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南渡：晋室南迁，刘裕灭南燕、亡后秦，可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宋室南迁，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心直捣黄龙府。同样是南渡，不一年，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瓦解；再一年，南明唐王隆武政权崩溃；南明永历政权东游西迁，甚至流亡到缅甸，最终也不免国破家亡，南明三个政权总共存在18年。
同样是南渡，为何东晋、南宋立国绵长，而南明却昙花一现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缺乏一个领导核心
南明与东晋、南宋不同的是，东晋、南宋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核心。
西晋灭亡于公元 316 年，而早在公元 307 年，晋元帝司马睿已偕王导渡江至建邺（今南京）。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南。经过十年的经营，东晋政权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形势逐渐稳定。而且，由于司马睿是晋朝皇室成员，且十年之前就渡江任军政长官，所以，当时不存在与司马睿争夺皇位的人。
南宋的第一任皇帝赵构也是无可争辩的继承人：靖康之变，东京汴梁突然被金军攻陷，留在都城的所有皇室成员全部被金军俘虏，只有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领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因而赵构继位也是众望所归。
甲申之变，明崇祯皇帝殉国，崇祯的三个儿子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但他们都下落不明。因而，最初，南明福王的继位并没有得到各方的一致认同。《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记载：“福王立南都，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继咸致书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恰好不久南明出现“假崇祯太子”案，一个自称崇祯太子的人来到南明首都南京，左良玉信以为真，并借“清君侧”之名，从上游东下进攻南京。左良玉部引发的南明内战，不但使南明上游防御洞开，而且削弱了南明抗清的实力。南明的马士英说：“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此时正值清军南下，南明将原本用于北上防御清军的力量，西调对付上游的左良玉军。结果清军轻而易举地渡江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
正如夏完淳总结所说：“朝堂与朝外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
南明福王政权覆灭后，监国鲁王在浙东建立政权，唐王在福建建立政权，两王互不统属，没有形成抗清合力。唐王隆武政权覆灭后，唐王的弟弟称帝于广州，同时桂王朱由榔也称帝于肇庆。两位藩王建立的政权非但没有同心同德，反而同室操戈，结果清朝坐收渔翁之利。可以说，当时已没有一个为各明残余势力普遍认同的核心存在。
还有南明永历时期的孙可望与李定国之争。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死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率领张献忠的旧部归顺了南明永历政权。由于南明永历政权已经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永历政权的实际军政大权控制在孙可望手中。李定国军事才能突出，曾经创造过“两厥名王”的辉煌战绩，一度稳定了南明的局势，但孙可望想废掉永历皇帝，自己取而代之，于是李定国与孙可望爆发战争，孙可望兵败后降清。孙可望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者，他的投敌彻底击垮了南明永历政权。如果没有孙可望的投敌，南明政权至少不会那么快垮掉。
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决心估计不足
东晋能长久存在的另一原因是五胡的力量分散且互相对立。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古代游牧民族，五胡先后兴起且五胡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如羯族的后赵消灭了匈奴族的前赵，鲜卑慕容氏的前燕消灭了后赵政权的继任者冉闵，氐族的前秦消灭前燕，羌族的后秦消灭了氐族的前秦，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消灭了鲜卑慕容氏的后燕、北燕以及匈奴铁弗部的夏政权。所以，五胡大部分时间都是互相敌对的，根本没有力量顾及东晋。
南宋能维持长久，与金国并没有彻底消灭宋室的意图大有关系。靖康之变，金军攻下京城的外城时，金军统帅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金军攻破汴梁后，向宋提出的条件仅仅是割地、赔偿金银，继而在中原连续立了两个缓冲国，在后来与南宋议和时，甚至一度主动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南宋。可见，金初没有混一海内的雄心。当然，金宋并立还有其他因素，因与本文无关就不展开论述了。
据《清史稿·范文程传》记载，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范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唯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多尔衮及时采纳了建议，且很快将统治中心从关外迁到北京，以中原逐鹿为目标。然而，南明对清朝逐鹿中原的决心估计不足，在初期，甚至采取联虏平寇的国策，与清军合力对付李自成，严重低估了清军的威胁。
将帅牧守纷纷降清
南宋初年，金兵也曾一度成功渡过长江，占领了江南大片领土，然而，金兵却难以长久维持在江南的统治，不得不迅速撤兵北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道：“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高宗且可画淮而守，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宋之得此，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若有所怵惕，而梦寝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厌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余而守不足者，无与故也。”南宋即使失去大量领土，也不至于亡国，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绝大多数文臣武将不投降。
明末投敌的人数太多，以至于清朝乾隆在修史时专门列了《贰臣传》，以告诫自己的大臣。清朝乾隆皇帝在编修《贰臣传》时讲道：“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铁，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
应该说，这些降臣为清军夺取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大批降清文臣武将的合作，清朝入主中原将困难重重。
清军入关前，原关外抗清主力之一毛文龙所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后降清；
做过关外明军统帅的洪承畴降清；
据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降清，开放了入关的最后一道障碍；
在清军南下进攻南明福王政权时，左梦庚在左良玉死后，率领长江中游的南明军队投降；
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的江北四镇统帅中有三镇向清投降，这些直接导致了福王政权的崩溃；
清军在继续南下福建时，南明唐王政权中实际执掌军政大权的郑芝龙投敌，导致了清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唐王政权；
在最后与南明永历政权的对峙中，南明永历政权中的孙可望内讧失败后投敌，大大加速了南明永历政权的崩溃。甚至可以说，南明亡于自身。
出现大规模投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清朝入关之初，打着为崇祯复仇，共同剿灭李自成的旗号，迷惑了很多人。如吴三桂向清朝借兵时说：“三桂蒙受厚恩，怜民罹大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于大清……念之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吾朝酬报大清相助，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当清军进入北京后，士绅以为吴三桂借兵打败李自成后拥立崇祯太子复位，主动迎接，等发现迎接的是清军时，非常错愕。大同总兵姜瓖听到李自成山海关战败时，也以复明为号召，积极响应，并不知道清军志在中原，之后姜瓖在投降清朝后又反正归顺南明。中原义军在知道清兵入关后的檄文中写道：“史司马整旅江南，旌斾夹舳舻并进；吴总戎扬旍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虽然知道清兵入关，最初也以为是吴三桂借兵。至于后来，大势所趋，投降者更多了。
南明的历史告诉我们，祸起萧墙破金汤，诚所谓邦分崩离析不可守也。
