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有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为此，这里也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共同争夺的战略要地，其范围大致包括现今鄂尔多斯高原、银川平原、部分黄土高原。从建安二十年开始，东汉王朝先后撤销了设立于此的朔方、定襄、云中等五郡，汉民陆续内迁，河套彻底为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占领。那么问题产生了，从秦朝到两汉四百多年时间里，历代中原王朝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营此地，为何要在一朝之间悉数放弃？
（一）河套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变化
自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取得关键性胜利以后，大批匈奴部落开始归降汉朝，汉朝便在河套地区设五属国将大量匈奴降民安置于此。到汉宣帝时期，原本居住在青藏高原的羌人逐渐迁徙至河套西南部，并时常袭扰汉朝郡县，甚至威胁到了汉朝与河西之地的交通。为此，宣帝启用武帝时期的老将赵充国，大破羌人。可惜，这次胜利并没有完全阻止羌人东迁的脚步。总体而言，西汉时期虽然有内附的匈奴人和频频袭扰的羌人进入河套地区，但汉人移民依旧占据多数地位。
这种情况在东汉立国以后开始发生改变，由于常年战乱，定居在河套一带的汉人数量锐减，已经不足西汉时期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迁入河套的胡人越来越多，除了匈奴人和羌人，还有鲜卑人、乌桓人以及其它杂胡。
1，匈奴人
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单于率部众四万余人归降汉朝，光武帝将这些内附的匈奴人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允许单于将王庭迁至五原郡汉长城以南。同时，光武帝又设立使匈奴中郎将，监管内附的匈奴人。《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
“遣中郎将段祁、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为了方便监视，光武帝很快再次下诏，将单于王庭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并设官置署，进行较为严密的监管。此后，东汉王朝一再将单于王庭南迁。汉灵帝熹平年间，单于王庭被迁至西河郡离石县。在这一时期，匈奴人虽然叛服不定，但东汉政府对其控制是比较成功的，单于王庭由始至终都在汉朝官吏的严密控制之下。如永和五年，使匈奴中郎将陈龟逼杀休利单于与其弟左贤王。再如光和二年，使匈奴中郎将擅杀匈奴单于等等例子，都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佐证。据统计，仅仅从建武二十六年至永元二年的四十年间，南迁至河套的匈奴人口就增加了四倍。
2，羌人
对比匈奴人的南迁，羌人东迁则给汉朝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从立国开始，“羌乱”就像跗骨之蛆困扰着东汉，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羌人让汉朝人吃尽了苦头。在东迁的路上，他们比西汉时期走的更远，由安定郡以及北地郡一路进入上郡、西河郡。这些进入河套的羌人比内附的匈奴人更加桀骜不驯，动辄聚众叛乱，杀掉汉朝官吏。《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永和元年，滇零羌有部落首领甚至自称“天子”，并召集上郡、西河郡羌人，进犯河东，继而又向南寇掠关中，直下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
此类羌人造成的兵乱在东汉时期比比皆是。为了控制羌人，东汉王朝于光武帝建武年间重新设立护羌校尉。
3，乌桓人
乌桓人迁入汉朝境内大致是在建武二十五年。当时，匈奴人内附南迁以后，乌桓人占据了漠南，并对汉朝边君进行大规模袭扰。光武帝采取封爵厚赏策略，对乌桓各部进行招抚。短短数年间，便有大批乌桓人效仿匈奴内附。东汉王朝为了监管乌桓人，于上谷复置乌桓校尉府。
乌桓人内附以后，由上谷、渔阳等地一路西迁，进入五原、朔方等地。
4，鲜卑人
在整个东汉时期，鲜卑人仍旧处于发轫阶段，虽然檀石槐部也曾发展了东连夫余、西至乌孙的超大部落联盟，但总体而言给汉朝带来的麻烦程度，仍旧不及羌人。其迁入河套地区的人口，与匈奴、羌、乌桓相比也较少，大致分布在云中、北地等郡。
（二）错误的边防策略导致诸胡内迁过甚
1，将胡人迁至汉朝腹地就近监视
东汉立国以地方豪强为基础，决定了它在集权能力上远远不如西汉。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东汉王朝在开疆拓土、面对外敌时，总会力有不逮。正是出于此类客观困难，光武帝对待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时，往往会以厚爵重赏和武力威慑诱逼他们内附。如此，无论匈奴人或乌桓人，都好像被赶入圈中的羊，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
将胡人内迁这个方法东汉王朝屡试不爽，于是距离草原最近的并州就成了胡人安置地。其中，尤其以河套地区负责安置的胡人最多。 虽然汉朝为有效监管这些胡人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军职，甚至设官置署派遣汉人官吏进行管理，但仍旧无法杜绝内附降人叛服不定的情况。为此，内附胡人每每作乱，都会对附近的郡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汉军也不得不在自家境内进行平叛。
内附胡人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东汉王朝还能够从容应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附的胡人越来越多，形势也变得愈发复杂。如内附胡人杂处的河套地区，匈奴人、羌人、鲜卑人、乌桓人一旦有人作乱，往往会互相勾结，给汉军平乱带来极大麻烦。
如前文所说，永和元年的羌人作乱，从西河郡到汉中，包括关中三辅都在叛军的蹂躏下尽皆糜烂。可以见得，当内附胡人越来越多，东汉王朝已经渐渐失去了对河套形势的掌控。
2，对羌乱的态度摇摆不定 ，导致“五州残破,六郡削迹”
东汉初期，当羌人在凉州大规模作乱之初，王朝内部的态度并不统一，关于战守也是摇摆不定，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建议弃守凉州。彼时，作乱羌人的规模并没有后来那么大，政治目标也不明确，正是由于东汉王朝内部摇摆不定，给了他们得以壮大的机会。
再者，内迁之法对付匈奴人和乌桓人比较有效，对羌人而言却没多大用处。就是在他们犹豫的过程中，汉军丧失了剿灭羌乱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
“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当汉军无力控制凉州边境以后，大量羌人蜂拥而入，从凉州到并州，尤其河套地区，形势再难扭转。
羌乱几乎与东汉王朝相始终，羌人给东汉带来的危害远远甚于其它胡人。正是因为东汉王朝没能正确处理自身与羌人的关系，使得羌乱就像一条吸血虫，无时不刻都在吸食着汉朝的血液。
（三）来自东汉内部的因素
1，东汉定都洛阳远离河套，无法有效控制河套地区
河套紧邻西汉都城所在的关中之地，是防御北方匈奴的天然屏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西汉王朝对河套的经营，既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而东汉定都在洛阳以后，关中远离政治中心，河套的重要性便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战乱的缘故，河套地区汉人移民十不存一，西汉时期上百年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东汉王朝受限于很多客观因素，也无力恢复河套地区的人口。所以，这片土地便被当做收纳内附胡人的最佳选择。
尤其羌人作乱以后，“五州残破，六郡削迹”，河套地区被各族当做混战的跑马场。对东汉王朝而言，这片土地几乎成了“鸡肋”一般的存在。在重要性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仍旧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维持统治，这笔帐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经过上百年的迁徙，河套地区最终形成了各胡杂处的混乱局面，汉朝官署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发薄弱，东汉王朝很难再恢复对此地的有效控制。
2，天下大乱使东汉再无力顾及河套
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军席卷中原腹地，东汉王朝大厦将倾。北地郡羌人趁机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郡太守陈懿，胁迫边章、韩遂等人杀入关中。东汉王朝在黄巾之乱与羌乱之间左支右拙，疲于应付。中平六年，长安城内的权力斗争也渐趋白热化，宦官们杀了何进，袁绍又杀尽宦官，朝廷内部混乱不堪。异军突起的董卓趁势带兵进入长安，开“挟天子”之恶例，东汉王朝权威扫地。此后，各路军阀纷纷崛起，汉家江山已经名存实亡。
这一系列变故把东汉王朝砸的四分五裂，天下诸侯自此割据一方。建安二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频频对各地用兵，“鸡肋”一般的河套地区杂胡混战，早就失去了维系统治的意义，就此裁撤五郡自然便在情理之中。
总结与启示
为了维持河套地区的统治，东汉王朝靡费大量人力物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最终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些被汉军打到臣服而内附的匈奴人、乌桓人、羌人最终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东汉王朝明显做了亏本买卖。事实真是这样吗？
明末学者王夫之曾如此评价东汉：“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这看起来很有些夸赞的意味，但他在文章末尾又对汉之“强”做了解释，“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如此辛辣的讽刺，不是说汉朝不好，而是委婉的告诉我们，汉朝内部其实是有问题的。皇帝、权臣、外戚无一不希望建功立业，这在崇尚军功的汉朝唯有战争一条路可走。为了这个目标，就只能不停的发动战争，打匈奴、打西羌、打乌桓，打的他们臣服，打的他们内附。该打的，不该打的，统统都打了。打的天下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过度用兵，才导致强汉的衰落，最终连经营了四百年的河套都保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