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鸿章——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
清末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但李鸿章集团，却是晚清最腐败、最卖国的官僚集团。正是这批人，在长时期内把控了晚清内政外交大权，主导了洋务运动的走向。
例如，李鸿章的亲信李凤苞用国家巨款购买军舰时，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使所购军舰大幅减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偷盗抵换”，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炮弹去哪了?卖给了日军，李鸿章的外甥得银数十万两。当时清政府命兵部左侍郎王文锦确查具奏，王文锦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此案最后由张之洞所办，因张之洞与盛宣怀等人之间的暗箱交易，张士珩仅以玩视防务罪被革职，后来又在李鸿章帮助下东山再起。
甲午战争中，张士珩手下任军械局书办的刘树棻，被日本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了大量清军情报。李鸿章却以各种理由，极力袒护日本间谍及其收买的相关官员，使日本间谍案没有得到彻查。比如，石川伍一曾在供词中承认，他和刘树棻仅仅是小角色，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勾结日本间谍头目神尾光臣(当时住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泄露了中国大量机密：“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即神尾光臣)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据石川伍一的供词，李鸿章身边之人，不仅仅只是张士珩一人通敌，“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中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李鸿章身边的大量亲信和高级官员替日本当间谍，泄露了诸如高升号的相关情报信息，致使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围攻，近千名官兵遇难。石川伍一在供词中明确承认：“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总而言之，战争过程中，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都在神尾光臣的掌握之中。
然而，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将此惊天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和光绪皇帝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最后仅仅处死了刘树棻及石川伍一两人，关键的高级日本间谍神尾光臣及其收买的李鸿章的大批亲信如张士珩等都被李鸿章包庇下来。在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供的伪供词中，将高升号泄密事件及其大批亲信充当日本间谍等相关信息全部隐去。后来礼部侍郎志锐参奏李鸿章欺骗朝廷提供伪供词，并将石川伍一原供词附上，但是奏折却被军机处的亲王大臣们压了下来，光绪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由此可见当时李鸿章权势之大，令人恐怖。也怪不得就连张之洞也不敢严惩贪官和汉奸张士珩。而郎志锐的奏折，在军机处的旧档案堆里一沉睡就是上百年。
由于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对日本间谍及中国汉奸们的包庇，甲午战争中清朝军政顶级机密大量被泄露给日本一事就成了悬案，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国将相关档案销毁不少，伊藤博文等人则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对间谍案大放烟雾弹，以掩护李鸿章家族。
1895年翰林院向清廷参奏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原来，1890年9月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曾被清廷任命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出使期间，他与日本关系甚密，李鸿章父子已经和日本结成利益同盟。据当时许多人揭露，李鸿章在日本有商号、洋行、茶山，李经方在日本也曾开有八百万资本的洋行一座，且与日本天皇“情意亲密”，“与其宫眷相往还”，“侨王之女拜伊为义父”，“复议聘为儿媳”。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量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李经方直接操办此事。
甲午战争中，李经方经常参与李鸿章的“密室聚谈”，大量事务由李经方主持。甲午战争后，在李鸿章的极力主张下，李经方以参议身份随李鸿章于1895年3月赴日谈判。李鸿章抵达日本后，在日本的强令要求下，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伤后，李经方又成为全权大臣。李鸿章父子在电报中处处谎报情报，例如，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国库空虚、“征兵调及幼丁”，因此其势难以持久，这些情况很多人都看得明白，长期在日本经营此时又身在日本的李鸿章父子也获得了大量相关信息。但李鸿章在电报中却对这些情况一字不提，反而和伊藤博文等人一唱一和，大肆渲染日本军队的强大，以恐吓清廷。例如，李鸿章父子于4月31 日连续向总理衙门发出两封电报，声称日军很快即可攻入大连，以恐吓清廷：“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价队继进”。李鸿章父子就是这样诱使清廷认为日本不可战胜，恐吓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卖国主张，批准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从办洋务中大发横财，清末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任两广总督，是一个和当时李鸿章齐名的大贪官，以搜刮民脂民膏、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经营私人票号、官商一体等等著称。孙中山曾撰文揭露李瀚章将两广地区所有的官职都设定了价格以供买卖。
清末李家真可谓“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当时“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仅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一人的遗产，除了数不尽的房产、股票、存款之外，还有在汇丰等外国银行有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李鸿章后人现在有不少亿万富翁，子孙遍及海内外。后来的著名汉奸女作家张爱玲即李鸿章的重外孙女。
还不仅仅是这些。之前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在谈判时就曾反常地软弱出卖国家利益，在签订《中俄密约》中李鸿章受贿卖国也是铁证如山。人们很难相信，甲午战后谈判中，早已与日本利益融为一体的李鸿章父子没有收受日本的变相贿赂。
实际上，李鸿章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高级傀儡和买办。1899年，李鸿章通过汇丰银行向与其关系密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汇款4万两白银，购买了罗氏旗下“北京辛迪加”的股票，此后罗氏便一直向李鸿章通报此公司的财务情况。在李鸿章的帮助下，此公司却实际上获得了山西、河南等地煤矿开采权，还获得了不少“超国民待遇”。短短几年时间里，罗氏企业就获利上百万英镑，而本土的民族产业遭受打压。
李鸿章的汉奸嘴脸，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是千夫所指，广为人知。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因在戏剧表演中讽刺李鸿章(排行老二)软弱卖国而获得满堂喝彩，演出盛况空前，结果杨鸣玉被李鸿章于1889年迫害致死，当时民众替杨鸣玉写了一副著名晚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是在甲午之战的五年前，“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2、李鸿章们的洋务工业是买办阶级主导的依附性工业
洋务运动中有一些比较盈利的民用企业，但这些往往是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合作的产物。洋务运动中办的很多企业，都是官、商、洋人合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其中官大多是贪官和汉奸，商又是买办，因此总体上是依附性工业。例如，李鸿章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借款，这些是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好的投资机会盈利机会，一定会有外资魅影。
洋务派投入巨资兴建的军事工业也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其特点是资金周转依靠外国银行，技术上依靠洋人，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掌握多少核心技术，购买外国的钢铁材料和零部件，而管理者很多是买办，如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宣怀就是与外国财团关系很深的大买办。
总之洋务运动所办企业，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工的，大多是外国资本的附庸，离开外国资本，无法独立自主地生存壮大。从1865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30年中，洋务运动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由买办亲手或协助创立的，例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就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容闳语)的买办，盛宣怀、唐廷枢这些洋务运动的骨干都是著名的大买办。买办阶级是洋务工业直接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从创办至1894年的28年时间里，耗费国库银1600多万两，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28年间，共生产轮船15艘(都是无法打仗的小船)。其各种产品的质量都很低劣。李鸿章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化、买办化战略，热衷于对西方输送利益，不注重掌握核心技术，必然出现这种结局。当然，另一关键原因是官银被洋务腐败官员们中饱私囊。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富国强兵，仅仅是养肥了李鸿章家族及其大大小小的汉奸买办官员。
3、清末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完全沦陷
甲午海战前，丁汝昌主张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其实大批海军巨款已经被他分别存储到外资银行中。甲午海战后李鸿章不得不承认，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存在汇丰等银行、洋行那里。这些钱可以再买一艘镇远舰了。
这里显示的信息有两个，第一，清政府没有自己的银行业，金融主权完全丧失。第二，北洋水师成军后装备更新停滞，弹药缺乏等等，主要原因并非没有钱，而是将钱存入了外国银行，用来修颐和园给慈禧过六十大寿。
当时，清政府搞市场经济、搞民营化、搞外资化搞到什么程度?仅仅汇丰银行一家银行就基本垄断了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款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至甲午战争前，汇丰银行已经向清政府贷款近三千万两库银。通过洋人赫德，汇丰银行实际上掌管中国海关收入的实权。汇丰银行还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当然，不仅仅是金融业。由于洋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土纱纺织业在几乎全部停歇。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员实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体制，任由西方的资本和产品在中国泛滥。在缺乏政府的保护和扶植情况下，包括炼铁行业在内中国的本土手工业，在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下日益萎缩。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农产品的产量比日本多很多。但工业品则不同，比如中国煤炭产量就远远低于日本。中国某些工业品的产量和日本大体接近在同一数量级，然而中日一大区别是，中国生产的工业品，一大半是由外资生产，而日本则主要是民族工业。
晚清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完全由洋行把持，中国的航运业也由其垄断。洋行雇佣的雇员即买办，甲午战争前人数接近一万人。从1840年至1895年，中国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接近4亿两，是当时中国工业资产(包含外资)总额的四倍，洋务工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由一些大买办直接把控。虽然后来从买办阶级中分化出了一小撮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力量十分软弱，改变不了整个买办阶级依附于西方资本的事实。
由于工商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外资瓜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给日本的巨额赔款，便主要从农民身上榨取，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及本土工业的凋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