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内阁制度是明朝中枢机构的核心部分，尤其是明中后内阁成员俨然宰辅。由于有明一代不设宰相，内阁阁员就成为无数士人向往的最高文官，加之明代的士大夫由重德轻利功事功观念向重利轻义事功观念的转变，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内阁成员之间的倾轧异常严峻。
阁臣群体是明初罢中书、废丞相后，直接服务于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从创立到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到万历成为朝廷最重要的决策和议政机构，也正由于这种原因，无数文官为了居身其间，争夺内阁首辅这一最高文官权力，展开了殊死争斗。
一、明代中后期内阁权力争斗的表现
文人相轻应该说自古以来就存在，然而像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朝这样激烈的确属少有。当然这不能不说跟嘉靖皇帝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嘉靖皇帝的怠政使得大臣们看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同时嘉靖皇帝的有意纵容以及他的喜好无常加剧了这种争斗直至张居正的去逝。
明世宗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这一明王朝历史上的皇帝异常更替现象，给明中后期政治带来了新的机遇。
继武宗弊政之后，整个社会对新君抱有极大的期望。
但是世宗在皇位巩固后,就鲜问政事,这样权力便落到了内阁手里。
为了迅速形成决策，内阁中就必须有一个最后定夺之人，首辅制便产生了，并且产生了权相。首辅权重，使之成为阁臣相互倾轧的对象；反之，阁臣一旦晋升为首辅，便竭力打压次辅。如夏言，如严嵩，如徐阶，如高拱，如张居正等等，莫不如此。严嵩的去阁使得一批新贵走进了内阁，高拱、郭朴、张居正的进入使得内阁的斗争进一步剧烈化。
二、内阁权力的宰辅化
阁臣群体是中国皇权专制统治发展了几千年后所出现的具有特色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中央官僚群体。朱元璋废除丞相是为了加强皇权，但他破坏了固有的官僚群体，这样势必还是要回到固有体制上。他的儿子朱棣即位后在不违背祖制的前提下搞了个创举，设内阁，选任阁臣专预机务，内阁辅政顺其需要而生，正所谓朱元璋“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断之弊”，但政权必有所属，则设内阁而拟议以成其变化者。
内阁的出现固然是使权力回到固有的体制上，但它毕竟有别于固有的体制。在内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些阁臣所掌握的权力接近前代的相权，但是阁臣始终未能从典制上得到宰相地位的认可，从明朝前中期开始，百僚称阁臣为“辅相”、“宰辅”、“宰相”等等皆无所隐晦，皇帝并未加入斥责，甚至连皇帝也免不了称阁臣为相，阁臣亦隐然以相自居。当然，这与皇帝的放纵是有很大关系的，明世宗亦藩王身份继承帝位这一明王朝历史上的皇帝异常更替现象，给明中后期政治带来了新的机遇。
嘉靖继位前后，皇权虚空，朝廷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内阁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迅速的形成决策，内阁中就必须有一个最后定夺的人，首辅制便应运而生，并且出现权相。
首辅权重，使之成为阁臣相互倾轧的对象；反之，阁臣一旦晋升为首辅，便竭尽己力打击次辅。
纵观整个嘉靖朝四十几年严嵩几乎把持最高行政权力一半的时间，在期间他卖官，残害忠良，钳制言官。严嵩利用皇帝的怠权和自己的阁权安排自己的亲信赵文华担任通政，使监视不利于自己的弹劾和奏疏，而赵文华也尽心为严嵩办事，由是也不难看出阁权之重。
官场如战场，政治倾轧始终也没有停息过，在庚午之变后，徐阶渐次得到了世宗的宠信，并最终通过自己的计谋斗倒了严嵩。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徐阶在严嵩去职后，升任内阁首辅，当时的内阁成员只有徐阶和袁炜二人，朝中政治暂时平静。徐阶革除严嵩弊政，充分放权，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公正，但这只是表面的内阁权重于五军六部已是事实积重难返。但是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干练的君主嘉靖皇帝牢牢把权力攥在手里，他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和个人感情赋予大臣权力。
到了穆宗，情况就变了，他对政治没兴趣，他把驾驭大臣的威柄也转给了阁臣。因此，在穆宗朝内阁之争更趋激烈。严嵩的倒台以及高拱等政治新贵的进入带来了新的争斗。
二、士大夫的事功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群体作为士群体中的精英阶层，被选拔出来，承担着管理国家、社会和掌握传播文化知识的社会责任。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社会由有序逐步走向失衡的关键时期。在时代提供的展示自己的历史舞台上，作为政治精英的士大夫群体面临着难得的事功机遇与现实挑战。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完善，成为士大夫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传统儒家强调义轻视利，可明代阳明理学已经兴起了，阳明理学提倡“知行合一”，士大夫们开始关注品格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了。可以这样说，阳明理学深刻影响了明中后期士大夫的义利观，同时这样的义利观也影响着士大夫为官做事的观念。
义利观的改变也使这一时期士大夫之间的相互侵轧异常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