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
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朱敦儒的一首《西江月》，写出了多少读书求仕者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然而，我们眼里对未来的这份希望，于宋人士大夫而言，却是每日生活里的“家常便饭”！
不错，身为宋时的一介文人，这些日常生活的惬意的确跟宋朝文化发展臻至史上新高，文化产业空前繁荣有一定关系。更重要的，文人生在宋朝，社会地位远高于此前其它朝代，他们的个人社会价值也得以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精神追求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最高程度的实现——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有事业志向、有个人精神追求的文人来说，生活在宋朝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首先，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政策为文人取仕、职业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上升空间。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登基前的身份为后周“殿前都点检”。这个武将官职统管所有殿前侍卫（即殿前军，负责保护国君安全。有能力晋升到这个职位，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佼佼者。）是朝廷军队中的特级将领，拥有至高无上的军权。然而最终，正是这个皇帝最倚重的、朝政大权在握无人能撼动的“超级武将”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成为了推翻旧王朝、开辟新时代的大宋朝皇帝。
赵匡胤成功登基后，他当然不希望武将夺位的事情在自己身上重演。然而帝位未稳，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叛乱，最终他花费大力气才平定叛乱。自己的“非正常”登基、节度使叛乱，两件事情已让他心有余悸，再加上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地方势力拥兵自固闹分裂的教训，更促使他设计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解除了对他有威胁的武将的兵权，厚财高禄地给予颐养，钝化其斗志与锐气，以根除武将拥兵自重、割据叛乱的可能性，而从此改为重用文臣。
- 2、“崇文抑武”的国策令宋朝文人的个人发展拥有无限广阔的上升空间
此后，赵匡胤便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项国策也被宋朝其他皇帝一直沿用。就此宋朝的国家管理皆以文臣为主，不仅宰相须用文人，并且像主兵枢密使等官职也多由文人担当。文人们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后，成为了宋朝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自豪地以国家栋梁自居，踌躇满志地积极抒发政见。欧阳修《镇阳读书》中形容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便真实呈现了宋朝士大夫们特有的精神风貌。
再则，宋朝文人能真正实现职业规划与个人志趣相融合的理想人生模式
有人说，对职业人而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个人爱好与所从事职业方向的高度切合。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他们是有条件真正实现这一理想化的愿望的。因为宋朝文人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内心追求的个性自由，不再如前代一样是相互排斥的两极。
宋朝，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使文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相比唐人的张扬奔放、激情万丈，宋人的人生态度更趋向于平和冷静、稳健务实。他们把自我人格的修养与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在积极参政尽职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淡定平宁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热情地忠于职守；道家任自然和佛家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入“纵欲”与“禁欲”之极端。他们自如游走在情与理之间，保持着相对健全协调的人格。
对内，他们尽可能追求内心生活意义的最高体现；对外，他们也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能很好地处理“居庙堂时恪尽职守”与“休业时安闲享受”的关系。比如身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值、见义勇为。在文化修养上“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人格风范也令人钦敬。但同时他也时时流露出性情中多姿多彩的一面。他自称“曾是洛阳花下客”，为此还写有多首妩媚绮艳的词作来反映男欢女爱、歌舞宴乐的生活。但那些词作却绝非俗恶之词，他抒发的是一种“幽微”之情，是一种情趣雅致的富贵闲愁。相比较现代人工作中的高压力、生活上的快节奏所致的潦草浮躁的生活，宋时的文人们是不是幸福多了呢？然而更幸福的事情还在后头！
宋时，无论在朝中还是在民间，全民敬重文人的表现已蔚然成风
首先，士大夫在朝中的地位可谓令人称羡：朝廷统治者给予了他们最高礼遇的优待。只要是忠于职守，皇上对他们必定是俸厚赏丰，这就能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使自己过上十分优渥的物质生活。并且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做法在整个宋朝始终保持不变。
另外无论是朝廷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机关，因公之需会大量招募文官，文官待遇又如此丰厚，这就决定了民间适龄的男子大多会走向科举取士的道路，以此类推尊师重学的社会风气在民间必定常态化、普及化，文人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便远远高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而得到了全社会的尊崇与认可。
北宋百余年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保证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近而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繁华的都市生活又必然会滋生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这便大大地丰富了士大夫们的业余生活。
宋朝文官大多都是具备高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中的很多人简直就是十足的艺术家，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还精通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且成就斐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谓极尽风雅。轻歌曼舞、浅吟低唱或辅于其它娱乐形式成了他们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而这种对奢华享乐生活的追求在宋朝公共舆论中，不仅不以为耻，反而相当普及成了士大夫们诗意生活的一种象征。像寇准、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士大夫代表人物甚至都有自己家养的私人艺伎班专供他们宴宾待客或自娱自乐。兴之所至他们还会亲自填词作曲供歌姬们献唱。如此说来宋词这种文学样式在宋朝得以空前繁盛，成为与唐诗比肩的古代文学典范，恰恰说明了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在宋朝文人士大夫间的广泛流传。
关于宋时文人们工作之余惬意享受生活的名人逸事也并不鲜见。在此摘录一件借以佐证：有一年寒冬，姜夔到范成大家去做客。届时，范家庭院梅花盛开，幽幽暗香萦于鼻息、沁人心脾，姜夔即兴填了两首咏梅词，范成大立即赞不绝口，索性又让姜夔谱上曲子，令自家最擅长唱词的歌女兼侍妾小红演唱。小红婉转的歌声与姜夔悠扬的箫声互为成就、相得益彰，令范成大听得如痴如醉、容颜大悦。大方的范成大为成人之美而忍痛割爱，当即把歌女小红送给了姜夔。兴奋不已的姜夔再次灵感大发赋诗一首——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过垂虹》
这足以说明他们所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安闲享乐、随心而欲的业余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结笔
不可比拟的崇高社会地位，盛况空前的文化繁荣大环境，工作时尽忠竭智谋求个人价值最大化，娱乐时尽管歌舞诗酒尽享美好年华……看来文人喜欢活在宋朝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以我们今天为政清廉、节俭持家的标准来看，有些方面的确太过于奢华腐化，但对于宋时文人来说却是理当拥有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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