪,不过是一个古代的方子,有什么好看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方子过于“另类”了。
我们想象中的中医方子,要么给你先讲你是阴阳五行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内火啊,虚热,表征啊等等,然后告诉你需要用XX两钱,XX多少,XX多少,文火煎多久,然后分几次喝——差不多就是这个套路吧?
而马王堆出图的《五十二病方》,第一不谈阴阳,不讲五行,第二,老老实实的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第三,在所书的治疗方法中,治疗手段主要是以手术为主,而今天中医常见的汤药类,却比较少。而且这里面的手术,有不少都可以说是“高科技”,比如其中一个治疗痔疮的手术:
《牝痔》第七方所记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据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我提出这个考古发现,不是让有些人开始复读机一般的感叹“原来我们早多少年前就比今天的西方先进”这种除了自我安慰民族自尊心之外没什么卵用的话,而是要让我们一起发现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既然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当时的医疗方式,就已经有手术这种今天看起来既有效,而且可能在当时还是主流的治疗方法,为什么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中医却是以汤药为主,少见手术呢?
对了,顺便说一句,除了马王堆发现的药方之外,随后发现的很多不同历史的坟墓中,也出现过以手术为主的(或者汤药以外的治疗方法),换句话说,马王堆出土的,与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医大相径庭的治疗方法,并不是个例,也不是孤证。
这似乎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中医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次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结果,就是其他的治疗方法边缘化,而主要是汤药的治疗方法了。
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点感觉?
那么我们开始说正题吧,那就是:中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开始衰落化的。
或者我们不如更明显一点的说:中医,从什么时候开始玄学化的。
恩?你看到这个题目愣住了?难道中医,不是从最初的时候就开始阴阳五行吗?
呵呵,你看看出图的这些过去的方子就知道了,这些方子都是具体的治疗方案,不打嘴炮的。
你会问,说不定那时候记录麻烦,所以省了理论层面的推演?
好了,不和你掰扯了,直接说答案吧。
一般认为,中医的玄学化,是从南宋开始的。
而玄学化的开始,就是儒生开始入医。(台湾中央研究院李建明认为,外科的衰败,及其内化倾向,始自南宋,凡三变,即南宋、金元、明清交替之际)
是不是发现了一个新概念?什么叫儒生入医?
说白了就是,考科举没考中,总得有个营生来养活自己吧?考虑到科举的中标率极低,这相当于在宋时期多出了非常多的多余的“脑力民工”(就是会读书懂史写文章等文化技术,但是却没找到工作的人),而这其中的不少人,就开始备医书,“悬壶济世”了。
为什么是宋朝?
我们知道,科举是隋朝开始,唐朝虽然有,但是规模也不是很大,在宋朝时规模开始不小,于是自然会这些“没工作”的儒生。
这些儒生进入医学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三件大事:
1、废黜百家,独尊“汤药”。翻译过来就是,丢弃当时所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只谈汤药。
为什么?因为“半路出家”的儒生当医生,能也仅能做到的事情就一个套路:背药方,打嘴炮,开草药——手术?那可是需要在专业的地方,或者跟着专业的老师苦苦学出来的!而且在当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说不定您想找这样的大夫兼老师学,都找不到,或者找到了,大夫觉得您年纪太大,思维太僵化,人不老实呢!
这段历史不是我自己杜撰的,实际上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当时的“纯医生”开始总结和批评这种现象了——
比如清代苏州名医张璐在回顾自己从医经历时将中医的这种变迁划分为三期,其一在明中叶之前,为“其技各专一门”,接着,就是大量儒者进入医界;第二期,在明清交际,“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躁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第三期,是儒林医学全盛,而专科医生由此式微。
看到了么,由宋开始,经过明朝,短短两三百年,将华夏大地上的医学,洗成了文学。
而另外一位清著名温病家王士雄,在其《归砚录》中曾对中医的技术化路径中断有过分析,说远古医学,无分内外,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并用,不专主于汤液一端(这几乎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刘民叔分中医为六派,汤液只是其中之一,他近乎哀叹地说,“及于今日,惟汤液一派,用药治病,为世之显学”)。今诸法失传,而专责之汤液,故有邪气隐伏于经络之间,而发为痈疽也。
而且这位王大夫看起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正义人士,他对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恶果也分析的非常透彻:
比如王士雄说,这些所谓儒医根本没受过外科手术训练,不知道如何使用刀针,因此,就只能凭借记诵的几个处方,开几副汤药,却装出一种爱护病家的样子,说手术会置生命于危险之中,且大伤元气。又将脓肿痈疽认做内病,而将那些重征认作死征,“果死可以显我之有断,幸而不死,又可邀功而索谢”。王士雄感叹,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以愚病家,而自护其短”,真是欺天啊!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讽刺么?明明有治病的办法,但是由于你看的大夫是个假大夫,并且这种假大夫在当时占据了整个医学界的主流,于是你的“原本可以治疗的病”,连你自己也以为这是不治之症,糊里糊涂的等死,幸亏没有阴曹地府,否则你死后到了阴间,你的生死簿到底写寿终正寝,还是枉死,还是他杀?
数百年前的王大夫,面对当时这种普遍状况,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亦由今时之风气,尚虚声,喜浮誉,循名而不责实。世道所以愈趋而愈下者,时也,势也。”
“医者自谓谨慎,而不知杀人无迹,病者乐于苟安,而至死不悟。”
一场由读书人开始杀人的医学骗局,不仅成功的忽悠住了那个时代的人,甚至一直忽悠到了现在,因为他们是儒生,他们很清楚,只要在这片大地上,他们的理论还有人信,“厚古薄今”就是一个常态,若干年后,不会有人记得为什么中医(或者叫传统医学)会有这么大变化,大家只会认为这就是历史以来的样子。
你会不会怀疑,为什么儒生入学就会对当时的医学环境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这就要说到儒生入医造成的剩下两个结果(也就是2和3):
2、整个传统医学体系,开始从之前的只重视实干的治病,变成了重于“谈理论”。(各位,这是个转折点,大家注意,今天如果谈中医,你就能分得清谁是当时那些儒生的后裔,方法很简单——看谁嘴炮多。)
这也不是我总结的,是袁枚总结的。
袁枚是谁?清朝大才子,按理说他和中医没什么关系(毕竟他的家产也不需要背医术当医生了),但是好死不死,有个叫一瓢先生的人,本是一名医,但地位不显,其孙薛寿鱼于是给著名文人袁枚寄去墓志,望其能替祖父作序,借此得以跻身儒家名士之列。不过随园先生(袁枚)绝非陋儒,他并不相信儒士们的鬼话。序言倒是写了,却对世人以儒生名号为号召的时尚予以痛斥。
随园先生说,一瓢先生本是“医之不朽者”,没想到你寄来的墓志却无一字提及他的医学,却托名其讲学之类,这真是不孝了,“天生一不朽之人,而若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必朽之地”,真是可悲啊。
这段文字,是记录在王士雄的《归砚录》里面的。
这段文字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在当时的环境里,以袁枚为代表的文人,是非常清楚儒医这种半吊子医生的套路(做儒医讲学,也就是到处讲理论),并且袁枚为这种行为非常不齿。第二,袁枚说出了他认为这种儒医讲学的不齿的理由:没有真才实学。正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所以才要讲学,而不是治病,而相反,像一瓢先生这样的“医之不朽者”竟然弃明投暗,开始学这些儒医们了。
袁枚先生最后那句话,基本点出了“中医为什么衰落”的本质原因了:“天生一不朽之人,而若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必朽之地”
翻译过来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你可能会反驳我,说“也不一定啊,如果这些儒医在随后的日子里,一边讲学,一边努力学习医学知识,补足上来,不也可以成为名医么?”
呵呵,少年,你难道不知道,不劳而获还能空手套白狼的感觉,是会上瘾的么?
袁枚写了上面那些文字觉得还不过瘾,继续说实话:“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传而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
这句话啥意思?
——袁大才子很清楚,医学靠的是实在功夫,容不得半点假货,所以名家难成;但讲学之类却纯虚不实,所以大师之类满街都是。
换言之,在袁枚哪个时代,已经是传统医学“劣币驱逐良币”的末期了,在那个时代,应该已经接近真正的传统医学的灭绝了。
在这里可能还有个疑问:就算儒生群体数量大,但毕竟不是真的专业医生,他们怎么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把传统医学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儒生入医的第三个变化了:
3、儒生以“非传统医学的专业人才”,却掌握了整个传统医学的话语权。
这些儒生,尽管他们并不懂医,也没有传授师承(专业医家绝对讲究“手法必求传授”),但他们却掌握着书写历史、建构医学谱系的话语权,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外道,是文人们说了算的,
因此,真的有能力的医家只有走“文本化”、“经典化”之路才能获得社会承认,获得认可与声誉。
这就像《封神榜》,能够封神的那些大牛,几乎每个都比姜子牙本事高,但是没办法,最后封神的,恰恰是这位“几乎没什么本事,被打了只会找师傅,既不是神,也不是仙的普通人”
试想,你行医几十年,在手术领域的水平登峰造极,好不容易有些声望,此时你想更多人知道,或者死后名垂青石,却发现能帮你“名垂青史”的文人儒医们,根本就不承认手术在整个传统医学的重要地位,人家早都基于自己的“转行特点”,定义清楚了传统医学的主要轨道“汤药”,此时你怎么办?
这种事情的前一两百年,或许还有一些“追求理想”的医生,摸着自己的良心在坚持自己治病为主,不怎么打嘴炮的优良传统,可是在随后的人们学医时,人们也会逐渐的发现,“汤药”这种专业提的人越来越多,医生们谈的也越来越多,似乎这才是正统,那么这些“后来”的医师储备力量,自然而然的会在未来几百年后,将原本的多种治疗手段,改的爹妈都不认识。
我们想象一下数百年间这幅画面,从开始阶段的那些真医家真名手依旧存在,只是数量降低,逐渐过渡成些真医家真名手却不得不依附文人名士以获得这些微声誉,他们弃实学而崇虚名,绝功夫而谈阴阳,于是,中医走上了玄学这条不归之路。这段话放在今天,似乎也蛮应景的。
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段,我们几乎可以推演出,这是怎么一副基于人性的利益至上考量而做出的文人与专家(医学专家)之间的“默认交易”:
文人和医学专家们,各有自己所长,并且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所缺的,恰恰是对方所有的:文人易为而方技难通,专家难以享受声誉之隆而文人最易获得声望,因此,医家中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便以玩文字、读《内经》而出名,正如佛教中苦修之徒少而口头禅者多,中医变成现在这个样——后面的话说出来恐怕更会被骂,我就不发挥了。
说到中医变成现在这个样,我不得不再提一个“面对西医进入的时候,文人是如何成功的利用行业的虚荣心,毁掉了行业的未来,使得中医变成各位今天看到的样子。”
这件事情我们要提两个人和一本书,让我们从历史的目光,重新看一下中医,这个命途多舛的可怜鬼: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人,叫王清任,他是清朝的医学家。
当然,关于他的介绍,我们直接看百度百科就好——王清任,清代医学家(1768-1831年)。字勋臣,直隶玉田(今属河北)人,邑武庠生,又纳粟得千总职。年青时即精心学医,并于北京开一药铺行医,医术精深,颇噪于一时。
对了,关于王清任,还有个有名的职业——解剖学家。
此人在解剖人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人体的内部构造和《内经》中描述的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就把这些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医林改错》
其中重点指出黄帝内经中对脏腑位置等描述错误之处。
各位,这件事情我们能分析出几个问题:
第一,这表示从传统医学在我国土地上诞生,一直截止到王清任解剖尸体之前,医学界的业内人士,普遍都默认“中医”(实际上这个词儿不准确,西医没进来之前咱们也不叫中医)里的五脏六腑,是实实在在的人体的五脏六腑——否则王清任以一个医学家,不会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还写在自己的书里。
第二,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这到底是传统医学抓住进化的机会,还是重新进入落后的循环里去的关键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王清任已经发现当时医学理论与实际不符了啊,这意味着在当时只要更多的人按照王清任的方法做,就有可能验证是非对错,甚至有可能优化医学理论。
不幸的是,为时晚矣。
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说的,传统医学的玄学化,重理论化,几乎只会汤药化的儒生入医现象,已经从南宋开始,到王清任时的清朝,整整四个朝代,五百多年过去了。
五百年,足够让大闹天宫的孙大变样,不仅旧罪全消,并且踏上新途。
五百年,也足以让一个原本以实干为主,尊重事实,并且尊重以事实为基础,修改自己理论的医学体系,变成了一套“儒生体系”。
什么是儒生体系?
那就是三大原则:
1、圣人说的一定是对的,一定是真理
2、如果你发现圣人错了,那一定是你错了
3、如果圣人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的,请参考第一条。
没办法,后世的儒生,一辈子干的事情就是不断强化圣人是真理这个思维体系,并且还在不断的“挖掘”圣人的言论还能指导什么。
以至于终华夏随后两千年,竟然除了王阳明,剩下的人在圣人方面只干一件事儿:作注。
好了,儒生的特点咱们不说了,反正他们在自己家的理论爱咋玩咋玩,问题是,这套方法论显然直接影响到了入医的那群儒生。
试想,作为一个儒生出身,你本身在医学这方面就先天缺失,只能靠不断地讲理论来强化自己的医术品牌形象(参考前面儒生大明白袁枚说的,一个医生想靠医术的专业度??声望那是极难的,只要有一个失败率就会产生医患纠纷,将自己之前搭建的品牌形象荡然无存。而如果讲学讲理论多余实操,只要你口才好,那些没得病的,都会因为你的口才帮你宣传品牌形象——事半功倍的买卖啊!
问题是,这样的逻辑的基础点,就是这套理论本身啊!
试想,如果以原本(儒生没有因私利而改变的传统医学)传统医学重实干的特点,发现错了,想也不想就赶紧改了啊!救人要紧。这时候的华佗们,张仲景们,之所以有改理论的勇气,是因为他们的底气是来源于“医者的实操经验”,来源于“治病救人,医者仁心”的独立人格,以及他们的伟大医术正式在过去不断的遇到各种病的过程中,不断微调,不断与客观事实接近的微演进而得到的患者的治疗效果,而不是被默认绝对不能改的某本医经,或者某种行业观点。
而入医的儒生,恰恰和华佗们相反,他们的正统性来源于自己过去所抛出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如果病人不治而亡,那还有的借口来圆;但是如果被证明自己所抛出的理论都是错的,那可咋整?做人总不能现实和理论双打脸吧?
当时的传统医学,一片死寂。
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所以我猜测当时的医学体系里,几乎都希望王清任解剖错了,他没有解剖人,其实解剖的是一条狗,只是那条狗看起来有些像人而已。
至与为什么会有一条像人的狗,那就是因为在代表宇宙真理的玄学体系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前提是,这个人拥有解释权。
而当时的传统医学,在整个医学体系内部不知不觉已经更换掉基础的底层逻辑的情况下,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想,那我们也去验证一下,验证之后发现哎呀真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细节改了不就好了?
这时候的医学环境,大概和那个时候的儒林环境差不多了:如果有人提出和经典有差,并且几乎已经是实锤和传统经典有差,那么群体更希望此人是错的,并且如果此人确实被证明是错的之后,大举利用宣传机器来通过宣扬对方的错误来反衬原有理论的对,而不是一起论证哪个是对的。
问题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即便在若干年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哥白尼在那个时代,所代表的能够通往更先进的,更正确的可能性。
不说哥白尼,我们继续说当时的“医学环境”,对于“儒生”医学思想几乎可能占据主要思维模式的当时的主流医学来说,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边缘化,不理他,等过几十年,这个人的理论也没人注意了,人也活的差不多岁数了,我们都是学医的,就不信这孙子能“向天再借五百年”?
问题是,这时候有出现了另外一个不是一条战线的人:余云岫,和他的《灵素商兑》。论其对中医中理论体系的错误,更加不留情,咄咄逼人,按照儒家的说法:是可忍孰不可忍——换句话说,按照儒家的思路,面对对方的咄咄逼人,自己的选择只有忍与不忍,而没有尊重客观事实这个选项。
这时候,整个传统儒生医学界还在痛苦于自己所宣扬的理论与发现的客观事实的不统一,与自己过去所学的儒家“千错万错,圣人不错”的那套必然不能更改理论这个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一个传统儒生医学界的大救星,传统医学或者说中医的开始从信仰层面的衰落的奠基者:恽铁樵 出现了。
注意,这哥们不是医生,而是先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还做过《小说月报》的主编,后来因为家庭变故,在34岁高龄,和一位名医汪莲石学医,并且神奇的是,从此人的经历来看,此人学医还是“兼职”在学,因为在这段岁月里他还在做《小说月报》的主编,而八年后,他在辞去《小说月报》主编的同年,就开了自己的医馆。
以此为案例,早期的儒生入医的过程,应该只会比他更不“像医生”。
此人看到王清任,余云岫对自己所处的理论发起如此惨绝人寰的攻击时,恽大(票)夫(友)目光毒辣,一下子发现了问题的关键点:
王,余二人所提的漏洞不外乎黄帝内经,也就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理论,和现实不符吗?既然现实不能改,理论不能改,那好办啊!我们让理论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脱节的设定不就好了?
写过小说的和只会看病的人思路果然不一样,只会看病的医生,思路只能是面对这个理论与现实不符的问题,要么通过手中的权力否定问题发现者,要么是通过心中的良知来更改进化理论。
而恽的思路简直是给当时的医学界上了一课:在原本文字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某些文字描述的内容“虚划”,与现实情况脱离,玩一套白马非马的套路,不就可以在既保持过去宣扬的理论能够继续指导已经儒化的传统医学,同时还可以完全无视王,余二人通过现实发现的《内经》的错误?
于是,恽在1922年,也就是《黄帝内经》至少问世数千年之后,成功的修改了这两千多年间所有人对其认知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中医的经络器官不是实体的器官”、“乃是理具性器官”。
从结果上来看,恽的这样的典型的小说式设定“一部分能与客观事实对应,另外一部分不能与客观事实对应”,成功的将《黄帝内经》续命万年:
在这种设定下,只要发现与内经不符的,都可以有一道底线:A非实在之A,而是XX之A。
解释权在谁呢?
不在问题的提问者,而是回答者。
至于恽说的这套理论到底是客观事实存在的真理,还是在当时整个医学理论体系受到难以维护的挑战而给出的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法,我就不做判断了(毕竟,你懂得)
(觉得神奇么?想想小说中常用的艺术要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你就知道为啥是他想出的这套设定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推演出这么几个难以解释的事情:
1、从恽提出这件事情的时间,以及同时代其他医者的表现来看,所有的传统医生,一直都认为《内经》的描述,就是客观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官。换言之,这套认识,是传统医学的从业者们,坚持了两千年的基本观念。为什么这个基本观念,会在一个学医从医没有多少年的从业者发表言论之后,整个中医环境就完全接受呢?
2、从我们的认知来看,中医体系,往往是拒绝外部的理论的,比如面对西医就说不能从西医的角度解释中医,但是整个中医行业在恽提出的这个理论中表现的态度,不仅没有一贯坚持的拒绝外部理论,甚至是像人民群众盼红军一样,盼着恽的这个理论。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是恽说出了中医里的真理?
3、假设是恽说出了中医里的真理而得到了大家(行业)的普遍认可,那就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个真理大家其实早就知道,只不过没人总结罢了。第二,这个理论,是为了配合某种棘手的现象,而不得已打的(理论补丁)。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局面,哪怕这个理论也说不清对错,大家都必须默契的接受。
好了,不推演了,点到为止。
但是至少到这里为止,我们知道了这么及个客观事实:
1、历史上的传统医学,在没有儒生进入之前,是多种手段的,而且这些手段中,不仅有领先当时时代,并且还有些手段的理论基础和今天的西医的基础类似。
换句话来说,今天所谓的西医的理论基础和中医(中国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不能共用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有意无意的发起了一次自宫行为,将某些可以和西医的理论基础符合的治疗手段,阉割掉了。
阉割的理由,既不是这种治疗手段不能救人,也不是这种治疗手段不够先进,从后世的医学从业者的描述来看,这种被阉割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这些治疗手段的传播,不符合某一群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
2、如果儒生入医是历史史实(实际上几乎是实锤了),那么在儒生选择用自己过去所学的精华来应用到传统医学时,几乎就注定了中医,也就是传统医学的衰落:
因为儒生所学,和医生所学的服务对象完全不同,导致了其理论根基的底层认识完全相反——儒家的理论,本质上是给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用来治国的,所以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允许按照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扭曲客观现实”的,同时儒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所以其理论必然要塑造统治阶级最高端的光环,以及绝对的正确性。
这种绝对的正确性,既包括当前权威的绝对正确性,也包括过去权威的绝对正确性(前提是该统治者符合儒家的要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厚古薄今”变成了大概率事件。
在这个大前提下,未来发现的新生事物,能且仅能被过去的权威解释,哪怕未来发现的新生事物,明显不在过去的理论体系中,也必须和其结合,以保证过去权威的不可更改性。
而传统医学的作用者是病人,并且传统医学本质上来说,更贴近实物科学。而实物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时可接受新生事物,并且时刻检查自己的理论基础是否与新生事物相符合,是否需要更新。
问题是,当儒生将这一套套入传统医学时,那个曾经以实干治病为主要工作,除了医好人不可改变,什么都可改变的传统医学,瞬间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符合这种意识形态的,便是我体系内部的,不符合的,就不是。
如果再加上一套过去不可改的框架思维,以及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关系,那么这套所谓的传统医学,就失去了主观的,还有客观的进步动力——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医学的衰落,不仅仅是客观的(西医强),还有主观的(某些人并不关心它强不强,只关心自己的权威是否会被动摇。(想到了谁?某些王八蛋皇帝对不对?)
今天的这篇文章确实有些长,但是这么长的文字,似乎让我看到了过去一些中医黑和中医粉死磕的问题的新解法:
1、没有中医,中国人怎么能活这么多年?
常见的说法是,人类的自然抵御灾害的能力。
新说法是,在传统医学还在干实事儿,没有一群以话语权谋私利的利益集团进来的时候,中国人当时主要靠这些治疗手段。而在后面的儒生入医的”文章治病“时期,中国人治病主要靠命硬。
2、我们今天争论的,以为的,已经存在几千年,早被验证了几千年的东西,很有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某些人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而扭曲的现实。
而我们之所以还能认同这些扭曲的现实,甚至主动为其找存在理由,并且深深地相信这些理由,恰恰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
很多时候我们争论一件事情的原因,并不是在争论这个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在维护自己认为这件事情必须对的情绪而已。
3、中医,确实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但这个“深”,我们需要重新定义。
大家不觉得奇怪么?
医学是治病的学科,而治病这件事情,本质上应该更贴近自然科学,而并非文化特点。
换言之,一个治病救人的学科,判断其的标准,应该是其疗效到底怎么样,而不是其理论能讲的多炫目?
以前我们认为的中医所谓的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比如易经等究天人之际,我国的中医,正是借用了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医疗体系,才有了中医的辉煌。
现在看来,可能是相反的:传统医学在还没有意识形态,非要站队,必须选择姓中还是姓西的时候,一直处于“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不断自我进化的状态,而在那时,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很有可能只是几句话,甚至只是医生听过类似的话。
而我们了解的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很有可能只是儒士入医过程中,为了增强自己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而必须拉来的更高级别的“理论背书”而已。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种可能性并不低,在过去历史中,如果说论对易经等书籍的了解,儒家子弟排不了第一,也至少是前三,论动机,论资源,论收益,儒家弟子做这件事情的关联度而达成背书的目的的可能性,都会远远大于来往于各个城市和地区,通过实战和经验判断病症,并且有多种办法进行治疗病症的真郎中们。
最后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拯救中医?
实际上我给出的答案一直没变过:别把中医当中医。
《大明王朝》里面有一句话,描述这种状态最合适:有些东西,不上称秤,也就二两重,但是你一旦放在秤上,那就一千斤也压不住(这些东西的重量)。
不知道大家理解这句话没,把中医过于当中医这件事儿,就是把一件不上称的二两重的东西,生生的秤成了几千斤的庞然大物。
如果一种客观实物,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试错和探索可能性,那么为其加一个方向,加一种主观认识(而非客观事实),加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加一些更多的文怀解读,你这不是在爱这种客观事物,你这只是在爱自己(害怕这种客观事物不够好,而给深爱的自己丢人而已)
,换言之,你并不关心这个医学是否在客观上足够优秀,并且未来也会更加优秀,你关心的只是,这个医学是否可以把自己说的很优秀。
而这种因为自我私利而强加的,并不属于这种客观事物的烙印,会让这种必须时刻进步的实物,在后世的进步探索过程中,谨小慎微,亦步亦趋,甚至故步自封,只留下你的唯一目的:能把自己说的很优秀。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没有儒士入医事件,传统医学没有被“流芳百世”以及不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所绑架,这八百多年,不仅原有的多种治疗手段会发扬光大,甚至会在这八百多年,创造出新的治疗手段,同时,这些务实的郎中,医者们,抱有的并非“姓中还是姓西”框架下的“行为正确指导”,而是不断发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学习精神,看见一个外国的优秀的治疗手段就吸收,看见一个高超的治疗工具就学习,800年后,我们拥有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体系?
《笑傲江湖》里,华山派的重剑还是重气的意识形态之争,几乎毁了整个华山派,留下的只是一个伪君子,和他根本不怎么样的武学体系。
我们过去的姓资还是姓社,阻碍了我们整体的发展,如果不是邓公的少谈点主义,多一点行动的实干思想下,我们可能现在还在穿着表姐表哥们穿过的,被妈妈补了无数次的衣服,面对整个社会的物资贫乏,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同样,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既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属于必须要有意识形态的治病救人的学科,强加那么多枷锁?既要要求其符合从业者并不一定需要,但是我们吃瓜群众却要求其一定符合的某些高深的经典(以增强我们那虚荣的民族自尊心和证明我们祖上比别人牛),又要要求其理论与现实出现不符合的情况下时,只能选择“扭曲现实”,而不敢修改理论,因为一旦修改,这和我们内心中设定的那个又红又专的中医就完全不符了。
说白了,我们心中的中医,根本不是人能创造出来的:
我们要求我们心中的中医,拥有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理论基础,并且默认其是最智慧的,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书,不论是在它之前还是之后的,都是渣,我们心目中要求的那个中医的理论体系,才是世界上最完备的。
我们要求我们心中的中医,其几千年的理论基础,拥有极强的语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至于在未来几千年,都是绝对正确,并且任何未来的新发现的疾病,都不会逃出这些理论体系,虽然我们自己都写不出第二年绝对正确的文章,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的自信(和不讲理),我们相信,我们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不管你是不是,你都必须是非常厉害的理论,未来不能出错。
我们要求我们的中医,在不接纳世界上新发现,新发明的治疗方法,工具的前提下,吊打一切创新医学(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疯了)。
我们要的是中医么?我们要的是一个菩萨!
而且这个菩萨千万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动不动就说,我过去说的什么什么也是不对的。
这个中医菩萨,需要按照我们的设定,既古老的历史悠久,又先进的无与伦比,既在自我特点是一直独特而又持久保持,还能在疗效上与时俱进。
我们给中医这尊菩萨,有意无意的安放了太多的我们自身的设定,却独独忘记了这尊中医菩萨在诞生之初的唯一设定,这个设定不仅是过去唯一,并且个人认为在现在和未来的都是唯一,那就是:
治病救人,医者仁心。
当我们选择性的忽略这个本质,而只是为了我们的私心来强加能够证明我们是我们的表象时,我们就已经放弃中医,而选择那既不能治病,也没有仁心的虚荣了。
如果我前面说的中医的变化史真的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以儒士为手段,进行了一场长达800年的,传统医学的养成游戏,这个养成游戏,不论我们怎么玩,游戏结局都是确定的:中医的决定性衰落。
唯一改变这个结果的方法只有一个:不是我们怎么换玩法,而是我们不在玩,让中医自己玩。
我是江南沐雨,《众神聊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