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是因为欧美反战团体非常多，媒体都是民间的，可以肆意报道这些士兵的事情。
比如兰博这种人，就属于战后创伤导致失去基本社会能力。
其实，人类都是差不多的，不存在什么超人。
萨沙在越南时候，看过一些越南战争电影。
众所周知，我们当年宣传北越都是勇士，父母都支持自己儿女去打美国鬼子。
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个北越女军医，在南越作战的故事，后来她一度失踪了，部队认为她死了，就派干部去北越她的家里报丧。
这个女军医父亲是个北越干部，职务还不低，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医生。
结果听到女儿战死的消息，他的母亲当场痛哭。他的父亲勉强控制自己，给2个报丧的军官倒茶，结果茶全部溢出来，流了一桌子，他都不知道。
可见，无论哪个国家，在坚强的人，都有差不多感情。
中国人当时也一样，不会有什么特殊。
只是对于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刻意不予报道而已，但我们这些研究军史的人当然是知道的。
摘录一段：在1952年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地精神科医生前，薛崇成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工作，这是当时全国第一家公办精神病医院。那年春天，他乘坐一列绿皮火车在军乐声中离开南京。
两天后他们抵达长春，第5小分队编入志愿军第18陆军医院32队，先行抵达的首批南京医疗团在这里建立了精神科。伤员如流水般从前线输送到野战医院，“精神病人也很多”。
此前的冲锋者陷入精神混沌，有的士兵身上还同时负有严重的枪伤，薛崇成所在的精神科设了200张病床。
951年参加西南志愿医疗队的整形医生王翰章，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志愿军战士遭遇生理、心理双重创伤后的极端案例。
王翰章在长春市郊野战医院开设病房的第二天，20岁的伤员金汉奎被从其它医院转送过来。他是个北方汉子，高大魁梧，被凝固汽油弹烧伤。
“他很清醒，还跟我说话，但耳朵、鼻子没有了，双手只剩下手掌，脚也只剩下脚掌，双眼上下眼睑外翻，眼球完全暴露，嘴巴挛缩成了鱼嘴一样，只能用管子吸食流质。”将近半年时间，王翰章一共给金汉奎做了4次整形手术，“受伤后，他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模样，每一次手术后他都多了一份希望……说伤好后就回去结婚。”
但最后，无意中从卫生间的玻璃上看见自己模样的金汉奎，在发出一声嘶喊后，撞破窗玻璃从3楼跳下，闻讯赶到的护士只抓下了他的衣角。
这是战地的军队精神病医院，还有战后的精神病医院。
朝鲜停战以后，大量受到战争心理创伤的士兵从东北三省向内陆转移。
“由于前线的野战医院规模有限，上级在1951年决定，志愿军精神病人要回到各省去治疗，但当时山东没有精神病院，所以省委就决定要在济宁的戴庄建一所精神病院”。
主管医院宣传工作的王圣侠说，那些年戴庄接收的志愿军人数已经无法统计，人数却真的不少。
据1984年入职的医生赵万利回忆，甚至在30年后的1980年代末期，精神病院还有七八十名志愿军病人。
据凤凰卫视报道，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志愿军中，其中包括约1000名精神病患者。
浙江一所医院，就居住了400多名志愿军精神病患。
一般认为，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
国家对于这些老兵给予完全的医疗免费和生活免费，很多老兵都是在医院终老，他们大多终身精神问题都未愈。
由于无儿无女，没有直系亲友，其中很多病患去世后，连后事都是医院负责安排。
需要说明的是，出现严重的战后创伤，绝非是因为官兵们胆小，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问题，同很多因素有关。
赵桐风便是一个战斗英雄。
参加解放战争时，他曾因只身击退数十名国军而获得“孤胆英雄”称号；朝鲜战争爆发后，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他再次大显身手，屡建奇功，最终荣获特级战功。
1954年战争结束的时候，赵桐风却突然发病。
这种事情其实经常发生，主要是精神一直绷得太紧，突然放松就容易出现崩溃现象。
在战争中，这些战斗英雄受到的压力比普通士兵要大。他们不但有着随时可能死亡的压力，还有沉重的务必完成任务的压力，后者有时候超过了死亡本身。
这种压力让人变得高度紧张，很多侦察兵进入敌人控制区后，能够数日不吃不睡，因为精神处于极度紧张地步。
这样状态维持多年，突然回到和平环境，精神出现问题也并不稀奇。
“赵桐风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医院诊断上写着“极度偏执狂，不合作治疗，绝食，战争妄想，幻听幻视症状相当严重”等记录。
多年后，护士长回忆：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打骂可厉害了,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也是,故意折腾你。
最后，用护士长一句让人痛心的话结束吧：这些人有的整日癫狂，有的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的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和任何人交流。但是在列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非常自觉地排列整齐并且高声报数。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