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满清王朝彻底走向了终点，然而当溥仪退位、满清灭亡之后，不仅满清皇室得到保全，就连溥仪退位之后也被允许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中，并由革命政府拨款供养，这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还要从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袁世凯和满清宗室三方的博弈说起。
革命政府：临时政府并非铁板一块，立宪派最终取得上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1年12月成立，孙文当选临时总统。然而，此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其实是派系林立，形势极为复杂，其中革命党固然不在少数，但权力最大的，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
所谓“立宪派”，其实就是清末随着“维新变法”和“预备立宪”而崛起的一批政治人物，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寿潜、蒲殿俊、谭延闿等，这些人部分活跃于朝廷的资政院，大多数则活动于各省的咨议局。
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其中便活跃着立宪派人士的身影，例如“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便是立宪派人士。而在武昌起义后，同样是立宪派积极策动南方各省独立，使得清廷的统治开始全面土崩瓦解。
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以各省咨议局为核心的立宪派，实际上掌握了多数省的政权，他们促使湖北军政府参加南北和谈，推进了国内的统一。“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显然不是全面推行彻底的变革，而是在现有政治制度上推行“君主立宪制”，召开议会，建立责任内阁，以便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参政。
而袁世凯最初也是隶属于立宪派，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又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南北和谈调解，推选袁世凯建立北京政府，使全国实现统一和稳定。例如1911年12月2日的“汉口会议”便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而革命党虽然对此不满，但由于自身实力有限，且内部分歧同样严重，最终只能选择妥协。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立宪派内部开始分裂，一部分主张持续的革命，彻底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例如谭延闿；而另一部分则继续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甚至利用地方军政府公然实行复辟，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其中便不乏立宪派的身影。
袁世凯：手握重兵实力不可小觑，态度先后发生重大改变
虽然武昌起义时，袁世凯仍然处于被罢免的状态，但由于陆军大臣荫昌实在不争气，袁世凯很快便因局势的恶化而重新被起用，不仅成为了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湖广总督，而且北洋新军几乎就等同于他的私人军队。
袁世凯上台之后，便向清廷奏请停战，同时写信给黎元洪议和，这自然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立宪派的重视，当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内部妥协，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时，立即遭到了黎元洪等人的反对，最终还是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
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但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无法接受的，于是在同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事后，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
于是，袁世凯开始调集军队对南方施压，革命党迅速败退，武汉三镇被攻陷两镇，而袁世凯此举同样遭到了同盟会的报复，1月16日袁世凯在回家途中遭遇炸弹暗杀。18日，南北双方再次展开会谈，然而双方在政体上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此后，由于孙文向日本筹款备战失败，面对战场上的压力，在袁世凯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后，孙文答应只要袁世凯能够迫使清帝退位，那么自己可以让位于袁世凯。直到此时，袁世凯的立场才开始彻底改变，不再追求君主立宪制，加入到了迫使清帝退位的行列之中，毕竟大权在握的总统，是要比内阁总理大臣“值钱”的。
相较于水火不容的清政府和革命党，袁世凯此时更像是个调解员，再加上这个调解员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能量，自然就使得他在调解中，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为了自身的利益，袁世凯的态度实际上也经历了多次改变。
满清朝廷：仍然具有拼死一搏之力，内部同样分为两派
在辛亥革命之前，各国爆发的革命当中，其国家君主无非“被杀、流亡、君主立宪”三种结局，前两种显然是清朝皇室无法接受的，而第三种又是革命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此一来，清廷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自然极为尖锐。
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清廷内部同样争论激烈，主要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其中庆亲王奕劻、溥伦等人主和，正是他们积极促请袁世凯与南方交涉，尽快达成南北和解，希望尽力保住满清皇室的统治。
而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则主战，他们认为还没有到兵临城下的那一刻，更何况朝廷尚握有部分兵力，未必便没有一战之力。即使形势不利，也可退往东北，然后再利用外国势力，同样可卷土重来，且已经派出肃亲王善耆秘密前往东北活动。
1912年1月12日，主战派的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良弼、毓朗、载涛、铁良等人秘密集会、成立宗社党，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反对共和。宗社党坚持认为应该罢免主张议和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直到宗社党骨干良弼被同盟会杀手彭家珍于1月26日炸死，主战派这才有所收敛。
可以说，此时的形势不仅极为复杂，而且极为微妙。清廷和南京方面可谓完全对立，而清廷要打没把握，南京想打但没钱，再加上双方的武力也完全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于是双方不得不以袁世凯为桥梁，极有默契的展开和谈。然而，袁世凯实力虽然强，但他也不敢将双方任何一方逼迫过甚。
在袁世凯倒向清帝退位行列之后，皇帝退位便已经成了定局，剩下的关键问题便在于如何安置退位之后的皇室。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当中，国家君主的结局无非“被杀、流亡和君主立宪”三种，被杀和流亡清廷显然不可能接受，而君主立宪此时又显然不可能。于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便新鲜出炉了，那便是后来的《优待条例》。
《优待条例》的新鲜出炉，其实是三方互相妥协的结果
1912年1月20日，和谈当中的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而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皇帝尊号不变，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皇帝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并且每年由政府拨款四百万两供皇室开销。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溥仪分明是中国的皇帝，而且也没有流亡国外，为何要以外国的君主礼仪去优待呢？问题就在于，如果以中国的君主礼仪待之，那岂不就是君主立宪？这显然有悖于民主共和的思想。于是，南京临时政府才决定将其视为在中国流亡的外国君主，这样一来便避免了很多尴尬的问题。
自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后，便开始推行责任内阁制，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位官员，由于内阁成员中皇族过多，又被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中的这些人满清宗室，实际上才是决定国家走向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深知其中利害，因而其主要游说的对象，便是皇族内阁成员。
带着这个创造性的条件，袁世凯加紧了逼宫的步伐，他一方面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获取在皇室内阁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重金贿赂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张兰德，使其威吓隆裕太后，言之若革命军杀至北京，则皇室性命难保，若同意退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于是乎，在皇室内阁会议大部分皇室成员同意接受《优待条例》后，宣统皇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也只能点头。于是，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太后名义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而正是由于《优待条例》的出现，使得满清皇室在清朝被推翻后，不仅能够得到保全，而且还享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优待。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才正式废除帝号，并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溥仪自然也被驱逐出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