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承天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为了报被北宋两次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之仇,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克了数座河北重镇,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如果让辽军渡过黄河,很快就会抵达北宋都城东京(汴梁)。
如此一来,靖康之耻恐怕要提前一百多年上演了。
警报一夜五传东京,大宋君臣慌作一团。宋真宗询问大臣意见。
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
任宰相寇准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击退敌军。”
在主战派寇准的催促之下,宋真宗勉强来到澶州,御驾亲征。
半路上,宋真宗想打退堂鼓。
寇准急切的说道“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
寇准的一番话,让宋真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继续前进。
宋真宗一行人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帝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
宋真宗在寇准的要求下,踏上澶州上城墙鼓舞士气,全体宋军士气大振,坚定了与辽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再加上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萧挞览),辽军士气大挫。
辽军进退失据,提出议和。宋真宗表示同意。
辽宋使者经过一再讨价还价,签订了《澶渊之盟》,条约如下: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不管怎么样,宋真宗虽然签订了赔款条约,但起码让辽军撤退,保全了国土,而且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宋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也算是功德一件。
从这点上来说,宋真宗是值得称赞的。
反观明英宗,就该大批特批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诸部兵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边境
太监王振此蛊惑明英宗御驾亲征,但遭到了朝中有识之士的反对。
但明英宗好大喜功,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出兵讨伐也先。
打仗将就知己知彼,明英宗在不知彼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就为战败埋下了伏笔。
虽然名义上明英宗是御驾亲征,但实际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王振根本不懂军事,明军将领处处受王振的节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作战,致使明军一开始就一败再败。
明朝大军自北京西行,大军出发之后,前线接连不断的传来战败的消息,导致明军士气低落,在加上风雨交加,粮食匮乏,士兵饥疲交加,多有倒毙,僵尸满路。
就这样五十万明军(实际上只有二十万)踏上了死亡之路。
瓦剌得知明军的情况后,故意示弱,采取诱敌深入之策。
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明英宗和王振才害怕了,只要撤退。
王振为了显示自己衣锦还乡,让大军从自己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经过,行四十里后,他有担心大军过境时损坏庄稼,又急令军队回到宣府,绕了一大圈,拖延了许多时间。此时瓦剌骑兵已经追了上来。
英宗一行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离怀来城仅二十里。如果加把劲,一口气进入怀来县城,那么也先的蒙古骑兵对大军守护的城市不可奈何。
但王振以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还未到达,下令就地宿营。
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明英宗等人困在土木堡。水源被切断,陷于死地,军心动荡。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大败。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许多大臣战死。
历史上称之为土木之变。
大胜的也先,携明英宗继续东进,围攻北京。幸好于谦等大臣下令全体军民坚决抵抗,才将也先击败,否则就造成了明朝版的“靖康之变”!
结果很明显,宋真宗御驾亲征成功了,这种勤政实在占据了优势,而且明白了敌人的助攻防线的基础上的,可以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相反明英宗则是根本不知道也先的进攻方向,而且亲征大军都是临时拼凑的,住持军事的王振只是个大太监,根本不懂军事,这场仗一开始就已经输了。
后世赞扬宋真宗,嘲讽明英宗,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