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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权势熏天的时期,是在天启元年至崇祯一年魏氏身死为止,期间大致七八年。

魏忠贤从一个自阉的市井混混,混到黄运泰、潘汝桢等一班阿腴宵小,拜稽出“九千九百岁”的荒唐媚呼;同时,在各地都建起了魏之生祠,有的生祠的规制,甚至大大超过了在中国不可逾越的“忠义”的标杆——岳庙、关庙之时,

水满则溢,月圆则亏的客观规律,便发生作用了。

魏忠贤从天启帝那儿,积攒了几十年的信任和宠信,都不能阻止崇祯帝下给锦衣卫的抓捕令牌。所以,还没等到缇骑径至,魏阉便一丈白绫悬梁了结了。

在大明的皇权、宦权、臣权的权力三角中,所谓权势熏天的宦权,在新晋的皇权轻轻的一折之下,嘎嘣脆成了两节,余孽也尽受追索。为魏氏极尽撑腰的天启帝奶妈客氏,勉强算个外戚吧(基于天启帝的极度尊崇,就当她是封建王朝中的一极力量——外戚吧),被崇祯帝让人鞭死在浣衣局的院子之中。势去如风,满目狼籍。

千万不要藐视大明的皇权,哪怕它是才出生一天的皇权!很多人以为,大明皇帝个个奇葩,不是开豹房,就是做木工;或者二十几年不上朝,或者启丹炉、书青词。也有人以为有明一朝276年,除了洪武、永乐帝干过些正事,其他皇帝都是在玩物丧志。

非也,由于专制制度到了明朝,已发展接近巅峰。所以,明皇大多是二千多年来封建王朝中最会整合各方力量的精明人。

给你的宠信和权势,是为了更方便榨出你最后一点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由于制度的关系,皇权最怕的不是东林党的文臣,也不是权阉,而是大明的武官。

东林、权宦这些傀儡,覆手须倾可压在皇权的五指山下,恣意妄为的魏忠贤,被制度加挂、新晋的崇祯帝一击便倒、毫无抵抗之力,便是明证。而崇祯朝,仅是明朝最虚弱、最平庸、最可怜的一个朝代。

当然,最可怕的武官们,其结成军事集团的可能性,早被朱元璋用“卫所制”,先知先觉地所分解和融化。余下的军门勋贵,不是被瓦刺在“土木堡之变”之中一网打尽,就是被争权夺势的东林党文臣和权宦所压制,皇权那个心里暗爽呀。

直接说“木工天才”天启帝朱由校吧。

他是不是玩物丧志、有无治国之才,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就知道了。细节之中见魔鬼么。

打过“宁锦大捷”的袁崇焕,论作战能力,在晚明不算很差吧。

他上了一个奏折,说准备筑城困死努尔哈赤部。这方法,与后来忽悠住崇祯帝之策如出一辙。天启帝在忙碌地做完木工之余,顺便问了袁很多防女真部落中的战略、战术疑问。比如如何防止女真围点打援,如何在努酋来袭时,保护边城外的耕地和边民等问题。

袁崇焕顿感哑口无言。袁的无语,并非个人能力不够所致,而是有因国力衰减、被魏权阉制约而无法回复天启帝的因素在里面,但这至少说明天启帝和袁崇焕都不是昏君庸将。当然,还反映了一点,老袁的水平、运气比李成梁要差点儿意思。

然后天启帝说,“胜无轻谈。”(想取胜不是这么容易的),又斥责袁崇焕,“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该督抚要踏实做事,别扯那些没用的)。

以上大略纠正了一下大家,对晚明政治力量中主次构成的错觉。下面再来谈谈后金,为什么攻不进天启帝时的国门。

先说后金。

明敕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比天启帝登基早了三年,宣布因与明朝有七大恨,而举事叛明。在这以前,努尔哈赤及其祖上,一直生活在李成梁总兵依明国策所造成“力足以自立,势足以对抗,互不通属,各自通觉,不得纠合”的压迫之下抑郁着。

也就是说,万历皇帝施行的是,让女真各部落之间达到一种自立、均衡、互抗指标的政策。明朝政府的考虑是这样的,显然,如果女真某部太弱了,易被其他部落所灭;太强了,易纠结侵犯明边。实际上,大明一直在女真各部之间,作着剪强助弱的调节,让女真族各部落一直处在谁也灭不了谁的争斗之中,而永远没有力量,去侵犯大明之边境。

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果然聪明无比,腿瘸,心眼却一点都不瘸,不愧为“柱国名相”张居正教出来的高徒。

然而,聪颖的努尔哈赤一直在大明的压力下,于东北假借“仇隙”之称,东征西讨、四处兼并各部落。而李成梁出于私心,在后期以“养寇自重”之技,为多多抢夺明庭为其防区的资源分配而努力着。

加上孙承宗的力所不逮,和高第愚蠢的弃关外疆土而独守关隘之策,对努酋的压力,就仅浮于表面之上了。在很多的战略节点上,出于国力衰减和私心,都没卡死尚为弱小的努酋的作为。

到了袁崇焕手里,袁也无特别出类拔萃之才,中上等不错的能力吧。

他自然也倾向于以守代攻,保住山海关不破就行了。毫无李成梁在到处挑拨之后,又以宗主裁判之态,四处行惩强扶弱之能。不过,在宁远城上,用红衣大炮总算是让努酋认识到,与大明玩心跳,得自己的心脏足够强大才行。

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纪用监军,袁上书请求调离指手划脚的太监无效,反受魏阉弹赅。巨功仅晋一级,便愤而辞官,朝庭以王之臣替之。

仅就这一点,当然不能说魏阉在内推天启朝。但皇权通过宦权代行监控军权,在战场形势急迫之时,高级军官在临机决断上,会颇受煎熬。如果这个军官个性强点、能力也不太突出,就容易被敌所趁。土木堡之变,就是受太监王振所侵,大明勋贵、文武精英尽失。

这就是战争时期,皇权太强的坏处。它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调节机制,无法对过于强大的皇权所露出的短板,进行补救。

其实,魏忠贤的眼光还是有的。他看到了东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顾东林党地阻拦,以收工商税,开辟新税源来填充国库,弥补了因小冰河时期农税赚收、军费不足的大难题。否则,明朝国力会衰退得更快。袁崇焕、洪承畴的仗会更难打了。

一收工商税,等于宣布,皇权与处于臣权主导地位的东林党要隔空互怼了。因为这侵犯了臣权的来源、黑金之核心了。要知道,自太祖剥夺了宰相一职后,文官便与皇帝同床异梦了。

上边说过,皇权灭了东林党不易,但遏制住东林党,还是比较容易的,强势代理人魏忠贤一放出来,东林党便被咬得战栗不已、满堂噤声了。

还有一个问题,李自成还没有出现。

事后看来,李闯这股力量,从内部打破了明朝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并拖垮极为拮据的帝国财政,还使明朝的军事部署处于左支右绌、处处露怯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李闯的群众基础,比后金要天然的好很多,他没有民族基因排异的担心。关内更无长城之阻隔,剿起来很不容易。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攘外必先安内”,真是治国良言呐!

李闯部是一支农耕社会的起义军,这支队伍无论是经济血缘,还是在血统性上,天生对大明的民众具有亲和力,并因此能得到民众的补充。而仅凭后金这些游牧民族的无根飘萍去折腾,反观后金既无强大的财力补充、又无充沛的兵员补充,以落后的奴隶制度,也无法长期对抗更为先进的、农耕社会制度下的大明官军。

当然,后来经过努酋的努力,到处和纵连横、抢占基地,游牧习性有向农耕社会靠拢的趋向。但由于满族地处满、蒙、朝鲜不同族国之间,到处充满基因排斥的民族、国际的恶劣环境,后金比起李闯在同族中的本土作战、融民为兵,打败明朝,显然就难了很多。

满清这种先天的缺陷,直到康熙朝,采用了大明对后金一模一样的民族政策,才让蒙古不再与满清作对。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攻不进天启的国门,主要不在于魏忠贤在不在位、权势强不强,而在于努尔哈赤仅凭游牧的奴隶制度下军队,是无法与大明的农耕社会制度下的国力相抗衡的,也无法侵入长城这层皮肤,让大明立时毒发身亡的。

它的主要原因在于,是经血出同族李闯的强力内推,从内部破坏了大明身体的免疫力,让外来力量更易侵入其机体,所造成让大明重疴在身、突变身亡。

大明非死于大清,实死于李闯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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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妖九千岁,虽说是坏的一匹,但从某些角度上来说——他倒是对于大明有功,有效的阻止大明加快步入深渊的步伐,谈不上饮鸩止渴,也绝非歪打正着

天启年间,纵横江湖身为武林盟主的魏忠贤,的确保持了明朝的稳定,防止因为党争造成的内耗,成功的给大明续了一波命

但是,他也绝非什么善男信女,打黑枪、捞黑钱、玩阴谋权术,初衷也是为自己大权在握,并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追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启年间的大明朝,可以说上下铁板一块——阉党一统天下,不是坏事

魏忠贤掌权前后,各党派之间斗争不断,东林党虽然处于霸主地位,但仍然不能实现一统江湖,这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毕竟各派系之间的互相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互相制衡,互相掣肘的,根本没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九千岁不一样,在他的淫威之下,普天之下皆阉党,大家都跟着九千岁干,也就不存在派系斗争,办个事儿也利索的多,无非就是钱嘛!作为武林盟主,魏忠贤控制着所有部门,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对内对外也都不会出现什么乱子

明朝流行以文制武,和平时期倒也无所谓,一旦出现战乱,这就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二人所属派系不同,自然要影响到前线的作战效果,甚至会影响到战事的成败。萨尔浒之战咋输的,名将尚存且能力很强,奈何却被杨镐这样的白痴统帅,最终全军覆没被人逐个击破。而杨镐之所以能成为三军统帅,是因为朝中关系,派系的支持,为了给他混个军功。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为了党派的利益,国家利益竟然也可以抛诸脑后,也真的是悲哀

反观天启年间,一切都是老魏说了算,在外打仗不用怕什么有人捣鬼,给老魏送够了钱,修明白生祠就行了!安安心心守你的边关,一切有九千岁撑腰

努尔哈赤虽然已成气候,奈何遇到了人生的克星——孙承宗师徒

要说,其实大明朝也没有那么铁板一块,边关守将也好,监军也好,掌握大权的也都是阉党的人,这些人不说是没有啥能力吧,缩在城里自保还马马虎虎,带兵打仗攻城略地就不行了,所以努尔哈赤也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准备给大明朝来一发

可以说,最初努尔哈赤是尝到了甜头,眼见大明朝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打的,他有些得寸进尺,准备玩波大的,到关内旅旅游,可惜就碰上了他一生中的梦魇——袁崇焕

起身微寒的袁书生,靠着老师孙承宗的指导,一路走来成长为一个坚毅果敢的人,也正是他的横空出世,保住了大明王朝的边关,守住了国门。面对气势汹汹的后金骑兵,他没有像阉党一样撤离至山海关固守,而是在宁远这座残破的小城筑起了防线,最终凭借着自己对于军事的理解和运用,他成功抵御了后金猛烈的攻势,并击伤了努尔哈赤(据记载,他很有可能用红夷大炮打中了努尔哈赤,并导致其半年后身亡)

正是这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保住了大明的边关防线,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清朝直至入关都未能突破的宁锦防线!可以说,没有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力挽狂澜,或许努尔哈赤早已率兵入关,至于那时候大明会不会被打的七零八落,还真的不好说!

话题回来了,跟魏忠贤有什么关系?答案是有的!他负责邀功收钱嘛,然后继续让袁崇焕接着干,好给他创造更多的受益。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对国家来说,反倒不是什么坏事!

小乱虽然常有,但是大方向不会错——权倾天下的好处,就在这儿

有人说,袁崇焕很有实力,也证明了自己,无论放在啥时候都能接着干,魏忠贤不过是捡漏了而已。问题是,真的如此吗?且不说袁崇焕无根无派,就是他在朝中有大树撑腰,也保不齐会出什么篓子。要知道,党争不断的明朝,言官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弹劾(软刀子杀人),如果你没什么根基,分分钟向皇帝告你的黑状,本来是作战有功,弄不好到最后就成了什么结党营私、结交近臣,图谋不轨了!皇帝万一信了,撤职还算是好的,拉出去砍了的,真是比比皆是

而如果他原本就有根基,那更容易招风了,政治对手肯定想搞倒搞臭你,如果根基深厚还好点,万一不够深厚,份额分钟成为政治牺牲品。这就是政治,很残酷很无情,愿意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不少,但是为了自己利益的人也挺多的

但是到了魏忠贤这儿就不一样了,老魏什么人,阉党一把手!朝中上上下下都是阉党的人,只要老大听挺你,放心大胆的干就得了,耍黑枪什么的,不存在!要么说后来袁崇焕被崇祯论罪的时候,就有人拿出他的黑料(给魏忠贤修生祠),以此来攻击他。说句难听的话,那时候谁不给老魏修生祠呢,袁崇焕这么做且不说是为了个人发展了,就说他在边关待的那些年,对于明朝的贡献,修个生祠又怎么了?

所以说,天启年间社会动荡是不假,但不至于乱!况且魏忠贤这个人,还是很有数儿的,他搜刮钱财的对象和打压的阶层集中体现在官商士绅,对于贫苦百姓倒是从不坑害,估计是觉得老百姓也没啥大油水捞,出发点我们暂且不管,至少结果是好的

有个说法,叫做魏忠贤不死,大明不灭。虽说有失公允,但却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这个魏忠贤指的并非是魏忠贤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种现象

党争不断的明朝,在中后期尤为明显,到了崇祯一朝更是变本加厉,可以说党争的不断恶化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而魏忠贤所代表的,是权力势力高度集中,综合了臣权、宦权、皇权的一种体现。

中央集权制度的好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倒不说魏忠贤能干大事儿,但是在他被干掉后,崇祯并没有完成有效整合,最终,他在一步步的错误中,彻底丢掉了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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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掌权的时候,自天启元年(1621年)到崇祯一年(1627年)魏忠贤死亡,有六七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为什么努尔哈赤的军队就是打不进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努尔哈赤的军队正在发展壮大,但势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于明军抗衡。

努尔哈赤的部落最初为明朝守卫建州,后来他的父亲被明军错杀,努尔哈赤申诉不得,才以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了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征战,建立了后金,成为后金大汉,年号天命。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盛京誓师,宣布对明朝的七大恨,亲率2万步骑兵进攻明朝。



这个时候,如果明朝应对得当,完全可以消灭努尔哈赤的军队。可是因为战略失误,十一万军队战败,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魏忠贤掌权时,正是努尔哈赤大军疯狂进攻的时期。天启元年以后,努尔哈赤相继攻陷辽西广宁、锦州、大凌河等四十多个城堡,打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到1626年,宁远之战,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打伤,很快就死了。

客观地说,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军队还没有绝对把握战胜明朝军队。

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是为了打击东林党人,也就是用宦官集团打击文官势力,加强了自己的统治。

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喜欢做木工,他对朝政没兴趣,所以就重用太监魏忠贤,任由其把持朝政,惑乱朝纲。魏忠贤坏事做尽,任人唯亲,大力发展自己的党羽,残害忠良,贪污受贿,权倾天下,被人称为“九千岁”,各地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供奉,架空了皇权。当时很多人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皇帝。



但是,如果说朱由校就是昏聩无能,玩物丧志,也是不对的。即使皇权被魏忠贤架空,那也是朱由校自愿的,但他并不傻,因为魏忠贤代表的就是他的利益,维护的就是皇权。而东林党人并不是这样。

当时,明朝党争非常严重,武官集团还好,没有形成势力,因为朱元璋最怕武官造反,采用“卫所制”,将武官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与朝廷争利的就是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都是迂腐的文人,同时也代表沿海工商业地主商人的利益。他们以君子和清流自居,势力十分强大,是明朝党争的始作俑者。

这些人开口闭口是圣人之言,背地里男盗女娼,欺压百姓,逼良为娼,奸淫妇女,克扣粮饷,与朝廷争利。

朱由校重用魏忠贤的宦官集团,成功打压了东林党人,加强了自己的统治。



朱由校并不昏庸,举一个例子。袁崇焕上了一个奏折,准备筑城困死努尔哈赤军队。朱由校在做木工活的同时,反问了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防止女真围点打援等,袁崇焕立刻哑口无言。朱由校淡淡地说:清谈怎么可能取胜?

可见,朱由校最讨厌的就是东林党人的夸夸其谈。他重用魏忠贤,是因为魏忠贤可以代表他自己。

魏忠贤最大的功绩是做对了两件事情:一是向大地主和商人收取工商税,二是加强对东部边境的防御。

魏忠贤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他知道老百姓没钱,所以专找有钱人弄钱,没有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明朝后期正处于“小冰河”时期,由于天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入不敷出。魏忠贤将目光放在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这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大商人富得流油。

魏忠贤在江南地区设立了工商税,向大商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征收工商税、矿税和海税,从此国库不愁,而且对灾害地区的农民减免税收,这样不至于激起民愤。



另外,魏忠贤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他虽然残酷打击异己,却对东部边境的战事非常重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来势汹汹,但魏忠贤大胆启用了熊廷弼、袁崇焕等将军,而且在军费上大力支持。如果没有魏忠贤大力增拨军费,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不可能建立,取得宁远大捷的红衣大炮不可能购置,就不可能打败努尔哈赤,最后让他受伤至死。

如果崇祯皇帝继续重用魏忠贤,明朝应该不会迅速灭亡。因为魏忠贤严重打击了东林党人的利益,在崇祯搬倒魏忠贤以后,东林党人向崇祯建议,取消了工商税,增加了农业税,才逼得人民造反。李自成本是一个驿馆邮卒,因为崇祯开源节流,取消驿馆下岗才揭竿而起,最后成为崇祯的掘墓人。

如果没有李自成攻打京城,吴三桂不会从宁远撤出勤王,后来投降多尔衮,明朝也不会就此灭亡。

我是子龙威武煮酒谈史,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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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4月,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尽的时候,特意在衣襟上写了句“然皆诸臣误朕”甩锅,曹化淳也忍不住感慨:“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魏忠贤掌权的时候,对于抵挡努尔哈赤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实际上,魏忠贤此人素来喜欢排除异己,也喜欢敛财,说他能力强也不见得,可他确实又比朱由检强,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魏忠贤还活着的话,应当能够为明朝多撑几年,也只是几年而已。

魏忠贤之强于朱由检,一则强在敛财,二则强在用人。

明朝到了朱由检,或者说到了朱由校手上的时候,财政已经离崩盘不远了,这也是朝廷没有钱的原因所在。

可是,朝廷没有钱,却不代表官僚士绅集团没有钱,相反他们很有钱很有钱,说他们富得流油也不为过,因为他们趁着国难之际、百姓潦倒之时兼并了很多的土地,并且没有上报,这就是说他们拿到了这些土地并获利,却不用缴税。

明朝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一个是农业税,一个是商税。

官僚士绅偷偷拿了地所以不缴税,明宗室占了地则不用缴税,这么一来,明朝能够收到的农业税显然直线下降。

农业税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农业税少了,明朝政府能不穷?

当时的商税也好不到哪儿去,尤其是晋商更可恶,他们发了多少国难财,鬼才知道呢!明朝这边明明已经越来越难了,可是他们仍然为了几个钱和后金交易,说他们通敌、资敌并不为过。

所以,明朝之亡,也少不了晋商的捣鬼。

晋商的背后是谁?是明朝官僚,所以说到底还是官僚士绅在给明朝挖坑,然后活埋了明朝。

魏忠贤对官僚士绅可一点也谈不上客气,下起手来比谁都狠。

魏忠贤掌权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刮得到钱?正是因为他拿那帮嘴皮子功夫一流、捞钱一流、能力没几个入流的官僚士绅集团开刀了,收刮商税更是收刮得东林党嗷嗷直叫。

这一点,朱由检可就远远不如魏忠贤了。

朱由检铲除了魏忠贤之后,东林党没了对手,势力迅速发展,后来更是不把朱由检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对于农业税,朱由检还是不敢收,可是商税都快被东林党给取消完了,这也不能收,那也不能,朱由检一说要收,东林党直接挑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与民争利,他还不敢顶嘴。

可是没钱怎么办呢?朱由检想向自己倚重的文官集团借点钱支撑一下,可是没人搭理他,太尴尬了。

朱由检没钱了,还怎么继续维持明朝的正常运转?你拿不出钱来,谁还愿意给你卖命?所谓的“忠君爱国”只是文官拿出来忽悠人的玩意儿,说白了一分钱不值。

魏忠贤拿得出钱,所以有人愿意跟他,所以明朝也能打得起仗,自然也能继续和努尔哈赤打下去。

对于用人,朱由检和魏忠贤一比,更是差得让人鄙视。

说实话,一旦到了乱世的时候,武将的作用是高于文官的作用的,或者说相辅相成,如果再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这一套的话,绝对会乱套。

可惜,朱由检却想不明白这一点,他对文官的态度可用如今的一个词形容——跪舔!对于武将的态度,却可以说是蹂躏,是践踏。

所以,朱由检一手将原本仍然具有一定优势的牌打成了“文官只求财不忠君,武将不愿忠君不肯卖命”的局面,洪承畴等武将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投降?说白了还不是怕朱由检的清算,怕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得不到保障。

对于武将,朱由检是用谁疑谁,恨不得将武将全给杀了,这样的朱由检谁愿意给他卖命?没有武将卖命,这个朝廷也就离死不远了。

但是,魏忠贤却不同。

魏忠贤是所谓的“阉党”,可以说天生就是文官集团的敌人,所以魏忠贤掌权的时候是盯着文官集团打压,钱也从他们的身上刮。

反倒是对于武将,或者由文转武的人,魏忠贤表现得更“友好”一点。

拿辽东来说,不论魏忠贤出于怎样的目的,孙承宗能够督师蓟辽也少不了魏忠贤的放手,孙承宗能够放开手脚守住蓟辽也少不了魏忠贤在背后支持,魏忠贤让人送武器装备、钱和物资去辽东给孙承宗也是事实。

魏忠贤当然不是和孙承宗是一个阵营,但是他敢用孙承宗,这一点,朱由检这个废柴行吗?显然不行,袁崇焕的下场证明了一切。

朱由检的用人之道可谓是一塌糊涂,可堪一用的人要么被他杀了,要么被他逼得投降了,他还能用谁?东林党别说不会给他卖命了,即便有人会,他们的笔杆子又有何用?

钱谦益的“水太凉”,言犹在耳呀!

所以,魏忠贤掌权之时尚有余力去挡住努尔哈赤,朱由检不行。

当然了,这也并不是说魏忠贤没死的话,后金就一定打不进来,只是后金还没有积蓄够实力而已。

努尔哈赤从拿十三副遗甲起兵到建立后金,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因为他需要积蓄力量。所以,他想要打败明朝,也需要积蓄力量。

可是,明朝和后金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明朝越来越弱,后金越来越强,对于这一点,不论魏忠贤掌权与否都没办法改变,所以后金打进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会因为魏忠贤在不在而改变。

所以说,魏忠贤对明朝的作用也远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事实上,不论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还是东林党,抑或是朱由检,他们都是明朝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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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虽然无恶不作,但对国家军事,还是比较重视的,不会轻易换帅,更不会肆意妄为,不轻易瞎整明朝兵部。(魏忠贤剧照)

毕竟只有国家在,国土稳定,宦官们才能逍遥快活。这一点,老奸巨猾的魏忠贤,自然明白。

朱由校继位,改元天启。魏忠贤跟朱由检的乳母交好,两人串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逐渐掌握朝廷大权。

同时,朱由校能够成功当上皇帝,也多亏了东林党的鼎力支持,所以,在朝廷六部、内阁中,东林党的正直人士,都能够得到天启帝的重用,担任要职。

于是,在天启初年,政局焕然一新,朝中大臣多是正直、有能力的大臣。在这些大臣的极力支持下,面对辽东局势,先后启用熊弼廷、袁可立、袁崇焕等优秀将领。使得辽东局势,在天启初年,大为乐观。

对于这些将领的任用,以及他们对待后金的军事策略,魏忠贤基本上没有太多阻挠,这也使得、天启年间的辽东局势一度好转。反而是东林党的一些文臣们,相互内斗、构陷辽东将领,使得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魏忠贤与东林党 剧照)

辽东局势中,最为优秀的军事将领袁可立,是被明清历史选择遗忘的人物。

因为有他的存在,才使得天启年间,乃至崇祯年间,在辽东战场中,明军才有机会,大肆攻击后金的军队,后金的努尔哈赤的嚣张气焰,才被得以压制。(明末辽东军事图)

袁可立,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帝师,深得明熹宗信任。随后迫于辽东战事的危机,袁可立临危受命,在登莱建立战区,意图从海上压制努尔哈赤的军队。

在袁可立的积极调度下,明军从海上、陆地发动积极攻势,一度取得重大胜利,还收复了被后金攻占的大部分辽南地区,打的努尔哈赤、毫无还手之力。

这是明末时期,仅有的一次主动进攻的成功战役。

此外,袁可立积极策反后金的高级将领刘爱塔。刘爱塔,在后金汉人中,政治地位崇高,努尔哈赤也是极其欣赏他,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刘爱塔目睹了,后金残忍对待汉族同胞,决心反抗后金,报效明朝。(策反刘爱塔 剧照)

于是,积极策反后金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反抗努尔哈赤。后金区域内的汉人暴动,再加上袁可立的军事打击,一度使得后金岌岌可危。

趁乱之中,刘爱塔找了个跟自己酷似的金兵,把他烧死了,采用“狸猫换太子”之计,自己成功逃离后金。而后金的人一直以为刘爱塔为国捐躯,被烧死了,努尔哈赤十分惋惜,下令好生安抚后事。

后来,后金得知真相,怒不可遏,一直将这件事情当做奇耻大辱,对袁可立也是怀恨在心。这也就导致,在满清编写史书时,极力消除袁克立这个“可恶”的汉人,甚至为他大兴文字狱。(袁可立剧照)

总体而言,在辽东军务上,袁可立从大局出发,不参与党争,为辽东战事规划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海陆两栖作战,安抚悍将毛文龙,调和各个边关将领的矛盾,在后金内部策反投降的汉人,最终为天启年间、崇祯年间的辽东战事,勾画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军事路线。

只要明朝将领,坚持袁可立的军事路线,从大局出发,不在边关抄家、闹别扭,镇压、消灭后金,是迟早的事情。

而此时,身在宫禁之中的魏忠贤,也深知袁可立的军事才能,一直不轻动明朝兵部,让袁可立掌握兵权,处理辽东军事。因此,辽东战事,得以在天启年间逐渐取得喜人的成绩。(魏忠贤与袁可立 剧照)

但在东林党人的教唆下,袁可立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党争,最终与魏忠贤发生了摩擦,被迫远离兵部。而袁可立经此一事,意气用事,不再参与朝中大事,最终看着自己亲自规划的辽东军事防线、一步步崩塌。

最终,在天启年间的后期,由于后来的辽东将领们,孙承宗、袁崇焕缺少袁可立的大局意识,调度无方,在加上朝中东林党、阉党内斗,不顾辽东的军国大事,使得明朝水师进攻一度被废弃,导致辽东局势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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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执政时,努尔哈赤的军队始终打不进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一个人有关系,但这个人不是魏忠贤,而是毛文龙。在天启二年的时候,毛文龙在偷袭后金的要塞丹东市后,便率军撤退到朝鲜湾中的皮岛上,随后他以此为据点,招抚辽东的难民,组建军队。

因为毛文龙的崛起,让后金在地理位置上陷入了一个四面围困的局面。换句话说,当时的后金的根据地,处在大明帝国、蒙古、朝鲜王朝和毛文龙的四面包围之中,这让努尔哈赤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后金不管往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发展,只要他的军事主力长时间的远离自己的老巢,大明帝国、蒙古、朝鲜王朝和毛文龙这四个势力,都可以趁机去骚扰他的老巢,从而让努尔哈赤顾此失彼,不得不撤退回来。



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它是建立在这四股势力都拥有野战实力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当时朝鲜王朝和大明帝国的军队,早已经丧失了野战能力,努尔哈赤不去招惹他们俩,他们就已经是阿弥陀佛烧高香,又哪里去敢主动招惹努尔哈赤呢?

同时,蒙古军队虽然没有丧失野战能力,但它早已被努尔哈赤揍得狼狈不堪,在这种背景下,他就算有心也无力。所以,很多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面对努尔哈赤的打击,往往都不敢相互支援,只能眼睁睁看着盟友被打。

但是,毛文龙的崛起,改变了这一现状。首先,毛文龙的军队是自己重新组建的,并不是明朝原先的那些腐败军队,虽然他的野战能力,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其次,毛文龙的根据地皮岛,是在海上,而他又拥有一支海军力量,反观当时后金还没有海军力量,贸然出海等于送死,所以毛文龙根本不用担心努尔哈赤的报复。



虽然说,以毛文龙的实力,和后金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如果努尔哈赤只有毛文龙这一个对手,他只要全力剿灭毛文龙,毛文龙恐怕很难有活路。但是,毛文龙的背后,还有大明帝国、朝鲜王朝和蒙古支持,他们虽然不敢明着支援毛文龙,但却可以在背后不断给他送人送钱送武器,这样就算努尔哈赤击败毛文龙,毛文龙也可以很快满血复活。

更关键是,因为毛文龙的存在,只要努尔哈赤率领军事主力离开大本营后,毛文龙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杀入后金的老巢搞骚扰和打游击,甚至截断努尔哈赤大军的后勤供给。这样一来,努尔哈赤自然无法举行大规模的远征,只能时不时在边境线上活动。

也正因为此,在努尔哈赤时代,还有皇太极早期,后金的对外扩张,一直处在一个死局之中,虽然他不断狠揍大明帝国、蒙古和朝鲜王朝,但始终无法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远征,更无力巩固已经夺取来的城池,因为他们的后方一直受到毛文龙的威胁。

所以,从天启二年底一直到天启七年,也恰好是魏忠贤执政的这五年,因为毛文龙一直活跃在努尔哈赤的后方,所以他始终打不进来。但是,等到崇祯继位后,他重用名将袁崇焕主持辽东,结果袁崇焕上来就将毛文龙给杀死。

虽然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有着众多合理的理由,但谁也不可以否则,因为毛文龙的被杀,他的部队直接集体倒向后金,于是努尔哈赤终于从四面受困的局面中走了出来,随后他开始放开手脚征服蒙古和朝鲜。而等到他征服完蒙古和朝鲜后,所谓的宁锦防线,就完全成为一个摆设。

7

这又是为魏忠贤招魂吗?

魏忠贤搞事情的时候,后金之所以没有打进来,原因跟魏忠贤没有半毛钱关系,那是从孙承宗到袁崇焕的正确指挥,以及大明王朝的国力优势。

被搅局的军事

有人说魏忠贤知道自己是大明的臣子,只有大明不亡自己才能继续作威作福,所以对于边军的抚恤和军事人才还是很重视的。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魏忠贤在任期间,在辽东镇待过的三大军事人才无外乎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其中孙承宗属于魏忠贤的政敌,这个我们可以不做深究。熊廷弼和魏忠贤本来就没什么瓜葛,而且在魏忠贤上台之前,他就已经被下狱,只是因为许诺给内廷四万金买自己一条命时候却没有兑现承诺,便惹恼了贪婪的魏忠贤。之后魏忠贤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和自己党羽的势力冤杀了熊廷弼,其根本目的倒不是为了说杀死熊廷弼,而是用熊廷弼来倒东林党。

至于袁崇焕,魏忠贤之所以没下手,也是袁崇焕对这方面的政治敏感性不差,知道修生祠讨魏忠贤的开心,但还是免不了被弹劾。在宁远大捷后,魏忠贤令周应秋上奏封他的族孙魏鹏翼为安平伯。再记三大工程功劳,封他的侄子良栋为东安侯,加封良卿为太师,鹏翼为少师,良栋为太子太保。用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唯独将袁崇焕的功劳废弃不录。

然后就是军饷一事,魏忠贤为了掌控大权,非常努力的把自己的人安插在了九边重镇,而自从魏忠贤的人到了九边之后,这军饷就没一天不欠过。要知道崇祯皇帝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集军饷安抚辽东军。

破败的民生

对于魏忠贤,还有个言论是不收农业税,说实在的,这也是很扯淡了。就说魏忠贤执政期间,陕西饿殍遍野,老百姓吃都吃不饱,而阉党党羽还在变本加厉,以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枪,就是在陕西打响的王二起义。

对于商业税这个梗,早在万历时期,江南地区的中产阶级就已经被皇族和大官僚压榨的不成样子了。好不容易天启元年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和辽饷缓解了东南地区的矛盾,魏忠贤扳倒东林党之后一切又照旧了。而且本来明朝的商业税收的就很高,明代晚期,仅商税中的钞关,就占据了大明总税负的10%。不要觉得商业税就能让大明重焕新生,作为一个农业帝国,税收主要还是靠种地,而大明的土地大多被宗室霸占着,那政府又能收上来几个子儿。

后金自身的局限性

之所以后金打不进来,跟他自身的实力也有关系。

努尔哈赤巅峰的时候,后金八旗军也不过6-7万人,蒙古科尔沁归附军有1万多,还要分兵驻守控制辽东地区,再加上生产力落后,随着战果的扩大,这种落后的体制就变得越来越难支撑。

再者,大明当时拥有红夷大炮这种重火力的技术压制,而且经过孙承宗的一番折腾,辽东军的战斗力已经有所提高,以堡垒和火炮为依托,完全可以抵御后金的进一步进攻。此外后金当时也陷入了被察哈尔、朝鲜、和大明合围的危及局面,也是处在一个风口浪尖的时刻。

所以说,努尔哈赤打不进来,和那个魏阉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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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一看就是想让人渲染一下魏忠贤的“英明神武”。就是说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压倒东林党全面掌权后,大力征收商税,在他“英明”的操盘下,九边军饷得到保证,大明的江山得到了延续,他的光辉让努尔哈赤缩在关外不敢动弹,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郁闷而死,同时映忖一下崇祯的无能,主要内容就是崇祯这个“傻皇帝”居然收不上商业税,和魏公公的能力就不是一个档次云云。

这是故事的梗概,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下面就来详细说说。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魏忠贤从来没有确保过九边军饷的充足,我都不知道这是从哪得出来的结论,这个只要看看明朝兵部尚书王在晋写的《三朝辽事实录》和户部尚书《度支奏议》就可以明白魏忠贤保证九边军饷的事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先来看看《三朝辽事实录》,上面记载了天启四年山海关一带和登、莱诸镇解运辽饷的数目,总共需要4884330两,加上本色折银后6267440两,这是当年辽饷的费用。但是天启四年底共解到辽饷4043600两,加上浙江、直隶等处扣买米豆的费用和登、莱新兵费饷约95万,共4993600两,就当年所欠辽饷费用高达1273840两,这就叫边饷充足?


让我们再来看看辽东镇之外边饷的发放情况,可以说情况也是相当恶劣,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材料来源于毕自严的《召对面谕清查九边军饷疏》,天启五年、六年、七年发给九边(除辽镇)的军饷为2986810两、1041004两、1462775两,有意思的是毕自严在说具体数目之前以“止发过”为前缀,显然对除辽东镇的其他边镇军饷发放是不满意的。

那么大概缺多少呢?毕自严在下面列出了崇祯元年所需的各边所需的军饷,各位可以和以上三年比对以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注:在这儿我只算京运年例银,如果加上客兵年例银和马骡银恐怕缺口更大)。蓟州镇为426871两、密云镇为365391两、永平镇为289866两、昌平镇为140232两、易州镇为146595两、宣府镇为125000两、大同镇为269638两、山西镇为133300两、延绥镇为433739两、宁夏镇为133795两、甘肃镇为197588两、固原镇为145813两、下马关为42372两,手机计算机得出总共为2850200两。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天启五年所发放的298万两军饷勉强可支付京运年例银以外,天启六年和七年,实际发放和九边(除辽东镇)所需差额在百万两以上。

看问题我们要追求多个角度,我们就以天启四年为分水岭,看看魏忠贤到底是让九边军事财政状况恶化了还是好转了,这就又要让大家看数据了,材料来源于毕自严的《详陈节欠九边年例钱粮数目疏》。

蓟州镇:天启二年欠42150两、六年欠181895两、七年欠269624两。

密云镇:天启三年欠81000两、六年欠196132两、七年欠214391两。

永平镇:天启元年欠100000两、二年欠25300余两、六年欠198232两、七年欠184866两。

昌平镇:天启六年欠24550两、七年欠87232两。

易州镇:天启二年欠22700余两、六年欠80599两、七年欠100326两。

宣府镇:天启三年欠74831两、四年欠16674两、六年欠291156两、七年欠179156两

大同镇:天启三年欠112659两、五年欠170242两、六年欠439149两、七年欠313237两。

山西镇:天启三年欠银51575两、五年欠2178两、六年欠177300两、七年欠132300两。

延绥镇:天启二年欠1746两、五年欠92862两、六年欠371269两、七年欠260595两。

宁夏镇:天启二年欠42989两、五年欠8085两、六年欠111722两、七年欠34166两。

甘肃镇:天启元年欠141371两、二年欠46538两、六年欠155377两、七年欠111152两。

固原镇:天启二年欠10431两、五年欠1537两、六年欠155377两、七年欠111552两。

大家看看这些数据首先天启四年之后,这么多的欠饷已经证明魏忠贤时代所谓的确保九边饷银充足已经是谎言,而且还能在数据中得出魏忠贤权力到达顶峰的天启六年、七年,大部分边镇的军事财政恶化严重,更不要说充足了。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收商税的问题,明之所谓商税即杂项部分。据毕自严的《召对面谕清查辽左缺饷疏》,天启时期,“每岁所入杂项仅六十余万”。

而崇祯时期为多少呢?根据毕自严的《题覆加派数目疏》来看确实比天启时少收了大概十万两,“完数不过五十万九千五百有奇” ,大家想一想区区十万两的差距和九边浩大的军费比起来算什么,何况崇祯时期和工商业镶黄的关税在天启额度的基础上又行加派,每年多派20万两,可以说天启时期和崇祯时期所谓征收“工商税”的能力基本在伯仲之间。


魏忠贤时代所谓的确保辽东军饷(缺口仍然很大)就是在本来很高的田赋之外,大量扣克其他边镇的军费去补助辽东,所谓挖肉补疮是也。其次仍然是向百姓搜刮。

《怀陵流寇始终录》: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


就比如在天启七年就一口气搜刮了2178400两,“趣各京省捐助搜刮等银二百十七万八千四百有奇”,而搜刮的对象无非就是各省直的人民,老百姓可谓是苦上加苦。


我再来说说魏忠贤对边事的破坏,魏忠贤所扣克的九边军费不仅挖肉补疮般的去往辽东,而且在其任内营造大工和生祠,也扣克了九边经费,导致了边镇军饷状况恶化。“天启时,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皆魏党,减饷以助殿工,军民切齿”

而在其修建生祠的过程中,其修建环节更是挪用了大量的“备边银”,使地方上的军事财政失去弹性。

《烈皇小识》:自魏忠贤生祠该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囊中矣。


至于努尔哈赤自天启二年广宁之战之后,没有西进,真的是魏忠贤公公英明盖世吗?当然不是。因为此时的努尔哈赤正由于其错误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他的军队真在镇压辽东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如果有人说这是魏公公的功劳,这简直就是对辽东人民血性的侮辱。

就比如说复州的辽东民众一万余人不堪压迫,举行暴动,努尔哈赤命令代善和德格类派兵2万镇压,“大贝勒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之民,大行杀戮”


辽西的大小凌河、义州、广宁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搞得努尔哈赤焦头烂额,至少在天命十年,由于辽东人民的激烈反抗阻止了努尔哈赤的进一步对明攻势,也为宁、锦防线的构筑争取了时间。

《满文老档》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且置备棍棒。


而魏忠贤对边事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就比如说孙承宗,关、锦防线的构造者,就是因为魏忠贤一党的排挤而难安其位,不得不离职。而代其上任的蓟辽经略高第唯阉党之命是从,这位庸才在上任后便要尽撤关外之民,龟缩在山海关死守,其中在被驱入关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死亡和军事物资的浪费。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而努尔哈赤就是觉察到了这种变化,百大举攻明如若不是袁崇焕坚守孤城,局势就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实上明末有才干的三位辽东边防统帅都涌现于天启年间,分别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这三人或被魏忠贤集团罢官,或被排挤,可见该集团对明朝边事的破坏。


所以,实际上魏忠贤集团不仅不能确保九边的军饷供应,他也没有能力阻止努尔哈赤,阻止努尔哈赤的是辽东人民的抵抗和孙承宗苦心构筑的宁、锦防线。

引用文献:《明史》、《三朝辽事实录》、《度支奏议》、《国榷》、《烈皇小识》、《满文老档》、《怀陵流寇始终录》

9

魏忠贤不死,大明着实难灭!

魏忠贤的确是一个大奸宦,但又不得不说,没有魏忠贤的大明,离死更进一步!


魏忠贤如何大奸大恶,但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始终要维护好大明朝的利益才是王道。

一,因此魏忠贤不遗余力的打压东林党文官集团!

东林党除了打嘴仗,帮倒忙,其他可以说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因此,魏忠贤,二话不说,干他!

二,强行对以东林党为后台的南方中上层士绅地主阶级征收赋税!

大明后期,南方赋税系统基本瘫痪。而南方赋税作为主要税收来源,导致整个大明财政入不敷出。既要保证边关不破,又要镇压内部起义,再多的钱也不够烧。

东林党支持南方士绅地主阶级不纳税以及捣乱中央纳税系统,因此魏忠贤又得拿东林党开刀!瞌睡来了枕头到,魏忠贤做梦都笑醒了。

因此,不管文官集团如何上蹿下跳,边关如何战火连天,地方如何揭竿起义,魏忠贤都能不动如山。而他要做的就是稳住这将倾的大厦——大明。

三,不拘一格,无视阵营之分,提拔边关将领,镇守九边!

魏忠贤对宁锦大捷中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等人论功封赏!

魏忠贤不因为袁崇焕是自己人,而赦免袁崇焕的怕死避战之罪,从而罢免了袁崇焕!

魏忠贤也不因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做对的东林党人,从而收拾毛文龙。

四,没有了,再有魏忠贤就不是奸宦了!开玩笑。

综上所述,魏忠贤其实经营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大明,因此从外部基本难以攻进来。可惜的是魏忠贤死后,大明反倒被内部农民起义搞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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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从1616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就收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重新拿回东北的控制权,消灭后金主力,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万历皇帝集结了十几万大军和努尔哈赤在辽宁抚顺的萨尔浒决战,明军被歼灭5万多人,铩羽而归。从此在辽东只能采取守势,此时辽东还有沈阳、辽阳等城市在明朝手里,但是已经岌岌可危。

万历皇帝去世后,15岁的朱由校继位,就是天启皇帝。上台的第二年,辽阳、沈阳相继被努尔哈赤攻破,失去了这两个大城市(当时是辽东的主要城市),对明朝而言,山海关之外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反而会成为拖累。朝廷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两派意见:

一是兵部尚书高第、辽东经略王世贞等人的意见,主张明朝军民全线撤回山海关,主动放弃山海关之外的地盘,收缩防线,将仅有的兵力和财力用来守住长城一线。

二是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意见,主张坚守宁远-锦州一线,构筑军事堡垒,据城而守。

哪一派意见占上风?当然不可能是放弃土地的那一派,而是主张坚守的这一派占据了上风。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朕与厂臣)同意守。怎么守?构筑两个防线:

一是宁锦防线。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守住这个东北进北京的沿海大通道(平原),加固城池,增派兵力。这个防线每年花费240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末中央财政一年百分之六十的收入,相当于隆庆年间整个长城防线的开支。

二是皮岛防线。在鸭绿江口,后金的大后方,挨着朝鲜的一个小岛(皮岛)屯兵十万,由毛文龙驻守,以便牵制后金。要多少钱?每年60万两银子左右。

这样大的开支,无疑是吸血机,会让明朝这个瘦弱的病人加速死亡。

这两个措施有效果吗?有。后金果然不敢大举入侵北京,天启皇帝去世后第二年,1628年,东北遭遇极端天气,没有饭吃,皇太极乞求崇祯皇帝给点粮食救命,崇祯皇帝不答应。饿成这样了,皇太极也不敢率部入侵。

次年,袁崇焕这个愣头青擅自杀了毛文龙,皮岛军心瓦解,这下皇太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皇太极率部绕开袁崇焕的宁锦防线,从蒙古杀到北京城下,在周边大肆抢掠,来去自如。直到明朝灭亡,来了六次,抢走了几千万两银子,完成财政原始积累。

客观地说,天启皇帝这两个防线短时间是很有作用的,但是不管是宁锦还是皮岛,远离明朝内地,后勤保障十分困难,花费太高,不可持久。即便袁崇焕不杀毛文龙,这样的防线最终也会因为后勤跟不上、财力无法维持导致全面崩溃。

理想的做法就是高第和王世贞他们的做法,以退为进,先放弃山海关外的地盘,壮士断腕,节省财力,以待时机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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